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在下院陈述《印花税法》所产生的代价高昂的后果并解释它为什么难于实施以后，不到三个星期，他们就于三月四日投票撤销了《印花税法》。在这一行动成为法律的同一天（三月十八日），议会为了竭力维护自己，把它的绝对主权论制定成为一个新的《公告令》，《公告令》宣称英国议会“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对各殖民地立法。富兰克林说他对于象“我们的主权”这样的话“十分厌恶”，这是很可以理解的。
从这个新世界里涌现出一连串理论（全都不十分有说服力），以扞卫这个运转中的混合帝国。美国的论据是以其激情和独创性，而不是以其逻辑性见长的。例如约翰·迪金森在他的《一位宾夕法尼亚农民的来信》（一七六八年）中，用他所想像的英国宪法的理论来检验英国的要求，坚决认为，应把议会的贸易管理权（这是他承认的）和议会的徵税权（这是他拒绝的）区分开来。约翰·亚当斯的《新英格兰人》论文集（一七七五年）反映了他的博学和善辩。他说，英国论点的核心在于，“对所有殖民地来说，英国议会是唯一拥有至高、完全、绝对和不受约束的立法权力的机构。”亚当斯反驳说，议会对殖民地的唯一正当权限是“管理他们的贸易，这一权限并非来自习惯法的任何原则，只是根据殖民地的同意，而这种同意是以明显的必要性为基础的。”他求助于上帝的法律、自然法、国际法和英国的习惯法。虽然他的学识渊博，思想敏锐，但亚当斯的论据并未提出适合美国国家大业的政治理论。他最有效的主张就是劝告人们要谨慎从事。
亚当斯警告英国人说“砖块和炮弹的法律……只能用砖块和炮弹来回答。”他在结束语中道出了他论点的精神，他提醒英国的“贵族和不体面的人们……美国人和他们一样懂得政治的法则，他们那里有着六十万十六岁至六十岁的人……，因此不论以什么为根据，想通过‘虚构的法律’来哄骗他们放弃自由是难而又难的。”
美国人使用一切可能的形式，通过讲演、小册子、杂志、书籍和宣言等，在各种立法、各种司法、各种税收、各种国家、岛屿和领土之间作出区别。但是美国人的见解的巨大力量并不在于理论。美国最强有力的论据归根结蒂都是历史性的（如杰斐逊一七七四年所写的《英属美洲权利综论》）或是严格地跟宪法有关的（如《独立宣言》中列出的那些具体的愤懑）。两年前刚刚到达美国的托马斯·佩因所写的小册子《常识》（一七七六年一月）虽然粗略，却有效地为独立作了辩解。但它还不是深刻的、能长期站得住脚的政权理论。佩因因急于宣传革命事业，把托利党中搞形上学的人关于“主权”的绝对观念颠倒过来，并宣市了他自己那套和当时情况没有多大关系的绝对观念。对美国事业了解较深的约翰·亚当斯在《关于政体的设想》（一七七六年）中对佩因提出的简单见解和绝对观念作了纠正，他主张建立“混合”政府，特别是建立一个两院制的议会，以避免“一时由于高兴、气愤或感情冲动……而作出仓卒的结论和荒谬的判断”。
在身居高位的英国人中，敢于面对这些不受欢迎的事实的全部复杂性的人实在太少。能和埃德蒙·伯克一样看到历史的力量，看到不可能用“主权”的逻辑来抹杀对自由的感受的人实在太少。伯克警告说“如果主权和他们的自由不能调和，那么他们会作何取捨呢？他们会把你们的主权扔到你们的脸上，没有人会同意恢复奴隶制。”伯克是正确的。
美国人和英国人的论调是背道而驰的：英国人是空谈理论的人，求助于一些脱离现实的抽象概念，而这些概念对于“革命者”来说早已臭了；美国人则求助于历史和经验。一个美国人在一七七五年回答詹森博士充满教条气息的《税收并非暴政》时说：
“目前的争论并不单单涉及那当然只有一个议会的英伦三岛，而是关系到整个大英帝国，在这帝国里有很多议会，或很多自称为议会的殖民地会议。这就是阁下立场的谬误所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立法领域的新情况，因此必须更多地根据当地的形势、根据我们特有的宪法精神来处理，而不应以一般政府的抽象概念为依据。”
美国人虽然在政治理论方面略输一筹，但他们在把各个社会或社团联成新的形形式式的组合体方面却办法很多。地方教会自治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跟邦联有关的计划。从新英格兰联盟（一六四三年组成）、富兰克林的《奥尔巴尼联盟计划》（一七五四年）、第一届大陆会议（一七七四年）、邦联条例（一七八一年）直到联邦宪法本身，美国人都在筹划用新的方式把各地政府联合起来（目的是分割和分散“主权”），在这方面他们不断表现了独创性。美国的居民分散各地，美洲大陆广阔无垠、变化多端，并且远离“本土”——这一切都孕育着一种对联邦制度进行实验的思想。这种随着殖民地而产生的实验精神，将随着这个国家的发展而兴旺起来。
四十四 联邦内部的模糊性：诞生于分离之中
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是次序颠倒的。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件充满矛盾的事。西欧一些现代国家，如法国或英国，都是在中央势力能成功地统治各地方单位时才得以建立起来。而美国则是在十三个各自为政的地方政府抗拒伦敦中央当局，坚持自身权力的情况下诞生的。这个国家乃是各个殖民地维护自治权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