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万寿盛典”之时，帝国北方的官员忙着在街头搭彩棚，筹措珍奇礼物，然后身穿长袍马褂上朝行君臣大礼。而帝国在上海的最高官员上海道蔡钧，此时正忙着给社会各界发出请柬：为庆祝太后万寿，上海“官方”决定举办“大型交际舞会”——请特别注意这件事发生的时间：1897年11月4日。联想近百年之后中国人重新开始诡秘而羞涩地开始跳舞的情形，令人恍如隔世。当时，上海倾城为之欢愉。而帝国南方的报纸对此举的评论是：“以中国人员而设舞会娱宾，此为嚆矢。”——“嚆矢”，一种带响的箭，射时箭未到而声先响，比喻事情的开端和预兆。上海道蔡钧为了帝国太后的寿辰而举办的舞会是中华帝国历史上官方举办的第一次大型舞会。料想深宫内的慈禧至死也不想看到本应“授受不亲”的男女以为她祝寿为名而相拥相抱着疯狂起舞。这无疑是一个开端，可这到底预兆着什么，当时的人们并没有仔细思索。仅三年后，参加过这场舞会的所有帝国的官员几乎都成了抗旨的主力。


    上海道蔡钧的舞会请柬发出六百多份，均“红笺金字，封以华函”。最后实到客五百多人，多系在上海的洋人、帝国的官员和社会名流。舞会现场上海洋务局的大门口这一天车水马龙，观者如潮。“交际舞会”是怎么一回事？中国人听出使过西洋的人说过。一位曾经出使过法国的中国官员是这样描绘的：


    女子皆喜高乳细腰，小足大臀。肆中出售一种腰围，系以铜丝麻布所造，贴身服之，腰自细而乳亦高矣。又有一种假乳，造以粗布，如中土之护膝。又有一种假臀，系以马尾细布所造，形似倭瓜，佩于臀后，立即凸出，坐亦棉软……男女数百人，皆易其本服，男子有扮成缠头黑人者，有着送信人红领衣者，有苏格兰古装者。女子皆赤臂长裙，有白衣衬红花者、面擦白粉者，有涂白发形如老媪者，有扮如仙女者，有以墨点腮者。楼上吹笛作乐，男女成群跳舞……西人宴会宾客，间挟女优为盛设。无论酒楼饭馆，均可随意呼唤筵前侑酒，以取其欢。饭毕双双跳舞，时而缩颈，时而耸肩，折背扬拳，作诸般态，继而解衣，继而露臂，至于赤体而后已。（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岳麓出版社1985年版，第766页。）


    跳舞跳到最后甚至可能“赤体”，这对中国的道德家来讲简直是人间的晴天霹雳。但是，1897年11月4日，上海道蔡钧带头，帝国的官员们竟然“按照西仪”把家眷带来了，这些女眷“自上海道夫人以下，皆华服鲜衣，致敬尽礼”，其中一个帝国官员的女儿竟然会说法语，“与西人侃侃而谈”，这简直是对大家闺秀足不出户笑不露齿的帝国千年道德古训的公然挑衅。上海道将舞场布置得极其华丽，“地板以蜡磨光，可以为鑑”，“悬灯三千，奇形异彩，光怪陆离”，“环顾四壁，绣彩缤纷，画屏如嶂，鲜花盆景，娇艷动人”，“加以电光烛光，越发绚烂无比”。舞场还临时搭了“平台一座”，请来了一支外国乐队为舞会伴奏，直到凌晨两点才曲终人散。接着，上海官方在报纸上公开为这个举动做出了道德解释：“西人光明磊落，脱略为怀，虽男女聚会跳舞，乐而不淫，与中国之烧香赛会，男女混杂，大有天壤之别。”（《答问》，《格致新报》第十六册。）


    帝国南方官员和北方农民对洋人们道德水准的看法竟有天壤之别。于是就不难找出为什么帝国南方的官员们对义和团灭洋之举坚决抵制的原由了。


    张之洞被称为“东南互保”的领袖。这是一个性格复杂、行为更加复杂的官场老手。后人对他的评价相互矛盾：“巧宦热衷”、“好大喜功”算是一种说法；“励廉洁清”、“颇多建树”又是一种说法。但张之洞是大清帝国末期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之一是没有太大出入的。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县人。因为他曾经官至大学士，相当于帝国的宰相，而将宰相的籍贯纳入宰相之名的传统自明代开始盛行，因此各史中有称“张南皮”者就是此人。张之洞的父亲曾经在贵州当过知府，道光十七年他便出生在知府的衙门里。他的老家南皮县是个怪异的地方，虽为穷乡僻壤但是专门出帝国的宰相。他的堂兄张之万就于光绪十年官至相位。张之洞不是“神童”，但16岁便中举人，这归于他读书的刻苦。道光二年，26岁的他在北京会试中摘取第一甲第三名探花。先在翰林院供职，由编修升侍讲学士，又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然后授山西巡抚，开始了封疆大臣的官宦生涯。中法战争期间，他调任两广总督，在任六年后，调湖广总督，自此一直坐镇武汉，直到光绪三十二年。计算一下张之洞的经历，翰林18年，巡抚3年，总督长达23年。宣统年间他又做了大学士、军机大臣，共3年。仅凭资历，张之洞也是历经道光、光绪和宣统的“三朝元老”，历史怎可轻视？


    任翰林期间，年轻气盛的张之洞是当时着名的“清流党”人物。《清史稿》本传：


    往者，词臣率雍养望。自之洞喜言事，同时宝廷、陈宝琛、张佩纶辈蜂起，纠弹时政，号为清流。（《清史稿》之《张之洞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