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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页

    这两类人在教会里的共处加强了他们之间联络的纽带,培育了相互间更友好的感情;有助于促进对主人的服从,使黑人更加虔诚,品行更好。一般来说,在各蓄奴州里组织独立的黑人教会组织所得结果正好相反。


    许多地区的白人教会任命有色人仲当牧师或教堂看守,并由白人具体监督,这一做法效果甚佳。……


    某些种植园规定黑人要参加其主人的家庭祷告,还专门为黑人划出侧廊或一块地方供他们祈祷。


    但是仓些有组织的白人教会并不能包括南方黑人的全部宗教生活,黑人发展了自己的宗教活动。由于黑人单独的宗教集会大部分是非法的,而且参加的人,有时甚至包括牧师在内,大多是文盲,所以他们的宗教活动基本没有留下记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知道这类宗教活动是非常普遍的,后来逐步发展成为黑人社会的核心,并进而成为唯一组织形式。


    黑人的宗教活动在白人奴隶主不注意的地方蓬勃发展起来,今天的历史学家几乎忽视了这一点。在城市里,黑人的宗教团体有时是十分令人注目的:城市的人名地址录中列了这些宗教团体的名称,甚至还列了传教士的名字。黑人需要自己的社会,这在小酒馆和杂货铺里欢乐的聚会中具体表现出来。但是在农村,无数的奴隶“教会”分散在各地,组织得很差,没有记事本,甚至没有名称。尽管如此,这些教会还是意义重大,不应该被北方黑人带头组织的更符合常规的教会淹没。


    关于有组织的黑人教会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费城。费城有两位自由黑人教士:理察·艾伦和阿布萨洛姆·琼斯,他们在旁人劝说下同意让他们的黑人信徒留在当地白人卫理公会组织内。但一个星期日做祷告时,由于他们拒绝到黑人专用的侧廊去做祷告,被人从跪着的地上拉起来。一七八七年,他们组织了“自由非洲人协会”。琼斯随后又分裂出来组织了“非洲人新教徒圣公会”,艾伦则创建了力量雄厚的“非洲人卫理公会教徒圣公会”,后者于一八一六年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组织,艾伦是它的第一任主教,后来该教会又同“地下铁路”合作。


    从长远看,黑奴宗教团体分散和隐蔽的特点对美国黑人的生活影响极深。正如犹太人在少数民族族聚居区的生活形成了他们对宗教和社会的态度,黑人在奴隶制下的生活也形成了他们对宗教和社会的态度。就这样,美国黑人被吸收到无数形形色色的宗教团体中去。


    即使奴隶主害怕黑人出于宗教目的而聚集在一起,他们也无力阻止,精明的奴隶主不得不同意他的奴隶享有这种抒发感情的场所。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周游了“棉花王国”之后写道,“在许多种植园里,经过终日枯躁无味的劳动之后,宗教活动几乎是黑人被允许参加的唯一的纯粹非肉体消遣活动,一般来说,除此而外的一切精神文化娱乐都是不允许的。宗教活动基本上是不禁止的,在参加宗教活动时,黑人可以自由发泄个人的感情,表现个人的才智,而在纯粹的娱乐和教育性活动中则不允许他们这样做。黑人被压抑的感情在做礼拜和领圣餐时强烈地迸发出来,那种情况几足令旁观者觉得可怕,但这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除了在不允许举行普通的喧嚣的宗教集会的种植园以及允许奴隶参加其它娱乐活动的城镇外,黑人普遍都‘表现’得非常虔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多地参加社会上各种宗教仪式。”要事后描写这种散布各处的宗教集会的气氛颇不容易。也许只有当白人不在场时,黑人才感到舒但些。


    有时候农村的奴隶星期日会逛到附近的小城镇去参加那里的弥撒。一八五一年,瑞典小说家弗雷德里卡·布雷默描写了查尔斯顿城外的一次这类传教集会:


    ……村里一片宁静。几个黑人男子和妇女在外面站着,他们面容和善,看来生活不错。从一幢房子里传来了象是祷告又象是激昂的演说声。我走了进去,看见屋里坐满了黑人,多数是妇女,他们正全神贯注地聆听一个黑人的讲话,那黑人正满腔热情地向他们传教,他不断地打着手势,还用拳头敲桌子。他讲道的主要内容是:“让我们按基督的教导去做,互相爱护。当我们生病或即将死去时,上帝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使我们获得自由,我们就可以追随上帝,光荣地坐在他身旁。”


    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无数黑人教会做礼拜的真实情况,也永远不能用数字来核实。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具有典型美国特点的宗教生活,它是在黑奴制的特定环境下发展起来的。


    黑人隐蔽的宗教团体具有明显的特徵。第一个特点当然是各种“教会”多如牛毛,每个教会人数都很少。在白人新教徒中,各个教派之间虽有传统的、礼仪上和神学理论上的差别,同时却有助于把各教会联合成大的教派。但是刚建立起来的黑人教会尚不稳固,其领导人是半文盲,对各教派的细微差别并不清楚。每个奴隶“教会”由于不准与其它教会联繫,因此也就自成一派了。这种“教会”没有传统的神学理论,传教士完全靠个人的秉性来主持仪式,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浸礼会地方自主权比卫理公会要大,所以黑人传教士比较自由,这是浸礼会具有特殊吸引力的原因之一。传教士在黑人中有独特的威望。由于自人害怕黑人“‘受教育过多”,总把黑人传教士的文化程度保持在半文盲的水平,这使他们只能当牧师而不能当教师。当传教士的主要条件是会演说、会唱、会演,还要懂得一点《圣经》。因此,黑人的宗教集会给有才干的黑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当领导的机会。对参加礼拜的人来说,这种宗教活动既不是知识性的也不是冷冰冰的僵硬的礼仪,而是一种出自感情的,纯朴的个人直接感受,最重要的是,当黑人的宗教团体全由黑人自己组成,而不是白人的宗教团体时,它就成为黑人活动的完整天地,为他们提供所有的政治、文化、美学和社会生活,成为“国中之国”。南北战争之后,甚至在奴隶的隐蔽教会与在城市自由黑人中形成的较为规范的宗教机构合併后,上述特徵依然存在。黑人教会仍不断分裂,出现无数自称为新教派的组织;关心美国黑人宗教生活的人们早就埋怨黑人的教会“过多”。许多黑人教会仍以独裁方式管理:男人趁机在这种原己窄小的领域内建立男人统治,黑人教会仍然富有感情色彩,具有宗教信仰复兴运动的特徵。正因为这些宗教团体包罗万象,为解放后无所适从的黑奴提供了文化、政治、改革活动的场所,从而成了领袖人物的活动舞台。当黑人在城市中面临新问题,遭到新的排斥时,这些特点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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