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座上客”到“阶下囚”


    电影演员赵丹曾画了一幅画赠给白杨，画上无诗，正巧相声演员侯宝林在旁，灵机一动，便题诗一首，其中有这么两句：


    莫道常为座上客，


    有时也作阶下囚。


    这两句诗，本是侯宝林描写赵丹、白杨在“史无前例”中的遭遇的。然而，如果移花接木，用于彭加木身上，倒也十分贴切。


    彭加木当了一年“头头”，已被内定为党的“九大”代表，忽然一阵狂风平地而起，他又从“座上客”一下子变为“阶下囚”！其实，这样的事并不足奇：“四人帮”今天根据“三结合”的需要拉你点缀一下门面，明天又可以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把你抛出。倘若不是这般变化多端，玩人命于股掌之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又怎堪称“史无前例”呢？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68年11月30日下午。那天正值星期六。


    在那种年月，每逢星期六下午，“逍遥派”们早就回家，“提前”过星期日了。然而，在那天，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人们接到来自上面的通知，今天下午有重要会议，谁都不许回家！开会的时候，济济一堂，座无虚席。因为凡是“重要会议”，“革命”派们积极参加，“牛神蛇神”们被押着参加，“逍遥派”们不敢不参加，这三类人都参加了，出席率也就近乎百分之百了。


    那天的会议，果真重要。会议的开场锣鼓早就开始了——全体到会者在那里一段又一段地齐声念“阶级斗争”语录，可是台上还不见动静。按照那时开会的规律，这意味着台上准会有“大人物”出现。


    经过“千呼万唤”，不错，姗姗来迟的一位“大人物”，穿着不戴领章的军装——那时最时髦的革命服，出现在主席台上。此人姓戴，名立清，在那鱼龙混杂的风暴之中，扯起“造反”旗号，成为王洪文的把兄弟，受到“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的重用，从“阶下囚”一跃而为“座上客”，成为掌管上海科技系统大权的第一把手。


    在欢迎的掌声平息之后，沉默了一下，戴立清清了清喉咙，念了语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台下的听众们一听，便知道今天的大会上肯定要“抓”人了。


    究竟“抓”谁呢？戴立清并不马上“抓”人，却先讲了一通关于科学院系统的“敌情”的严重性，说这里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戴立清拍案惊呼：“据我所知，科学院里的特务，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像香蕉一样，一串一串的！”此时，台下鸦雀无声，人们屏着呼吸，知道他的下一步棋，便是“一抓就灵”了。


    果然，接下去便宣布了一个惊人消息：“把老反革命、老特务分子彭加木揪出来！”全场顿时骚动起来。人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堂堂的革筹会召集人，怎么转眼之间成了“反革命”、“特务”，何况在“反革命”、“特务”这些罪名之前还加上一个“老”字？彭加木被“揪”上台了。连他自己都仿佛在梦中似的，闹不清楚怎么会跟“老反革命”、“老特务”这样的字眼联繫在一起！要知道，在上午，他还正以革筹会召集人的身份，在那里主持会议呢！就从这一天起。不，就从这天下午起，彭加木被“隔离审查”了。据那位戴立清透露：隔离审查的决定，“来头可大呢！是‘首长’（作者註：戴立清所谓‘首长’，便是指‘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亲自批的。”


    这件事，最鲜明地体现了颠倒两字：彭加木从先进标兵变为“阶下囚”，而那位刑满释放分子戴立清则从“阶下囚”变为“座上客”。


    ◆“老特务”的由来


    彭加木怎么会成为“老反革命”、“老特务”的呢？原来，在1968年秋天，“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开始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的各研究所清理阶级队伍，炮制了一起大冤案，叫做“‘两线一会’特务集团”。


    什么是“两线一会”呢？那就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央研究作为一条线，把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期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作为一条线，同国民党溃退前夕组织的“中央研究院”接应安全小组委员会连在一起，称为“两线一会”。


    其中“中央研究院”一线，是因为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朱家骅接替蔡元培先生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按照“四人帮”的爪牙们的逻辑，既然院长是大特务，那凡是那时在“中央研究院”工作过的人，都是特务！


    这一冤案涉及面极广。在上海的十四个科学研究单位内，约有二百多人被“隔离审查”，一千多人受到牵连。正因为这样，怪不得戴立清在大会上声称：“据我所知，科学院里的特务，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像香蕉一样，一串一串的。”


    彭加木是在1948年秋天，才来到“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担任“技佐”工作，当时只有23岁。过了半年多，上海便解放了。照理，这样的青年，怎么会是“老特务”呢？说来颇为有趣，那“两线一会专案组”竟认为，越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夕进入“中央研究院”的，越是年轻的，越是“危险人物”，因为那是反动派安插的“潜伏特务”，准备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潜伏”，伺机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