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们扎根于地方。各市、县和州所设立的无数政府，按人口平均计算比西欧那些中央集权的国家给人民提供了更多的政治职务和机会。面对着数不清的政治上的美差，地方上的政党蓬勃地发展起来。我们曾经听见一名西部移民解释道，“由于每个人都能弄到一官半职，发展县的党组织就有了非常理想的条件。”如果没有成千上万名政党工作者热情工作，以求在本地得到一官半职，美国的政党制度要发展起来是不可能的。约在一八○○年之前，地方官员一般都是靠各自竞选来取得职位的。以后这种做法逐步发展为把不同级别的候选人结合起来写在同一张“候选人名单”上，把他们提交给选民（这就是约于此时出现的一种美国方式）。殖民地时代维吉尼亚选举“公民代表院”的传统方式——大家当着邻里的面进行口头选举，很难用于选举为数众多的官员；它也不适合那种提出“党的候选人名单”进行选举的做法。另一些旱期的选举法也不适用了，例如在宾夕法尼亚，一直到一七九六年时政府仍未能提供印好的选票，按照当时的选举法，还需要用手来誊写人名。一名富有创新精神的共和党候选人在全州张贴印好的候选人名单，使选民可以很方便地抄下名字；他还要求他的共和党朋友和他们的家人事先抄写党的候选人名单，以便选民们拿到投票处去，作为自己的选票投入票箱。


    要选的官员的数目不少，这件事本身就需要各政党进行协助和组织（例如在一七九六年宾夕法尼亚的选举中，选举合众国总统的唯一办法就是要在你的选票上写下选举团十五名成员的名字）。一七九六年纽约州的选举中，居民已经可以在“共和党候选人名单”和“联邦共和党候选人名单”之间作出选择，这两份名单都是在党的特别会议上拟定的。一些共和党代表在德拉瓦的多佛开会，“目的是拟出一份候选人名单，以便在随后举行的大选中推荐给肯特县的共和党公民”，名单列上了国会和州的各项职位的候选人。当不同级别的公共职务候选人认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这份候选人名单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时，他们也参加进来发表他们的政治原则和纲领。因此，藉助于一些得力的政治家如托马斯·杰斐逊的组织活动，“党的候选人名单”就非正式地成为惯常的方式了。来自上面（如在维吉尼亚）和来自下面（如在新泽西）的压力，促使政治家在选举日里把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争取县的职位或想进入州议会的候选人，都乐意和比较知名的国会候选人或者和支持某个着名人物的总统选举团成员相联繫；同时，竞选联邦职务的候选人也愿意和那些在邻里中闻名的竞选地方职务的人携手共进。


    这种惜助党的候选人名单进行竞选的新布署，一开始就引起了政治理想主义者的反对，例如费城《综合gg报》的编辑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初说：“我们不要选票贩子：让每个公民运用自己的判断力，我们定能选出好的代表——勾结、徇私、阴谋和派别活动都将完蛋。”到迟至一八○○年时，康乃狄克一些唱高调的联邦主义者还认为，任何竞选公共职务的候选人在该州各地旅行“以诱使人民投他的票”的做法都是不体面的，他们对整个“竞选运动这种令人厌恶的做法”进行了抨击。但是竞选运动、提名候选人的会议以及其它制定“党的候选人名单”的活动，对于竞选公职的人来说是大有用了，对于选民来说也大有趣了，因此是不可能废除的。


    “制定候选人名单”已经成为一项引起人们兴趣的公共消遣活动，作为这个过程一个组成部分的提名大会，更触发了人们的政治兴趣，并且激起人们对党的忠诚。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随着选举权的扩大而使提名大会第一次变得重要了。通常的模式是党的州中央委员会发出召开州代表大会的号召；由市镇会议选举代表出席县代表大会，而县的代表大会则选举代表参加全州的大会；如果需要选举州参议员或众议员，那么就另行选举代表参加地区会议。无数次的代表大会给每个人都提供了一个讲坛；大会的进程在本地报纸上报导，而且往往重新印成小册子供党作宣传之用。当塔培基的一批国民共和党人于一八三○年召开州代表大会提名他们崇拜的偶像亨利·克莱为总统候选人时，他们用了自此之后家喻户晓的一段话来描述代表大会的优点：


    “由于它直接来自人民，它怀有并且也表达了人民的真实感情。就其性质和结构而言，它是深得人心的，由于其活动光明磊落，既不搞阴谋又没有腐败的核心会议操纵，也没有任何其它动机，而只有人民本身自发的推动力，因而它赢得人们的尊敬和信心。”代表大会不仅把党的力量集中在特定的候选人身上，从而加强了获胜的机会；而且还激起人们的热情，使他们乐意为党所作的选择进行工作。一名支持反共济会党的人描述一八三一年该党召开的纽约州代表大会时写道，“这次大会真伟大。门厅、走廊，所有地方都挤满了人。我对于反共济会活动感到自豪。不知道是由于什么估计不到的原则，使得那些诚实朴素的农民在隆冬季节从州的最遥远地区赶来出席大会。”代表大会的思想证明在各县和各州都十分有效，已为全国性政党所採纳。在一八三二年的选举中“所有提出总统候选人的大党都首次召开全国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