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里，为帝国皇帝开出的一剂良药是：“近之为可战可和，而必不致割地弃民之策；远之为可富可强，而必无敌国外患之来。”他首先从台湾不能割让开始，说服帝国的皇帝“吃药”：“窃以为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心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意思很明白：如果放弃台湾，那么百姓就会认为他们拥戴的政府不一定什么时候也会放弃他们，这样的政府拥戴它干什么？何况帝国主义们的贪心是一样的，台湾割让了，以后别的国家要中国的土地给还是不给？不给，他们就必然学习日本人动武——“有一不与，皆日本也。”——而战争一开打，帝国军队还是会战败，战败只好再割地。国土都割让光了，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皇帝还有什么意义？因此，当务之急是“鼓舞民心”而不是“鼓舞夷心”。康有为药方中的四味药是：“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14～135页。）
康有为建议皇帝立即向全国下三道诏书：
一为“罪己诏”。皇帝在诏书中为战争的失败承担责任，并且应该说这样的话：“今日本内犯，震我盛京，执事不力，丧师失地，几惊陵寝，列圣怨恫”，“特下明诏，责躬罪己，深切痛至，激励天下，同雪国耻”。这个建议的天真程度是惊人的：在中国的专制历史上，皇帝基本上不是人，让“一贯正确”的圣明天子如同课堂上的小学生向老师承认错误一样向国人百姓发表自己的“检讨书”，如果中国真会有这样的皇帝，又何至于拖着辫子去别的国家商量如何让出自己的国土！更妙的是，帝国的“公车”们对皇帝的检讨书一旦发表所产生的景象的描述更加天真烂漫：“忠臣义士读之而流涕愤发，骄将儒卒读之而感愧忸怩，士气耸动，慷慨效死。”——感动得流泪甚至慷慨耸动已经是很可观了，而“忸怩”一词更是来得突然：胆小怯敌的士兵饥寒交迫之中读到皇帝的“检讨书”，竟然出现一种类似害羞的表情，这样的温情的场面不是帝国的文人绝无此奇妙的想像。
二为“明罚之诏”。康有为建议皇帝“赏罚严明”，对那些耽误国家大事的人要严厉惩处绝不姑息。这个建议本不算新鲜，中国历史上的谏臣常为之，至于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另当别论。问题是，哪些罪行属于严惩之列？康有为列举有：“辅佐不职”、“养成溃痈”、“主和辱国”、“战阵不利”、“闻风逃溃”、“剋扣军饷”、“丧师失地”、“擅许割地”、“辱国通款”、“守御无备”等等。这是一个“罪行大全”，从皇亲贵族、战场官兵、总理衙门一直到政府各部都骂遍了。中国文人对国家弊病的指责历来有“一勺烩”的通病，于是被骂的用不着同仇敌忾，知识分子们的灭顶之灾就会转瞬降临。何况其中的“主和”一条，谁都知道这是慈禧太后的意志，在帝与后关系紧张微妙的时刻，让皇帝收拾“主和”的罪魁，文人们的意思是不是要求皇帝把中国的老佛爷也顺便严厉惩办了？
三为“求才之诏”。这也是一条原本不新鲜的建议，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没有一个不标榜自己“爱才”的。但是，这话从正在“高考”并且前途渺茫的举人康有为嘴里说出来，便有另外一种味道了。帝国官场上一向依靠“论资排辈”和“裙带关系”两个基本原则运转。为了让皇帝认识到“破格提拔”“有才能的蓝色长袍人”的美好前景，康有为表述道：“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必咸致死力，以报皇上。”——“以报皇上”的措辞中似乎有着慷慨赴死的决心——可惜的是，至少康有为们的历史表明，帝国政府从来没有过“破格”的想法，即使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某一位当权者真的“破格”选拔了几个知识分子进入政权中枢，其政治命运也往往是极其被动扭曲的——想来人生还不如不被“破格”提拔的为好。
热血沸腾的康有为还是涉及了一个严肃而敏感的问题：帝国体制的变革。“变法成天下之治”——这是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重要建议，也是康有为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有政治动作的核心。仅仅在《上清帝第二书》里，康有为关于变革的设想和建议就几乎囊括了支撑帝国经济的各个方面，拿他的话来说就是富国、养民、教民和革新。“富国”包括了对下列行业的整顿：货币、银行、铁路、工业制造、矿业开发和邮政。“养民”包括优先发展农业、鼓励科技发明、加强贸易流通和开拓民政事业。“教民”包括加强中国教育中自然科学的含量，内容例如天文、地矿、图绘、医律、化电、机器、武备、驾驶等。当然，在普及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不能忘了中国的文明传统。具体建议是：把全国乱七八糟的“乡落淫祠”全部取缔，改成孔子庙，令全国一律“独祀孔子”，以“庶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严肃的建议到这里还是发生了荒谬的拐弯——康有为们所说的“乡落淫祠”指的是什么？也许是指民间那些“不正规的信仰”吧。让四万万人的思想“独祀”一个孔子，这恐怕是只有帝国文人才会想到且为之不懈努力的一个理想境界。帝国文人的矛盾在于，他们是最反对给思维“划定范围”的人群，而为了让皇上高兴，他们又是用文字围剿“不规范思维”的最积极者。这样的矛盾延续千年，史不绝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