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慈禧从此掌握帝国政权的“辛酉政变”离开本来有能力当皇帝的恭亲王的鼎力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虽然恭亲王非常清楚慈禧的野心，但是精明的他同样被权力的欲望所征服。怀着对已死的咸丰皇帝的怨恨，在慈禧事成之后的许诺的诱惑下，他终于和慈禧在政治上串通在了一起。他帮助慈禧度过了她生命中最艰难、最危急的时刻：包括精巧地利用已经掌握了帝国实权的“顾命大臣”们日程安排上的疏漏，包括利用“推行革新”的肃顺剥夺保守的满族大臣的某些特权所引起的不满，包括配合慈禧迅速地挟幼帝先于大臣们回到紫禁城，包括努力挑动满族大臣对肃顺重用汉大臣的反对，包括用政治恐怖手段严密地堵住了宫廷中所有敢于争辩的嘴，包括不露声色地抓人再毫不迟疑地杀人。咸丰皇帝最怕的事还是出现了，慈禧开始了垂帘听政。面对朝廷上那张在珠帘后永远让人无法看清表情的脸，软弱厚道的慈安“自愿”把咸丰帝“立即处死，以杜后患”的圣旨当面给了慈禧，之后皇后就突然“暴死”了。而那个当上了议政王且“食亲王双俸”的恭亲王也没能高兴太久，慈禧最终等到了他自己犯错的时候——抑郁了11年的恭亲王一旦得意哪能没有疏漏？他被毫不留情地赶出了军机处。至此，一个年轻的女人天才地完成了她对于中华帝国最高权力的所有政治企图。
咸丰皇帝竟然没能成功地防止那个叫做“兰儿”的女子在他死后篡夺政权，这是一件十分可悲、也十分不可理喻的事情。帝国这种政治事变的出现，总结起来源于一系列的历史因素：道光皇帝误用了奕詝为皇位继承人，咸丰皇帝的沉于女色，一个满族官吏的女儿惊人的美貌和爱穿汉家衣服、会唱江南小曲、能够很快怀孕并顺利生下一个男孩儿，咸丰皇帝的短命，咸丰生前对曾经与他竞争皇位的恭亲王的疏远甚至压制，咸丰对果断地处理已经露出权力欲望和政治手腕的慈禧的犹豫不决，咸丰生前没有建立可靠的权力基础以压制慈禧在他死后制造的政治动乱——以上任何一个因素哪怕有丝毫的异样，都会令帝国今后数十年的历史重写。而历史的现实却是，中华帝国的实际权柄掌握在这样一个女人手里达47年之久，即使在她已经成为一个老人并且像咸丰年间一样需要政治逃亡的时刻，她依旧按照她固定的模式把一个可怜的傀儡皇帝紧紧地攥在手心里-她在以一个女人的情绪和一个统治者的心理控制着这个巨大的帝国。
光绪皇帝在猛烈的塞上秋风里不可能想到热河。此刻他只想回京。“一旦颠危至此，仰思宗庙之震惊，北望京师之残毁，士大夫之流离者数千家，兵民之伤死者数千万，自责不暇。”（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9页。）自从逃亡开始，皇帝的胆子突然大了起来，偶尔敢于跟太后顶撞几句，“我是皇上”的感觉似乎要死灰复燃了。更严重的是，光绪多次向慈禧表示他要单独回北京与洋人谈判。光绪的这个意思在逃亡刚开始的时候就对慈禧流露过：“无须出走，外人皆友邦，其兵来讨拳匪，对我国家非有恶意。臣请自往东交民巷向各国使臣面谈，必无事矣。”（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诗》第七诗附註。）现在，光绪再次向慈禧提出这个请求：
已定议再西，帝尤愤，云：“我能往，寇奚不能？即入蜀无益。太后老，宜避西安，朕拟独归。否则兵不解，祸终及之。”太后以下咸相顾有难色，顾无以折帝辞，会晚而罢。翌晨，乃闻扈从士嘈杂而行，声炮，驾竟西矣。帝首途，泪犹溢目也。（黄濬：《花随人圣盫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第111页。）
光绪皇帝要求回北京直接面对洋人，这是慈禧绝对不能允许的事，原因依旧涉及权力的问题。光绪皇帝一旦从她的掌握之中跑了，就无异于帝国的最高权力从她手中丢失，洋人本来就指责慈禧剥夺了皇帝的权力，光绪一旦和洋人直接对话，哪里还有慈禧再插手的份？光绪是她藉以发号施令的本钱，本钱没了，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明知道皇帝如果能够直接与洋人“面谈”，至少可以使整个帝国少受灾难，但是慈禧考虑的不是这些，她只关心自己赖以生存的权力。
慈禧和光绪是这个世界上最奇特的母子关系。光绪本来应该是个无忧无虑的贵族子弟，要不是慈禧的亲儿子那个荒唐的同治皇帝因为嫖妓染上恶疾而死，这个叫做载湉的孩子并没有任何可能当上皇帝。载湉的父亲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这本来也就是个宗室贵族罢了。但是，他娶的夫人恰巧是慈禧的亲妹妹，这使他这一支宗室当中，竟然神差鬼使地连续出了两个皇帝，即光绪皇帝和大清末代皇帝宣统。因为和慈禧的这层关系，奕譞在慈禧夺取政权的“辛酉政变”中和恭亲王一起成为协助慈禧成功的“功臣”，他最大的功劳是在慈禧带着小皇帝秘密回宫的时候，身上“藏”着一份杀肃顺等三人的“诏书”。“辛酉政变”成功后，他的封号由郡王加亲王衔，即醇亲王，并授予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那年他只是个22岁的小伙子。这是一个“厚道之人”，说难听点，就是一个“窝囊废”。他的柔弱的性格恰恰是慈禧最需要的。当没有留下一个儿子的同治皇帝夭折之后，想继续“垂帘听政”的慈禧决定再寻找一个幼童当皇帝，于是她想到了奕譞家那个四岁的男孩儿载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