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作俑者，乃石原莞尔本人。所以他的战略构思无法推行是註定了的。
石原升任作战部部长是1937年3月，接任他留下来的作战课课长职位的不是别人，就是几个月之前讽刺他的武藤章大佐，与此同时新任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课长是田中新一大佐
四个月以后的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
不少日本人喜欢探讨所谓“卢沟桥事变的真相”，研究是谁开的第一枪，除了日本人的严谨习性之外，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悔不当初”的感情。冈村宁次有一句话最好地说明了这种研究热的由来：“：“《塘沽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的长期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境界线，如果那时候就停止了那种积极的对外政策就好了。不，就应该停止。”很多日本人一直在吃后悔药——如果没有“卢沟桥事变”就好了。他们没有想到或者不愿去想：卢沟桥事件本身可能是偶然事件，但卢沟桥事变反映出来的当时中日关系和中日民族的想法则是必然的。在华北大地上已经铺满了干柴，随便的一点星星之火都可以燎原的。
首先，当时的日本人作为一个整体民族也好，作为单个的个人也好都极为好战。在军部和不良媒体的宣传下“惩膺暴支”已经成为日本人的一种主流思维，其实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中国除了是“暴支”之外，还是“弱支”，只是一个支离破碎，病入膏肓，等着日本去占领的弱国，都不存在“战斗”的问题。
反过来看中国，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甚至大多数地方军阀，他们也渴望战斗。但这不是一种能用“好战”来解释的情绪，这只是一种求生的本能。中国弱，很弱，同样的战斗，中国要比日本付出更大的多的代价和牺牲，但中华民族在当时没有选择的权利和资格，战争是被强加了在他们头上的。作为整体民族也好，作为单体个人也好，要想生存下去，首先必须战斗，这就是1937年7月在中国大陆存在的事实。
末日（四）
所以在“7.7事件”发生以后，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立即决定了不扩大的方针，石原是这样想的，如果和中国开战，即使把战斗区域限制在黄河以北地区也需要：
1. 同时动员15个师团。
2. 使用一半以上到目前为止积蓄起来的军需准备量。
3. 战火可能烧过黄河，扩大到上海。
4. 半年以上的作战时间，和
5. 55亿日元以上的军费。
（载有“77事变”消息的《大坂朝日新闻》号外）
这些后果不利于他的“最终全面战争”，所以石原主张就地谈判，不扩大事态。石原的主张得到了一些支持，参谋总长闲院宫也向“支那驻屯军”下达了不扩大的指示，近卫内阁也在内阁会议上做出了不扩大的决定——就是说日本陆军军部作为一个组织一开始还是不主张扩大事态的。但是不扩大派其实就只有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和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和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这么数得出来的几个人，其余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成员几乎全是主战派，以陆相杉山元大将为首，加上军务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大佐和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这两个身居要职的主战派。
挑起事端的“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当时正病入膏肓（后来于7月15日死去），参谋长桥本群少将和作战参谋池田纯久中佐倒是主张慎重行事，不可扩大事态。但关东军和朝鲜军却无比关心，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等纷纷上书陆军中央，要求“决断”。关东军的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就干脆跑去了天津督战，生怕打不起来。
7月20日，陆军大臣杉山元向内阁提出动员三个师团的提议被否决，但是杉山元又再次提出了动员提议，这次得到了内阁同意。局势已经不是石原能够控制的了。石原只好在7月27日下令在内地再动员三个师团以援救在京津一带遭到顽强抵抗的日军。于是7月28日“支那驻屯军”向北平，天津发动了全面进攻，至此，石原的“满洲国”和“最后决战”的画饼，已全成泡影。
其实本来那张被战后老是美化的石原牌画饼是一个极大的悖论：因为有了石原莞尔这个日本陆军的异类，才会有这张石原牌画饼，同时也正因为有了石原莞尔，这张饼才会成为画饼。日本民族有个缺乏计划性，缺乏远见的缺点，像石原莞尔这样作出几十年战略规划的人在日本人中实属凤毛麟角。所以石原莞尔从陆军大学校毕业后十五年间无法进入陆军中央机关，一直是不受欢迎的边缘人。而当十五年后石原莞尔作为民族英雄进入陆军中央后，从表面上看风光无限，但实际上石原在陆军中央十分孤立。石原最致命的短处就是没有经验，没有官场经验，不知道应该怎样在官僚机构中上下周旋来推广自己的想法。石原除了些形如黑社会似的大陆浪人以外没有朋友，没有人来指点他应该怎么做。而且石原是中央官僚和少壮军官们妒嫉的对象：他是以一种非主流的方式成功的。
在石原身上还披着“战神”的荣光的时候，大家不敢出头反对他的意见，因此石原可以达成自己的目标。但荣光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特别是石原莞尔在被后起的石原莞尔们看作前进路上的绊脚石的时候，所有的反感和牢骚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喷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