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言事”并且“蜂起”，可见直言不讳，指点江山，青年意气跃然纸上。
至少在那时候，张之洞还不是个官场滑头。
何为“清流党”？光绪初年帝国政府机构里的一群“志同道合”的激进派青年组成的政治小集团。这些满腹经纶的学者，帝国年轻的官吏，个个都是潇洒人物。比如那个宝廷就以“不爱官位爱美人”的声明且携妓办公而风流一时。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政治观点，对内评点时弊，动不动就“弹劾权要”，不管多显赫的人物，只要让他们抓到把柄就攻击不止，穷追猛打。对外则狂热主战，他们把帝国的自傲推到了极致，视一切外国势力均为粪土，要将其从这个世界上统统清除出去。所谓“主战”，指的是中法之战。他们在外交和军事上还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凭的仅仅是倒背如流的中国经典和黄色种族优秀分子的一腔热血，他们认为自古以来战争的胜败取决于人的道德完美而不是武器装备如何。结果，法国海军将领孤拔率领的舰队袭击了福州，一个小时之内11艘中国战舰全部被击毁，连马尾港的船坞上都飘扬起法国国旗了。在前线指挥战斗的“清流党”代表人物张佩纶率先逃得无影无踪。
“清流党”人物后来几乎都没有好结果。宝廷终于因为和妓女的关系问题被免官，陈宝琛请假为父亲办理丧事后再也没被启用，而张佩纶因为在前线临战脱逃而被革职，从此在帝国的官场上销声匿迹。只有张之洞是个“清流党”的异类，他不但没有遭到不幸，反而连续升迁，由巡抚至总督，官场十分得意，这就是有人说他
“巧宦热衷”的来由。其实，张之洞的幸运来自于慈禧对他的特别恩宠。当年，他在参加朝廷殿试的时候，由于他的文章慈禧特别喜欢，于是做主把他从原定的“三甲”一下子提升到“一甲三名”。为此张之洞对慈禧感恩不尽。即使他在“清流党”中活跃的时候，也始终不忘一条原则：慈禧不喜欢的事情，坚决不做。“清流党”最得罪人的事情是攻击朝廷大员，而在这群青年激进派官吏中，只有张之洞深刻理解和坚决落实了中国“为政不得罪巨室”这句官场格言。后来有人查阅考证当时的档案，发现张之洞当时所上奏的39件针砭时弊的奏摺中，没有一件涉及攻击某一个人的，尤其是慈禧所依靠的人物他更是坚决回避，奏摺中全部都是洋溢着青春热情的内政外交上的建议，这是他成为“清流党”中一个“异类”的最重要的原因。
最能够说明张之洞为官为人风格的，就算是他所写的流传后世的《劝学篇》了。这部在“戊戌变法”进行到最紧要的关头出笼的作品，其中心主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着名的、具有创见性的见解曾经轰动一时，它似乎是为处在国门到底是关上还是打开的尴尬时刻的帝国寻找的一剂救世良方。张之洞不是一个保守人物，他是最早支持康有为变法的官员之一。当时在湖广总督的位置上的他不但有和康有为坐在一起“谈学说禅”的经历，而且还是康有为的“强学会”最积极的贊助人，“强学会”的1500两银子的“开办费”就是张之洞慷慨解囊给予的。但是，张之洞与康有为在政治上採取的是一种“不结盟”的政策，个人关系上也永远採取着不即不离的态度——适当的距离就是安全的距离。当康有为等人邀请他加入“强学会”的时候，这个贊助人却回电说：“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他不会让自己的名字白纸黑字地出现在有政治企图的组织名单上。为了给世人留下他对变法所持态度的见证，他“白纸黑字”地精心撰写了《劝学篇》。这是一篇最典型的不偏不倚、立场中立的政治声明，其妙处在于：一方面主张变法革新，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以强我中华国力”；而另一方面，呼吁大力弘扬帝国的传统民族文化，主张全民以伦理道德之准则坚守思想的防线，特别鲜明地反对西方的“民权”思想：“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一句话，既要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是为“用”，又要坚决维护千百年来的帝制古训，是为“体”——张之洞之说滴水不漏。无论是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还是慈禧太后和她的“后党”们，谁能说出此说有一点政治问题？
滑头绝顶的张之洞之所以在1900年成为帝国南方官员中主张“剿灭拳匪”的大员之一，原因很简单：他不希望帝国动乱。至少他不希望他管辖的地方发生动乱。他和帝国其他的南方大员一样，正在兴办企业发展经济的兴头上。他是积极推行洋务的着名官员之一，他对拓展企业的兴趣甚至在任何官员之上，武汉着名的汉阳铁厂就是他的杰作。在开办炼铁厂的时候，他以一个实业家的“身份”替帝国朝廷算了一笔经济帐，强调了铁在国防民生中的重要作用，列举国家每年出口“土铁”和进口“洋铁”的比例关系，指出了“洋铁”的进口和国内“土铁”滞销的原因，口气简直是个冶金工程师和市场调查专家：
查洋铁畅销之故，以其向用机器，锻鍊精良，工省价廉。察华民习用之物，按其长短大小厚薄，预制各种料件，如铁板、铁条、铁片、铁针之类，凡有所需，各适其用。若土铁则工本既重，熔铸欠精。生铁价值虽轻，一经炼为熟铁，反形昂贵。是以民间竞用洋铁，而土铁遂至滞销。（《张之洞奏议》卷二十七，光绪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所上奏摺《筹设炼铁厂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