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间，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巨响，和它相比，尼亚加拉瀑布的声音简直就是小猫叫。树木被连根拔起，象印第安人跳舞一样摇摇摆摆；房屋都倒塌了：人们吓得疯也似地嚎叫：有些人被吹得象是忙不迭地要奔向天堂……幸而这时亮起一道闪电，我赶紧用叉子把它叉住并骑到了它上面。阿本也跟了上来，抓着我的头发：我在头发上抹了响尾蛇油。我们抓住闪电，把龙捲风甩在后面。这件事使整个自然界愕然失色。


    克罗克特最有名的探索自然的故事是他在有史以来最冷的一天拯救地球。他首先登上一座山顶，看看毛病出在哪里。”地球冻在轴上，所以转不动了；太阳被夹在轮子下面两块冰中间，它一直在发光并试图挣脱出来，但最终和自己的冷汗冻在一起了。“克罗克特把熊油抹在地球的轴上和太阳的脸上。结果把它们都解救了出来。他吹着口哨，叫着：”加油，不要松劲！“地球呻吟了一声，开始转动了。”太阳又射出了美丽的光芒，它感激地向我致意，掀起一阵风，害得我打了个喷嚏。“


    美国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它宏伟的业绩和无畏的精神，也不在于它的猎手们的英勇气概。最有特色的，还是它的喜剧气质。历史上所有的英雄都非常英勇，但既是英雄豪杰，又是小丑式喜剧人物者却为数不多。而使美国的民间英雄具有英勇气概的因素同时也使他们富于喜剧色彩。美国的生活充满了不明确的成分。没有人对它有清晰的概念，这使得美洲大陆成了冒险家嚮往的地方和未知事物的蕴藏地，使得词彙不断扩大，语言不断变化。这种不明确性充满了喜剧色彩和英雄气质，这两者的存在都是以某种不一致性为前提的：可笑的事物的不一致性和可敬佩的事物的不一致性。在这样一个充满未知数的世界里，在这样一个所有的规范准则不是含含糊糊就是过分夸张的世界里，克罗克特故事的读者从来也不能肯定他们到底应当发笑，还是应当欢呼，也很难肯定他们的所见所闻到底是出色的，糟糕的，还是荒唐的。”或许，……“克罗克特这样写道，”你们会笑我，而不是笑我的书。“在一个比较充分开发、比较知情和比较预测得到的世界里，人们能够更明确所见到的事物的含义，也会更明确他们所应作的反应。克罗克特的夸口同创业者诚挚的乐观情绪、土地推销员公然的谎言和西部移民普遍怀有的希望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别。即使到了今天，当我们为那个时代美国的超人们的宏伟业绩所倾倒时，我们也很少能说出其中的原因来。我们是在赞嘆美丽的、壮观的、宏伟的东西？还是在赞嘆丑陋可笑的东西？


    正如多尔森指出的，克罗克特故事的特点是一种”在丑陋中感到的骄傲，或是由于具备描写丑陋事物的本领而感到的骄傲。“例如，老比尔·沃利斯丑得连苍蝇都不肯落在他的脸上。他十岁的时候，有一次在溪水里看到了自己的倒影，吓得飞奔逃命，一路上高喊救命。”总的说来，他的脸就好象是刚出过水疤……他鲜红的血盆大口看上去象是被钻掘机在他的脸上挖了一个洞，然后又被一头胡乱钉了掌的骡子踢了一脚！“例如：gullywhumpting,　shantendicler,　diberate,　absquatte,　homogification,　circumbustifikashun,　flutterbation，这些难道算得上是字吗？它是表现了高雅呢？还是无知？所有这些故事当中，到底有多少是凭空捏造的呢？一些研究喜剧的眼光最锐利随学者都认为，超然态度——这种从外部来观察自己的能力，是喜剧精神所不可或缺的，康斯但斯·鲁尔克认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直到一八一二年战争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国家地位之后，美国的喜剧精神才得以充分发展。这时，美国人感到更加有保障了，因此能够以一种新的超然态度来观察自己了。类似的超然态度，即从一定的距离之外观察自己，对于英雄气质的产生也是必不可少的。离开一定的距离，既可以造就英雄，也可以发现小丑。伟大的英雄是人们在遥远的地方可以感觉到其存在的人。当然，这种距离也可以是千百年的时间所造成的距离。”从距离中产生魅力，“这句话或许是陈腔滥调，但倒也是一种古老而人所熟知的观点。约翰·韦伯斯特说：”荣誉就象萤火虫，远远看去，明亮闪光；近看时，既不发热，也不发光。“


