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默森活跃生涯的大部分岁月里（至少在一八六○年以前），他写书的收入是微不足道的。他的主要生活来源就是讲学。直到一八七八年以后，他的出版商才每年付给他一笔年金，使他每年至少可以收入一千五百美元，当然，当时这笔钱的购买力比目前要高出好几倍。他每次讲学的规定收费通常为十美元到七十五美元之间，但是在一次大规模的系列讲课中（如一八五四年一月在费城的七次讲课），如果运气好的话他的收入可以超出一千美元。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爱默森曾筹办”私人“系列讲课，他租用会场和出售门票，然后收益全归自己所得，因此他在经济上要冒一点风险，另一方面他也参加”公共“系列讲课，那些主办单位则保证他有一定的收入。直到一八六○年以后，才出现安排讲学并收取佣金的商业经纪人。
巡回讲学者同巡回传教士一样，并不是每次讲学都需要新的内容。当爱默符年老之后，他的每份讲稿使用的次数就更加频繁。例如，在一八六四年，他创作了一个关于”美国生活方式“的新系列讲座，需要讲六堂课。在此后的一年内，他为了讲授这些课程，来回波士顿和密尔沃基之间，至少重复讲这些内容达六次之多。其中”社会目标“这门最受欢迎的课程，五年之内他至少讲了七十次，每次都在不同的十五个州内的不同城镇，净收入超过四千美元。
反覆讲授同一项课程是爱默森在出版前对其作品进行考验并加以润饰的一种方式，当他开始讲学生涯时，在一八三四年的日记中，他叙述了毕生将要遵循的方针：”某一乡村讲学社的委员会请我去讲学时，我告诉他们我将宣读一份我刚刚写好的讲稿，他们会感到高兴的，可怜的人们，他们很难知道这篇讲稿同在纽约宣讲的或同已经出版的讲稿到底有多大差别，我要在他们身上’再试探一下‘。’理发师在孤儿的下巴上练就了他的手艺‘。“写出他的讲稿并小心地保存好他的手稿，这就是爱默森的实践。当报纸发表他的讲稿全文时，他就要发火，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拥有大量小镇读者的《纽约论坛报》发表了他的一次讲课记录稿时，他非常不满，因为他们这样做会影响这份讲稿的今后使用。
作为一个作家，爱默森的成名最初是由于一八四一年和一八四四年他的两组论文得到出版，这些论文主要选自他的四次系列讲稿。他曾经从各次讲稿中挑选一些章节，编集成册，然后再进行修订。到了晚年，他宣读的讲稿同其最后定稿的出版物越来越接近了。根据经验，他发现一份讲藁一旦能够在讲学社范围内经受得住考验，就差不多可以付印而几乎毋需修改。例如，《代表人物》（一八五○年）发表时加了一个副题：《生活之道七讲》，在一八六○年付印成册，而这是他一八五一年就已经宣讲过的讲稿。
从美国特有的这种由群众来考验的方式中，爱默森创造了一种美国式的听觉文学——它是口头的、探索性和大众化的文学。这种文学具有含糊、重复和自相矛盾的缺点，同其具有的神谕般的模稜两可、响亮和简洁这类优点一样，都是由于善于运用口头语言有以致之。至于讲学的情况，正如博德所叙述的，”其最大的优点就是在听众与作者之间建立了连续不断的交流，这种交流对于双方都是有启发的。当作者向听众宣读他的初稿时，他可以看到哪些讲话产生效果，哪些没有。群众的爱好同文字艺术家在此相遇而取得一致意见。……在这个过程中，一种美国文学发展了起来。这种文学之所以称为美国的，不仅是从由美国人创造这个简单的意义上来说的，而且是由于这种文学反映了美国人的思想和态度。这种文学一清二楚就是本地文学，本地听众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尽管爱默森成了美国口头文学最伟大的创造者，但他不是独一无二的。在讲学社盛行的时代，出现了许多学术上的”吟唱者“，他们在自己的言论未印刷出版和提供给读者阅读之前先向听众诵读。许多在讲坛上曾经使听众入迷的演说家现在都已被人们遗忘了，象贝那德·泰勒、l.p.惠普尔、帕克·班杰明和j.g.萨克斯，他们把自己的旅行变为巡回表演，到处朗读自己的诗章。甚至象不善交际的亨利·戴维·梭罗，也是首先把自己的作品尽量设想成讲稿的形式。他单凭写作是赚不了什么钱的，但是却从讲课中得到收益。赫尔曼·梅尔维尔在巡沤讲学中的成就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大。虽然如此，但是他的作品却是通过口语而得到传颂。在《白鲸》这本名作里，许多人物和语调特色，正如艾伦·海莫特所考证的，都是直接取之于政治演说词和当代口头文学。当代的改革问题也为温得尔·菲利普斯、威廉·劳埃德·加里森、霍勒斯·格里利、露西·斯通和伊莉莎白·斯坦顿的慷慨激昂的演说提供了主题。
那个时代美国的宗教领袖，象当时政界和教育界的领导人一样，他们的引人注意之处是讲话而不是作品。他们中间的伟大人物——莱曼·比彻尔、威廉·埃勒里·钱宁、西奥多·帕克等人，都是深有造诣的讲坛表演者。大城市的宗教一直是在浮夸的高调控制之下，作为第一个带有本国成分的美国宗教运动福音派新教就是把自然而优美的讲话作为传播宗教的关键。南北战争前的半个世纪，盛行一时的宗教信仰复兴运动的伟大领袖们，都依靠他们说话的声调来唤醒并振奋他们的信徒。为了获得他们特有的启示，我们必须静听而不是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