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叔芳着急了，去请一个熟悉的医生帮忙想想办法。这个医生深知彭加木的倔脾气，便附在夏叔芳耳边，吩咐如此如此……
晚上，彭加木正在家看书，响起了敲门声。夏叔芳装着没听见，彭加木放下书本，便去开门。
门开了，来访者就是那位医生。她多日不见彭加木，刚坐下来，便细细打量起他来，惊讶地说道：“老彭，你脸色不对呀，是不是生病啦？”
彭加木强忍着咳嗽，头说：“没病，好好的。”
那医生便用手摸他的前额，连连说：“没病？你好像在发烧！”
医生转身问夏叔芳：“家里有体温表吗？”
夏叔芳说时迟，那时快，一拉开抽屉，就拿出了体温表。
彭加木没办法，只好坐在那里，量了体温。
医生一看体温表，又吃了一惊：“唷，都快40c了，怎么还不去看病？”
这时，夏叔芳在一旁，也连连催促彭加木去看病。
谁知彭加木来了个“缓兵之计”，说道：“现在医生们都下班了，明天去吧。”
医生早料到这一手，说道：“医院规定，体温39c以上，就可以挂急诊。我陪你去，现在就挂急诊。”
这下子，彭加木无可奈何，只好在医生和夏叔芳的陪同之下，到中山医院去了。
夏叔芳一边走，一边暗暗佩服医生的妙计。倘若不用如此妙计，即使用拖拉机拖，恐怕也难把彭加木拖到医院里来。
后来，夏叔芳背着彭加木，把他的病情反映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请求不要再让他蒸吡啶。但是，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根本不理，仍然叫彭加木蒸吡啶，致使他早已得的吡啶慢性中毒越来越严重，大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
◆“只有一个人也干！”
直到1973年，彭加木才结束了蒸吡啶的生活，回到科研岗位上来。
领导找彭加木谈话，问他愿意干什么工作。
出人意料，彭加木提出了正式申请：“我愿到西藏工作！”
领导一听，怔住了。因为他牢牢记住，王洪文的“指示”中有“内部控制使用”这么六个大字，这样的人怎能到西藏去呢？可是，又不好把话讲明，便故意制造障碍，说道：“到西藏去，户口也得迁去！”
谁知彭加木一听，很痛快地答道：“行，把我的户口也迁去，我愿意在那里干
一辈子！”
领导无话可答，只好在屋里来回踱着方步。半晌，才说道：“这件事，我们再研究研究。你再考虑一下，如果把你留在所里，你想干什么？”
“继续过去的工作，研究植物病毒。”彭加木答道。
“研究植物病毒？在运动中，植物病毒组不是散伙了吗？现在，这个组连一个人也没有。”领导以为，彭加木在“牛棚”中关了多年，消息一点也不灵通。
“只有我一个人，我也干。”彭加木深知研究植物病毒，在农业上有着重要意义，所以无论如何要坚持这项研究工作。
就这样，彭加木又回到了电子显微镜实验室，用这“科学之眼”继续探索植物病毒的奥秘。不过，植物病毒是庄稼的大敌。要研究它，第一步就是到田间去观察庄稼病状，採集样品。不下乡，不到农业第一线去，研究植物病毒成了无米之炊。这时“内部控制使用”这六个字，像紧箍咒似的，束缚着彭加木。
彭加木来了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当时，正颳起“开门办科研”之风，彭加木要求下乡，他们没有理由可以阻拦。
于是，植物病毒组又恢复了，被锁困多年的彭加木，终于又在祖国各地奔忙了：
他来到江苏、浙江，考察桑树萎缩病；
他来到广东、福建，调查柑橘黄龙病；
他来到山东泰安，了解枣疯病；
他来到河南新乡，探索小麦黄矫病；
他来到北京、河北，研究小麦丛矮病；
他来到上海郊区，探讨蔬菜病毒……
彭加木以“植物病毒组”的名义，在短短的几年之中，连续发表了多篇科学论文，请注意，彭加木的这一系列论文，绝大部分是在《中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这一点便说明了这些论文是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其中，特别是详细研究了柑橘黄龙病。为了调查这种植物病害的病因，仅福建一地，彭加木便去过多次：
1964年，到了福州、龙溪；
1965年初夏，到龙溪工作了一个月；
1965年下半年，到龙溪採集柑橘黄龙病样品；
1966年，到龙溪；
1967年，到福州、龙溪；
1973年，又来龙溪。
1974年、1977年、1978年、1979年，又多次到福州、龙溪……
彭加木的论文，正是在这样反覆考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他的关于柑橘黄龙病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所谓柑橘黄龙病，是指柑、橘得病之后，树梢的叶子全部发黄，看上去像条黄龙。得病之后，根系腐烂，全树衰竭，产量大减，是柑、橘生产中的大患。
早在1943年，我国科学工作者陈其，首次对华南柑橘黄龙病作了研究，发表了论文。但是，柑橘黄龙病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不清楚。从此，人们开始探讨这种病害的病因，多年悬而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