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奴隶法最突出的特点是其数量之少。只有一些零零星星的有关奴隶服从和限定其权利的规定。南方的殖民者（路易斯安那州除外，因为该州继承了罗马法）对制定一部完整的奴隶法典这项任务感到望而生畏，他们只是偶尔订出一些条例。南方没有任何法律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奴隶法典，足以同保护西班牙帝国的奴隶及其他臣民的西班牙法相媲美。南方在情况紧急时也不时通过一些镇压性的立法（有时称为“法规”）来应付临时紧急情况，但奴隶法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仍然少得可怜，也许可说是现代社会用来管理其劳力及其最重要的财产所依据的成文法中最薄弱的部分。


    南方出版的关于奴隶法的书籍数量也同样少得惊人。当然，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后，南方的律师、法官、传教士、医生和政客也写过几十篇为黑人奴隶制辩护的文章。他们申辩说，这种制度是建立在人性、生物学、神学理论和《圣经》的基础之上的，永远受到习惯法和联邦宪法的保护。然而，对日常的奴隶法他们却几乎没有写出什么论文。除去少得惊人的几个例外情况，有关的法律性书籍都是北方出的。关于美国奴隶法的最重要论文——《美国自由与奴役的法律》（一八五八；一八六二）一书的作者约翰·科德曼·赫德就出生在波士顿，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和那鲁大学学习过，其主要活动是在波士顿和纽约。有的北方人，如费城的乔治·斯特劳德和纽约的威廉·古德尔也写过法律论文形式的废奴主义小册子。其他一些人，如纽约的雅各布·惠勒，他们没有什么改革的抱负，却也提供了有价值的法律裁决彙编集。值得注意的是，南方律师关于这一重要问题的着作却寥若晨星。


    一个社会以奴隶制为基础居然引以为荣，这种怪现象可以用另一个怪现象来作某种解释（南方人自己也经常注意到这一点），即法律条文——法律书上为数有限的几条规定与实际做法大相迳庭。南方“特殊制度”的维护者很难否认，从书上找出来的法律条文看来是非常苛刻的。但是，他们一再提醒人们，南方实际上赖以生存的法律并没有写在书上。南方为数有限的几篇法律论文也警告人们不要把这些法律条文当成南方生活方式准确的描述。乔治亚州的托马斯·科市写的《黑奴法探究》（一八五八）是南方论文中年容最广泛、从法律角度看也是最杰出的作品。科布指出：“由于自然法则和明确的法规，尤其是由于文明和基督教启蒙思想的影响，这里的奴隶制已有很大的变化；因此，往往很难查出许多起护墙作用的纯法律根据，而否定法律依据的存在是会使开明人士大为惊愕的。”正如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官约翰。贝尔顿·奥尼尔和其他杰出的南方人士所强调指出的，奴隶制的第一条“法律”，“就是主人对奴隶的仁慈……奴隶制成了一种家庭关系，就其关系深浅而言，仅次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甚至对奴隶制怀有敌意的观察家也注意到，法律书上行文苛刻的条文没有得到严格或正常的贯彻执行。许多法律是在恐惧或歇斯底里的时期通过的，通过后就被束之高阁，等到出现紧急状态时才翻出来。如此反覆无常、随心所欲、难以预料地履行法律条文，除了当代那些极权主义国家外，这大概是空前绝后的。维护奴隶制的南方人强调这样会改善奴隶的处境，然而实际上，背离法律条文的做法使奴隶的处境比法律允许的要更糟。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法律和实践之间的差距是普遍存在的。一八三五年，一位北方的旅行者指出，“法律上对奴隶的限制是严格的，但在事实上并非如此。”南方人的下列申辩是正确的，他们说，废奴主义音从法律书上读到的并不能确切反映南方的真实情况。我们已经指出过，法律不允许奴隶举行宗教集会，但奴隶主并不严格遵守这一条。还有许多其它例子。法律建立了“巡逻制度”。即由地方民兵来限制奴隶的活动，规定是明确而又严格的。然而，在太平时期，这一条也没有严格执行。法官在法庭上要求“巡逻队严格监督，那怕是无关紧要的、轻微地违反法律条文也不放过。”一般来说，法律不允许奴隶做买卖，禁止他们获取马匹、船只、火器，以及其它可以用来潜逃或造反的物品。但是，为了让奴隶更好地为他们的主人服务，或者是从事有用的职业，这一条规定就被置之不顾了。许多法律规定禁止教奴隶读书或写字；被其它地方广泛效法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旱在一七四○年就规定，违者每次罚款一百英镑。为了对抗废奴主义读物的威胁，实际的量刑加重，立法也增多。然而，一八五七年，一位对奴隶制持敌对态度的苏格兰旅行者报导说，在维吉尼亚州的里奇蒙，几乎每一个奴隶的孩子部在学习认字；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有二，三十名黑人靠教他们的奴隶同伴识字，每月挣一美元；白人公然在旅馆的过道里教黑人学习。


    科布在他着的《黑奴法探究》中解释道：“奴隶不得签订契约的规定也扩大到婚约，因此，在奴隶之间就没有法律上得到承认的婚姻关系。”可是，这方面的事实也远非如此。奴隶之间的婚姻是得到承认的，只是方式各有不同。婚礼由黑人或白人传教士主持，婚礼后有时还有宴会，主人和其他人还送札致贺，这些都是常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