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受洋人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启发和刺激，康有为还提出了一个极其荒诞有趣的建议：派中国人到外国去“传教”！康有为派出去的中国人不是和尚、道士和尼姑，而是像他这样有学问的中国人，也就是帝国的知识分子。帝国的知识分子到外国去传什么教？当然是中国的姓孔名丘的人的思想。这样一来就可用中国的“圣教”去改造和教育那些野蛮的洋人。康有为还进而想像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出去“传教”可以一举多得，“可觇夷情，可扬国声”——扬国声是宣扬国家精神，而“觇夷情”却多少有点诡秘了——“觇”这个只有中国文人们才会使用的孤僻汉字的含义十分单一明确，就是“侦察”和“刺探”的意思。（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14～135页。）


    但是，即使是这样千奇百怪的“书”，在那个年代里也绝对是“一声惊雷”了，在帝国的历史上还没有人敢这样议论国事。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二书》虽然皇帝没看到，但是在京城却被广泛传抄，到了“索稿传天下人人墨争磨”的地步——康有为出名了。


    而且，中了进士的康有为眼看就要当官了。


    要想得到理想的官职，还要经过更高层的殿试和朝考。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名为“时务策”，考察的是对国家政策的见解。殿试之后便可取得“出身”，而且殿试的一甲三名立即会被授予官职，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第二名榜眼和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除了殿试的前三名外，其余的考生还要进行朝考，考题两道，皇帝特派大臣阅卷，朝考的成绩结合殿试名次，再由皇帝分别授予官职，其中优秀者授翰林院庶吉士，其余分别授主事、中书和知县等官职——中国的读书人只有进了皇家最高人才库翰林院才算是真正地要飞黄腾达了——帝国的大员们几乎都来自于翰林院。


    康有为的殿试和朝考都考砸了。


    其实，康有为能以37岁的年龄中进士也纯属侥幸，侥幸于另外一个考生的考卷写得太好了——那个考生就是他的门生梁啓超。


    梁啓超，和康有为同为广东人，比康有为小16岁，他的家庭世代充满了“力求功名，热心世事”的寒士家风。祖父虽然“饱学多智”，但是在考场上奔波一生，只考得秀才，最后花钱捐了一个“县教谕”的小官。父亲的运气更糟，“屡试不第”，连个秀才也没混上，一辈子仅仅是个教书先生。这个对功名追求得几乎绝望的家庭把所有的希望全部集中在梁啓超这个长子身上了，因为他“天资聪慧”，六岁时已能对仗合体用典自然，九岁时能写出“洋洋千言的八股文章”，十岁时得到了一本曾经考取过殿试“探花”的着名洋务派人物张之洞的着作《■轩语》，“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考中秀才之后，梁啓超16岁参加举人考试，做的八股文的题目有：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至’子不语怪力乱神》；二、《来百工则财用足》；三、《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诗的题目更是充满南国风味：《荔实周天两岁星》。梁啓超诗文写得美妙如同浮云悬月，于是考取第八名举人。更让他和他的家庭意外欣喜的是，在主考官、副考官、学政等官员们和新科举人一同“欢宴”的时候，主考官李瑞一眼便看上了这个年轻举人，竟然当场决定把自己的堂妹嫁给梁啓超，这真的证实了中国人的那句老话：书中自有颜如玉。


    而这一年，帝国全国范围内的举人考试，有一个人和梁啓超一起参加了，这就是32岁的康有为。但是康有为和梁啓超不在一个考场，梁啓超在广州，康有为参加的是顺天府考场的考试，地点在北京。当梁啓超春风得意的时候，康有为正心情沉痛：他没有考中举人的原因很复杂，除了才力运气之外，还因为他复杂的思想——这时的他已经开始思考中华帝国的“变革”问题了。考试期间，他每晚在昏暗的油灯下并不是在研读典籍，而是在给帝国朝廷的名人写信：皇帝信任的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潘祖荫、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大学士徐桐等等，信中大谈国家急需变法变革，因为日本已占领了琉球，法国併吞了安南，英国夺取了缅甸，中国的整个边疆几乎被帝国主义包围，下一步就该是全面围剿帝国了，而整个帝国从上到下还在沉睡不醒。康有为夜夜急书，天一亮就上街满城乱转，想办法把这些信件送出去。结果可想而知，据说大学士徐桐看过信后极其愤怒，骂道：这个狂生！由于信件的内容太“反动”，徐桐把康有为这个名字记住了，这也许就是康有为希望得到的效果，他希望他的名字能够在帝国的政治上层挂上号，但是他没想到由此带来的另外一个灾难性的后果：虽然他渴望中国进行“变革”，但他同样渴望考上举人，考上进士，当上高官，而批阅他的考卷的考官只能是骂他“狂生”的那些人物——他怎么会不考砸呢？


    康有为回到了广州，开办了由他执教的“学堂”：万木草堂。康有为不是进士，连举人都不是，居然开学堂办教育，于是遭到人们的耻笑和攻击。但是，他终究是一个已经小有名气的上过“书”的“公车”，慕名而来的学生居然不少。严格地说，万木草堂不是一个学堂，而是一个“政治团体”。学堂讲的不是八股文，而是要探讨国家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