1965年初，陶铸邀请彭加木到广东考察柑橘黄龙病，他便开始着手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当彭加木用电子显微镜观察样品时，初步看出可能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可是，当时大部分人认为，这是由一种“类菌原体”引起的。


    彭加木在政治上、生活上是倔强的，在科学上也是那股倔脾气。他不随波逐流。他到各地採集柑橘黄龙病的病叶，终于初步分离出病毒。就在这时，那场政治风暴打断了他的研究工作。


    当他重操旧业，首先便着手继续研究柑橘黄龙病。他与持“类菌原体”感染的科学工作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科学上，彭加木有一股子“牛劲”，但也有一股子“牛脾气”。他轻易不服输。他鲜明地坚持自己的观点。经过多个日日夜夜，他用电子显微镜拍出了清晰的柑橘黄龙病线状病毒的照片！这是在国内首次用事实证明，柑橘黄龙病的病因是由线状病毒引起的。


    这么一来，连那些支持“类菌原体”论的科学工作者，也不能不在事实面前承认，的确存在着柑橘黄龙病的病毒。不过，他们也并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论点，因为他们也有许多事实证明“类菌原体”引起了柑橘黄龙病。


    经过双方多年激烈的论战，如今双方得出共同的结论：柑橘黄龙病的病因是复杂的，既有“类菌原体”感染，也有病毒感染——这叫“复合感染”。


    彭加木是倔强的。正因为倔，他坚持了下去，找到了病毒；也正因为倔，他有时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不过，当他的“牛脾气”转过弯来了，真正感到别人说的也在理，这时，他就听进去了。正因为这样，他最后还是同意了“复合感染”的理论，认识到“病毒论”与“类菌原体论”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我就是不签名！”


    中国的政治风云是多变的。


    正当彭加木沉醉于科学王国之中探索珍宝时，“四人帮”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总理。


    在制订十年科学规划时，周总理曾说过：“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里提。”


    “四人帮”反其道而行之，大砍基础科学研究。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七个基础科学专题小组，被解散了六个，只剩下彭加木的植物病毒组还在那里工作，不断写出科学论文。于是，种种流言飞语，向彭加木袭来：


    “植物病毒组是一个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植物病毒组是打着联络实际的旗号，干着脱离实际的工作！”


    彭加木没有理睬。他的回答是：“他说他的，我干我的！”


    1976年春，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四人帮”颳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妖风，矛头直指邓小平。


    对于“四人帮”的这些阴谋，彭加木是看得很清楚的。当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强令党员要带头“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写“批邓”大字报。


    在“四人帮”的淫威之下，有些党员便照抄，写了“批邓”大字报，应付了事。然而，彭加木却一张“批邓”大字报也不写。这时，一位好心人给彭加木通风报信：“市里派来两个人，正在所里统计哪些党员写了‘批邓’大字报，哪些党员没有写。据说，查下来只有你没有写。你赶紧写一张吧，不然会惹麻烦的。”


    彭加木笑笑，摇摇头。


    下班之后，另一位好友到他家里去。彭加木毫不掩饰地谈了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他说：“群众纪念周总理，有什么不对？怎么会成为‘反革命事件’？以三项指示为纲，错在哪里？”


    风声越来越紧。大约是那两个人的调查报告送上去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开始注意彭加木，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于是，在一次全所大会上，一个头头就声嘶力竭地叫嚷道：“到现在为止，还有这样的共产党员，连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写！他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尽管这个头头没有点名，人们一听，心里都明白——这不是指彭加木，还会指谁呢？人们都暗暗替彭加木担心。


    这次大会，又动员写“批邓”大字报。会后，有几位同事合写了一张“批邓”大字报，把彭加木拉住，好心劝他道：“你来签个名算了，免得麻烦。”


    彭加木非常倔强地说：“我彭加木的名字，就是不签在这样的大字报上！”


    这件事，被上面知道了。他们准备继“清队”、“清查5.16”之后，第三次揪斗彭加木。


    就在这时，中国大地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八章 返疆


    ◆重回第二故乡


    “四凶”肆为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风暴、动乱，结束了。被颠倒了的历史，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此时此刻，彭加木的心情既兴奋，又焦急。他急于想把被“四人帮”耽误了的时光追回来。他郑重其事地向党组织诉说了自己的心愿：“重上边疆，重当‘铺路石子’。无论是去西藏，去云南，去新疆，去青海，我都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