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得知帝国南方大臣的态度后立即警觉起来，联合用武力威胁手段向李鸿章施加压力。已与各国磋商数月而心力交瘁的李鸿章对“不明敌情”而“局外论事”的张之洞的“添乱”感到十分恼火。他认为，如果坚持不“画押”，谈判就会立刻崩裂，结果只能是将帝国拖入无休止的战乱之中——各国在京城屯兵数万，随时有扩大战争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的正常秩序无法恢复，逃亡中的朝廷的职能无法履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陷于停滞，人民的灾难和国家的衰弱只能一天甚过一天。在这种内外皆危之际，高谈阔论并不能扭转现实的危困。坚持“全权大臣必须握有全权”的李鸿章在给张之洞的电报中说：“不料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不到情急之时，李鸿章断不会如此挖苦讽刺张之洞。


    深感列强犹如“虎狼群”的李鸿章这一下病得更严重了。国中就有人十分清楚李鸿章以所谓“全权大臣”的名义和各国所进行的“议和”，其实不过是帝国自欺欺人的一个名目而已，言：“可怜名为全权，于各国开议，其实彼族均自行商定，无所谓互议也。”


    各国公使轮流来看望生病的李鸿章。日本公使最恭敬，始终点头哈腰。美国公使老是重复“祝贵大臣早日恢复”这句话。瓦德西建议让德国医生来为李鸿章诊治。只有英、法两国公使不客气，因为在对“议和大纲”的辩论中两国都做了让步，心里很不痛快，站在李鸿章的病床边恶狠狠地说：“这个大纲是最后的立场了，如果再不签字，大战马上就要爆发，希望贵大臣不要重蹈叶名琛的覆辙，自取灭亡！”据说，英、法公使走了之后，李鸿章“放声大哭”，辜鸿铭劝了半天。


    庆亲王给荣禄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详细分析了大纲的12款，除了表示在保全载漪和载澜这两个“懿亲”——与慈禧有亲戚关系的人——的性命上不能让步外，其余的似乎可以接受。比如禁止中国输入军火，中国可以从条约之外的国家进口，况且“洋商惟利是图，暗中运售，亦无从查禁。”再如拆除炮台一款，既然洋人要在那里驻军，帝国即使“坚台巨炮巍然矗立，亦属徒具外表”——这显然都是李鸿章的观点。


    在京城里的病榻上还在和洋人周旋的李鸿章没有想到，慈禧看了十一国的“议和大纲”后“惊喜万分”，因为各国开列了那么多条款，没有一条涉及她，也就是说，各国最终没有把她列入“祸首”，并且没有让她交出权力的意思，于是立即表示：“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并给李鸿章回电：“所有十二款，应即照允。”


    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中华帝国政府在“议和大纲”上签字。


    但是，辜鸿铭觉得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特别是允许洋人在帝国土地上驻军一事值得商榷，不应该这样匆匆签字。为此他立即翻了脸，说李鸿章仅仅为了保全载漪一伙的性命，任何丧权辱国的条约都肯签字。李鸿章说：“你的意思是说我是秦桧了？”辜鸿铭说：“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然后拂袖而去。


    李鸿章吐血了。


    这是这位积劳病深的大清重臣第一次出现这个症状，家人下属慌成一团。


    知道自己时日已经不多的李鸿章想快一些把谈判结束。


    谈判结束的直接标志将是各国的军队撤出京城和朝廷回京。


    李鸿章无论如何也想看到这一天。


    但是，在朝廷准许“议和大纲”之后，联军却没有丝毫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偿数额定下来，必须亲眼看到“祸首”的惩办。


    关于惩办问题的谈判耗尽了李鸿章的精力。尽管他万分憎恨把帝国推入深渊的端郡王一伙，但对皇室始终有一片忠心的他还是要极力保护皇亲国戚的尊严，他不能想像帝国皇家成员被绑到菜市口在洋人的监督下砍去脑袋的情形。他除了答应各国提出的要给在帝国最混乱的时候被朝廷正法了的袁昶、徐用仪、许景澄、联元和立山等大臣“开复原官”之外，最终还是顶住了各国反覆要求把端郡王等皇亲“正法”的压力。无论如何，满清帝国是李鸿章这个身为帝国大员的汉人的精神寄託，他愿意用尽生命最后的气力来保持他为大清帝国为官一生的“名誉”。


    1900年2月5日，拖着病身的李鸿章再次就惩办问题与各国协商。这次协商似乎令联军的立场有所松动。会后，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给美国国务卿米尔顿写信，就惩办问题谈判的过程和结果作了详细汇报，信中真实描述了协商时各国的步步紧逼和中方的极力斡旋的情形：


    阁下：


    我荣幸地向您报告，各国代表与中国全权大臣于本月5日共同开会，旨在使他们有机会听取我们在要求中提出的惩罚问题。


    为了使大家都同意，我们准备了一份说明每一个案件的简要控诉书，由外交团团长宣读。我随函附寄控诉书的抄本一份。因此次会议只限于口头上的会谈，所以控诉书不交给中国全权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