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人们则去请关东军。


    满洲浪人们的方法一般是这样：首先用朝鲜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自作主张地开沟修渠，有意挑起冲突。冲突发生以后，威逼利诱张家父子手下的官宪不闻不问，再出动关东军“维持秩序”，最后把中国人强行赶出家园。所谓“万宝山事件”和其他数不清的中日民间冲突全是这个模式，别看简单无赖，但相当有效。因为张学良忙于泡妞抽菸，这些事和他无关。而且张学良本人就在发行不兑换的“奉票”收购大豆，巧取豪夺，其实是在和日本人比赛谁更能盘剥中国农民罢了。谁更有能耐不知道，但起码张学良不会怎么大逊色。


    不要觉得日本人的做法太无天理天良，就这样日本人还觉得这太麻烦呢。如果查阅那时候的资料能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从日本政府人士开始，包括关东军和大陆浪人在内都有一个共同的说法，要放弃所谓“满蒙权益”。可千万不要以为那是什么“良心发现”而要把掠夺来的中国的东西还给中国，放弃“满蒙权益”的含义在于“满蒙权益”这个单词的存在就在提醒着世人：不管是什么来历，日本也只不过是在满洲拥有一些“特殊的权益”而已，满洲，不是日本人的。所以对于日本来说，进入30年代以后，已经是到了要消灭“满蒙权益”这个词彙的时候了，他们要直接占领满洲和内蒙古！


    石原莞尔是个狂热的日莲宗信徒。这是日本的一门极富攻击性的佛教宗派，据说原来是中国的天台宗，传到日本去了以后不知怎的就带上了通常佛教所没有的攻击性。特别是在明治以后，日莲宗在国家权力有形无形的支持下，成为了皇道派右翼力量的大本营。皇道派团体及其所发动的事件，像“血盟团”，“立宪养正会”，“2.26事件”等等，背后都有日莲宗的影子，一直到战后的三岛由记夫思想中都有日莲宗的痕迹。


    日莲宗的预言是会有一次“世界最终战争”，这次战争以后会消灭除了日莲教以外的所有宗教，由日莲教来统一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最终战争”的爆发的时候据说是在佛历两千五百年（1956年）。让石原莞尔来解释这件事，就是“文明的冲突”理论。石原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要进行一场所谓“最终的战争”。石原又认为，在这场“最终战争”的较量中，日本在战略地位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国土没有纵深，没有战略物资资源。在这场持久战的过程中，日本一定要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


    板垣征四郎对这种“理论”十分佩服，一字不漏全记在笔记本上了，回奉天后找来石原莞尔再次研究。于是石原莞尔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就每星期碰一到两次头，专门研究占领和统治满洲的问题。石原还叫人拟了一份计划，1930年12月计划完成，石原捧着计划踌躇满志地说：“好了，还有两年。”


    还有两年，这两年对日本人来说已经是度日如年了，尤其是对于满洲的日本浪人来说。以“满洲青年联盟”为首的满洲浪人们对关东军迟迟不肯有所行动已经是怒火满腔了。这个名叫“满洲青年联盟”的右翼组织被不少人以为像日本本土的那些军部操纵的右翼组织一样从一开始就是关东军的御用组织，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满洲青年联盟”成立于1928年，原来叫“满洲青年议会”，一开始只是一个在满洲的大陆浪人的一个民间组织，和关东军没有关系，反而其主要活动除了和现在的日本右翼团体有点相像的到处狂呼乱喊搞宣传之外，就是对关东军施加压力，迫使关东军在各地武装参与争斗。


    最早提出应该取消“满蒙权益”的就是他们，他们认为“满蒙权益”已经成了包袱。关东军应该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以把满洲变成“独立国家”。1931年5月“万宝山事件”以后，“满洲青年联盟”组织了大批律师回日本到处讲演，唤起日本舆论注意满洲问题。在他们的演讲中经常可以听到：“关东军的军刀是不是用竹子做的？”，“关东军是不是已经忘记了怎么拔军刀了”这样的挖苦关东军的话。


    关东军受不了这种挖苦，一天以总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为首的参谋部军官屈尊宴请青年联盟的干部们。酒足饭饱以后，青年联盟的干部们被请到了参谋部会议室来“听取意见”。


    正当那些右翼分子们慷慨激昂地在演说的时候，角落里发出了一声哈欠：“啊……烦死了，不就是些要霸田抢地的陈词滥调吗？八嘎丫鲁，关东军又不是你们的保镖，凭什么帮你们去打群架？抢不到东西就不要出手，在这里哭哭啼啼也不怕丢人。”


    青年联盟的小右翼们怔住了，在全国上下一片支持的气氛中，还没有人敢如此抢白他们的，这是谁啊？


    站起来了一位面生的中佐：“你们口口声声要保护日本人的利益，说得那么慷慨激昂，其实和那些在街上坐了中国人黄包车不给钱还打人的混混们有什么区别？你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主张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