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那“内部控制使用”的紧箍咒，再也不会念了，彭加木可以展翅高飞了。尽管他在那“史无前例”的风暴中受了那么多磨难，他却不埋怨，不后悔，不观望，不犹豫，他的目光总是向前，向前。


    组织上慎重研究了彭加木的要求，觉得青藏高原气压低，彭加木的身体恐怕吃不消；青海他没去过，开展工作较困难；云南和新疆他去过多次，比较合适。


    新疆方面一知道彭加木要重上边疆，立即发出了邀请，于是，组织上决定让他去新疆工作。不过，考虑到彭加木年已半百，又有严重的上腔静脉后遗症，因此只同意他在每年夏天去新疆，其余时间在内地工作。


    1977年，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给彭加木汇来了路费（他每次去新疆，都是新疆分院给他寄路费的）。7月，彭加木离开了上海，奔赴阔别了十多年的新疆。


    一路上，他的感触颇深：在50年代，他从上海去新疆，只能坐火车到甘肃，再换长途汽车进疆；在60年代，火车可以直达乌鲁木齐了；如今，他坐着飞机进疆，花了六七个小时，便可从上海直抵乌鲁木齐了。


    一路上，彭加木兴致勃勃地透过飞机的园形舷窗，俯瞰着祖国那广袤无垠的大地。飞机翼下出现巍峨耸立、顶上戴着白皑皑“雪帽”的博格达峰——天山的山峰，彭加木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他的心在激烈地跳动：


    “哦，新疆——我的第二故乡，我又回到你的怀抱。”


    唐朝诗人王维在《渭城曲》一诗中，曾感嘆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如今，彭加木却是“西出阳关多故人”。当他走下飞机，老朋友们蜂拥而来，紧握着他的手久久不放，热泪夺眶而出。


    是呵，在那乌云压城的岁月，新疆的老朋友们听到了关于“梅花党”的传说，听到了彭加木的消息，他们心急如焚——彭加木为了新疆的科学事业呕心沥血，怎么反而被颠倒为到边疆“刺探军情进行特务活动”呢？这是多大的冤枉啊！


    正因为这样，老朋友们一听说彭加木劫后余生，仍重返边疆，何等欢欣，奔走相告。他们都巴不得想早一点看到虎口逃难的彭加木。


    想不到久别重逢，彭加木却只字未提那痛苦的遭遇，一个劲儿打听新疆分院186的现况如何，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严师


    彭加木劫后重返新疆，自然引起了记者们的关注。


    有一次，一位记者问起了这样的问题：“你在新疆分院担任什么工作？”


    彭加木一听，便知记者在打听他在新疆分院的“头衔”。


    他幽默地答道：“我在新疆分院，担任铺路工作！”


    彭加木的回答，使记者愕然。


    确实，说来颇使人难以相信：彭加木多次来疆，是新疆分院的“开国元勛”之一，可是，他的唯一“头衔”只是“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从未在新疆分院担任过一官半职！在别人看来，这几乎不可理解，而在彭加木看来，却理所当然！


    过去，彭加木来新疆是为了“铺路”；如今，彭加木来新疆也是为了“铺路”。


    彭加木深知，人才是发展科学的基础。要推进边疆的科学事业，必须悉心培养一批科学人才。于是，彭加木在新疆，带了四个助手，开展植物病毒研究工作。


    这四个助手，在植物病毒研究方面都是新手：


    小李，她虽是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可是从来没摸过电子显微镜；小赵，新疆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在大学里没有学过多少专业知识；吾尔尼沙，维吾尔族姑娘，新疆医学院的毕业生，连讲汉语、看中文书籍，都感到吃力；小关，高中毕业生。


    彭加木以他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格言：“我想作一颗铺路的石子，让别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过去……”他，正是让这四个年轻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过去”，走上了攀登植物病毒学高峰的道路！


    小李还清楚地记得，在1977年夏天，陈善明带着她去见彭加木。当时，彭加木正在电子显微镜旁忙碌，小李心里可紧张呢，双手不知往哪儿放才好。谁知彭加木一见她，便拿来一堆病毒照片给她看，又领着她参观电子显微镜，小李看到电子显微镜构造那么复杂，操作又是那么精细，害怕自己难以胜任。


    彭加木却鼓励她道：“没关系，慢慢做，就会的。我在学校里，也没见过电子显微镜。”过了几天，小李很快就熟悉彭加木了，知道他是一个没有架子的人，也就很随便了。


    小李是个急性子的人。她在家里用缝纫机做衣服，缝错了，照理应当用刀片把线一点点拆开，然后重新再缝。小李一急，索性用手扯，一扯便把布扯破了，结果做成的新衣虽然一次也未穿过，却已打上了补丁！然而操作电子显微镜，却要非常细心、耐心。要拍一张病毒照片，从田间採样开始，切碎、浸取、差速离心、提纯、成膜，一直到拍摄，要经过几十道工序。不论哪一环节出了问题，都无法拍出清晰的照片。


    彭加木技术熟练，一个上午能拍90张电子显微镜照片。可是，小李拍了一个上午，连一张都拍不好。小李着急了，越急越是乱了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