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加木细细一想，他确实讲过大字报上所摘引的那段话。那是在一次党小组会上，讨论“再版前言”，彭加木觉得其中提法不对，就直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彭加木是一个胸无城府的人，心中搁不住话，有什么就说什么。谁知那一席话却被记录，成了他的“罪行”。其实在党内的会议上，本来就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更何况彭加木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在迷信泛滥的年头，在“顶峰论”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哪里还讲民主？哪里还讲真理？就这样，彭加木遭到了数以百计的大字报的点名“批判”。批来批去，所批的“黑话”就是那么一段话。
策划者们渐渐感到那颗“重磅炸弹”虽有分量，但是只有一颗，未免太少了。于是，深入“发动群众”进行“揭发”。
不久，又一颗“重磅炸弹”在彭加木头上爆炸了。
这颗“炸弹”也够厉害，标题是：“彭加木骂马克思‘该死’！”
哼，彭加木不仅疯狂攻击毛泽东思想，还攻击马克思，真是“狗胆包天”、“狂犬吠日”！于是，又一批大字报开始“批判”彭加木。
如果说，第一颗“重磅炸弹”还算是依据事实进行“揭发”的话，那么第二颗“重磅炸弹”则纯属造谣了！
事情是这样的：彭加木是学农化的。在19世纪，德国有个化学家叫卡尔，他是一个很顽固的燃素论者（燃素论是一种错误的关于燃烧的理论），彭加木曾说过他“真该死”。想不到，却张冠李戴，被说成是咒骂马克思——卡尔？马克思！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彭加木的名字，被列入了“反党集团”名单之中。
◆居然当上了“头头”
风暴是一阵一阵的，当第一阵“十二级”的“红色颱风”刮过去之后，稍稍安静了一下。
这时，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里，王应睐、冯德培、曹天钦等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赶进“牛棚”；王芷涯等被作为“走资派”，也扫进“牛棚”。“造反派”们已经夺得了大权。可是，要实行“三结合”，总得结合个“头面人物”来坐在台上，摆摆样子。
找谁呢？
找“反动学术权威”们，不行！找“走资派”们，也不行！
找来找去，在矮子里面拔将军，结果找到彭加木头上：
第一，彭加木自1964年春天之后，已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有一定的社会
影响；第二，彭加木刚被提拔为副研究员不久，算不上“反动学术权威”；
第三，尽管彭加木被两颗“重磅炸弹”炸了一下，可是，除此之外并无别的把柄可抓。
于是，在那风云变幻莫测的年头，彭加木被变戏法似的，一下子从“反党集团”成员变成了“三结合”的“革命干部”。
1967年12月，一张大红纸贴出来了，上面除了写着“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夺取政权”之类的话之外，还宣告：彭加木担任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担任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革命委员会筹备会召集人。
彭加木尽管当上了头头，“牛脾气”依旧，还是那样心直口快，经常“走火”。
他走马上任才几天，在1967年12月25日中午，便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在一个研究所有一批“造反战士”正在那里抢档案。
彭加木搁下电话耳机，就心急火燎地出门了。
有人在旁边听说这一情况，知道彭加木一去，准会发火，便拦阻他：“他们现在正在‘火’头上，你到那里，一定会被‘弹’回来！”
彭加木不理这个茬。他风风火火地跑到现场，硬是制止了这场抢档案的风波。
有人不服，跟彭加木争吵。彭加木疾恶如仇，大声斥责他们抢国家机密，是“暴徒”！
这下子捅了马蜂窝，他们群起而攻之，把彭加木围在核心。
彭加木也激动万分，颈部的青筋怒张，像一根根筷子似的。
经过一场激烈的舌战，经过许多人从中调停，才算暂且画上了“休止符”。
彭加木回到家里，气得整夜未合一眼！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一天，墙上写满斗大的字：“老朽滚蛋！”有的图省事，干脆写成“老朽滚○！”
于是，一场游斗“老朽”的闹剧开始了。
彭加木一听，又火了。彭加木一向很尊重老科学家，特别是敬重那些所谓的“老朽”，在彭加木的心里，“老朽”就是“国宝”。
他跑到现场，硬是使游斗半途而散，以致他被一些人骂为“老朽们的孝子贤孙”！令人感动的是，即使在那样的多事之秋，科学事业横遭摧残的年月，彭加木依旧经常出入实验室，坚持他的研究工作。
彭加木办事，总是一板一眼，非常认真。在那年头，开会念语录，发言背语录，写大字报引语录，彭加木的口袋里也成天装着一本《毛主席语录》。他对毛主席是挚爱的，竟把整本《毛主席语录》认认真真地背了下来。有人不相信，对他进行了“考试”。“考试”的方法颇为奇特：“考官”说第几页第几段，彭加木则立即背出那一段全文；“考官”念一段，问彭加木是第几页第几段，彭加木也马上背出。“考官”手持语录，随手翻到哪一页，便考这一段。如此考了十几次，彭加木居然对答如流，未出半点差错，使满座皆惊！有人赞扬他有一颗“忠”心，有人笑他“书呆子气”，有人说他“形式主义”……不管怎么说，这件事例十分生动地反映了彭加木那种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精神面貌，反映了他的鲜明的性格——纯朴而又带有几分天真，认真而又带有几分执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