    然而，距离并非只有一种。以美国而论，在这方面和其它很多方面，空间起了和时间一样的作用。尽管美国人在新国家里不可能和他们的民间英雄相隔数西年，但他们毕竟可以相距数百英里。对那些较小而且单一民族的国家来说，这种距离感是不可能出现的，但在美国却出现了。为了造就英雄以及渲染喜剧色彩，广袤无垠和变化不定的空间提供了距离。


    一八四○年时，波士顿、纽约或费城同田纳西以至西部边远地区在文化上的差别，恐怕相当于十二世纪的英格兰和六世纪的英格兰之间的差别。而从波士顿到田纳西西部边界的距离则远于从伦敦到阿尔及尔的距离。那些流传甚广的关于克罗克特和边远地区其他英雄的故事都是在遥远的东部各州首府出版的。


    美国有广袤千里、多姿多采和清新悦目的自然风光，形形色色的植物和动物、风俗习惯和服饰式样，所有这些都滋润着美国的通俗文学，有助于出现更多的跟美国主题有关的喜剧和英雄史诗。这种喜剧——英雄传略的通俗文学植根于情况欠明、变幻莫测的整个美洲大陆。它从全国各个遥远的角落收集各种口头传说，然后再讲给其他美国人听，使他们感到新奇、有趣和欣喜。这些人从未见过那些地方，所以无从知道他们读到的东西是荒唐的，还是美妙的。因此，把这个时期美国的幽默和英雄传略称为”地区性“的，只说对了一半。一些故事之所以是”地区性“的，只因为它们发生在某些特定地区的非常特殊的条件下。通俗文学中最出色的一些作品最初刊登在纽奥良的《皮卡尤恩》、圣路易斯的《觉醒》、辛辛那提的《新闻》和路易斯维尔的《信使》上。后来，通过彙编和再版，这些作品流传到全国，它们的喜剧色彩和对英雄人物的描绘吸引了很多读者。归根结底，它们之所以成为整个国家的故事，是因为有无数美国人，他们虽然远离故事的发生地，但却怀着巨大的兴趣寻求消遣，寻找传奇英雄，以宣扬他们整个国家与众不同的惑染力和宏伟的面貌。这样，地区差别才得以推动国家的通俗文学蓬勃发展。纽约出版的一份杂志恐怕是当时收集和传播西南部和西部题村的通俗文学作品的最重要的媒介。出生在佛蒙特州一个酷爱马匹家庭里的威廉·波特，于一八三一年创办了《时代潮流》。他本想把杂志办成一个体育性杂志，称之为”赛马、农业、户外运动、文学和舞台艺术记事“。可是这种传统的赛马杂志很难找到撰稿人或读者。于是，波特为了适应美国的情况，改变了杂志的性质。”环境不利，又无经验，困难重重。我们慢慢摸索着进入了我国的南部和西部地区，在那里，人们更能欣赏和鼓励我们所提倡的运动。“没有专业作家，他就请了不少业余作家——律师、医生、印刷商、种植园主、商人以及一些没有专门职业的人。他们为杂志创作了大量活泼辛辣的故事和小品。在一八三九年的一期里（这一期增至十二页），波特声称”原文作品占厂近七页的版面，出自至少三十三位记者之手“。到了一八五六年，据波特说，杂志的发行量已达四万份。《时代潮流》后来成了通俗文学的范本，象其它发行期不长的出版物一样，它主要也是登载零零散散的快名作者写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