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飞来一群山乌鸟,
在高大的树上叽哌乱叫,
要进颳风的国会,
插手解决许多事情。
呀,这群古怪的政客,
如果他们不是迎风而上,
我的皮就会被剥掉。
接下去,南方又出现了一个边远地区的骗子西蒙·萨格斯。这是阿拉巴马的报纸(大约一八四六年)塑造的詹森·胡珀的化身。很少有人比声名狼藉的阿蒂默斯·沃德(查尔斯·布朗笔下的人物)更出名。他的名言隽语最初于一八五七年出现在克利夫兰的《实话报》上,他遇事骑墙使他成为人们的笑柄。”我的政治感情确实是和你一致的,我知道他们也必然如此,因为我从未见到过一个不是这样的人。“乔希·比林斯,也可算是众所周知的,这是亨利·惠勒·肖的笔名。他是办小报出身的。《约翰·比林斯,他的言论》(一八六五年)一书提供了一些当时最广泛引用的警句。随着他的年报《阿尔米纳克斯》的出版。一八六九年至一八八○年),比林斯这个人物的声誉也就更高了。到十九世纪末,继承这种传统的领导人物是不屈不挠的杜利先生(芝加哥报业人员芬利·彼得·邓恩所用的笔名;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九年编辑成书)。到了二十世纪,就是艾比·马丁和威尔·罗杰斯。这种传统也一直流传到出现艾尔·卡普等人的连环漫画。
吹牛哲学家是大批的。使他们成名的不是他们的”着作“,而是他们的”讲话“。他们的气质表露在他们的谈吐中。他们从事的是一种流行的口头文学。
从那种全盛时期和那种传统之中,出现了两个享誉历久不衰和最具有特色的美国文学巨人。马克·吐温最独特的天才就在于他能把常用的口头语言运用自如,并能使轶事趣闻和起码常识带上文学形式。所有这些,在其他人笔下都仍然是零星散乱的。在整个美国史中,他理所当然地是最成功的讲学者,更为重要的是,直到南北战争以后马克·吐温的主要作品才相继出现(《艰苦岁月》一八七二年,《汤姆·索那历险记》,一八七六年;《密西西比河上》,一八八三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一八八五年)。当时天翻地覆的西部大动乱大部分都已过去。所有这些作品都是怀旧的——是对美国语言早期创造阶段所具有的高调、喧譁和俚语腔的一种微弱回声。美国语言的不断扩充和变化不定的活力决非扩展了的文学形式所能完全控制得了的。当美国语言不再崇尚高调,而且也不再爆炸性地扩张时,马克·吐温才能取得其最大成就。在那个时代,作为口头语言威力的最伟大和最持久的里程碑就是亚伯拉罕·林肯。虽然他是”美国“文学界巨人之一,实际上他全部文学声誉都来自他的演说词。他把美国口头文学中的两种截然不同却又互相补充的流派结合在一起。他把公共演说中的浮夸、累赘和矫揉造作全部加以清除,与此同时,他也把轶事趣闻和常识水平言谈中的庸俗、粗鄙和报纸文章般的短暂性一扫而空。
没有一个人能象林肯那样成功地把各方面的优点都汇集起来并创造出许多口头文学的经典名作,在一个深得人心的联邦国家里长久传诵。美国语言的单一性提供了前景宏伟的新机会,但只有当这种语言仍然在人民自己的掌握中时,这种机会才有可能变为现实。当时公认为最有辩才的演说家爱德华·埃弗雷特在林肯葛底斯堡演说之前也在那里演讲了两小时,但他的演讲几乎已被人们彻底遗忘。可是,他一八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在哈佛全美大学优秀生荣誉学会发表的演讲《有利于推动美国文学的因素》却为他的演讲生涯开闢了道路,吸引了广泛的注意力。在那次演讲中,他声称:在欧洲,以语言多样化而开始的国际异化进程,由于各种各样的种族、制度和民族成见的存在而终于实现了。另一方面,在我们合众国领域内的整个广大地区里,人们不仅操着同样的语言,而且有着同一个全国性的政府、同样的法律和生活方式、共同的与祖先心息相通的纽带关系。这儿的人们将在一种血缘相近的群体中生存和活动,自人类集聚在地球表面以来,这样的情况是罕见的。
第七章 寻找象徵
”事实上,美国人还不具备自己的特徵,他们既不是小丑,也不是绅士……“ ——休·布雷肯里奇
熟悉的旧世界的秩序又一次被打乱了,新的节奏取而代之,一般来说,是民族精神造就了各个国家。而在这里,一个国家却是在还未具备自己的民族精神之前就出现了。美利坚的速度和新世界的自我意识在各个地方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国家象徵和民间英雄往往是悠久历史(力争取国家地位而进行的战争和奋斗的悠久历史)的副产品。没有已经充分发展的民族精神,就不会有《亨利五世》和其它历史剧,而这些戏剧则是表达这种民族精神的工具,莎士比亚既是英格兰国家的产物,又是英格兰国家的创造者。在欧洲,如果一个民族想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思维方法和独特的智能,以及善良、美德、丑恶和英雄事迹,它可以去研究自身的文学作品,也即用自己的语言写就的古典文学,而美国人却发现,他们的母语——英语的语言宝库以及他们的绝大部分历史都植根于旧世界。所有这些在他们构想自己的国家之前就早已形成了。美国人应当怎样去寻找或造就自己本身的英雄而又不摒弃历史的遗产呢?他们应当怎样在美国历史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