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迪逊总统在四次国情咨文中都建议在首都华盛顿成立一所全国性大学，以补各州学府之不足。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于一八一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贊同他的建议并且于一八一七年通过了一项法案。但是，门罗总统等人却认为为了赋予联邦政府这一权力需要一项宪法修正案，众议院否决了这项修正案。创业精神的发展进一步加深了这一疑虑。分散文化机构，已不再仅仅是美国条件下的一种单纯的副产品，而是许多地区的乐观主义者愈来愈重视的工作。


    从欧洲人的观点来看，异乎寻常的是，从独立革命到南北战争这段时期里，很大一部分新的学院都设立在西部边远村落和定居点的边缘。在这段期间创建并续办到二十世纪的一百八十多所大学和高等院校中，有一百所以上建立在原来的十三个殖民地以外。由于人口依然集中于定居时间较长的大西洋沿岸地区，这种分布不均衡的情况就更显得突出。在欧洲，高等院校或大学一般都设立在历史悠久的中心城市；而在美国，它几乎都出现在人口增长和经济会繁荣还属未来的市镇。美国高等教育的这个特点至少有两个解释：一是创业精神使得每个地方都自认为是”西方的雅典“；另一是传教士努力把各教派的力量伸展到岛屿和居民区的边缘地带。


    甚至在殖民时期，这种教派精神就造成了高等学府林立并且相互竞争的局面。建国初期这种局面依然存在。无论贊成还是反对宗派影响的人都一致认为，不管是好是坏，美国高等学府林立是这种教派精神的产物。一八二七至五五年任布朗大学校长的传教士弗朗西斯·威兰认为，国家立法机构给予他们的资助还不及他们从宗教方面所得到的十分之一。新的不属教会办的纳什维尔大学首任校长菲利普·林斯利要求本校”宗教化“，但是他却于一八三四年抱怨宗派主义的弊端。


    西部高等院校过分多和规模不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毫无疑问是由于五花八门的宗教派别。几乎每个教派都要有自己的学院，并且一般来说每个州至少有一所。俄亥俄、肯塔基和田纳西州的二十所高等院校，除去两、三所之外，都属于不同教派；它们之中当然很少达到应有的水平、大部分只不过是愚弄公众而已。这是一种令人痛心且又不断恶化的弊病。为何分教分派的不是感化所、银行、公路或运河公司，而是高等院校呢？这是很难说清楚的。高等院校旨在向青年教授语言、文学、艺术和科学，而不是任何教派或党派的教条主义的神学，那么为什么它们以教会名称来命名呢？难道它们是要谆谆教诲教派的希腊文、教派的数学、教派的逻辑学、历史、修辞学、哲学？难道每个州有多少教派就得有多少学院吗？难道要大家相互忌妒和猜疑，阻碍学校发挥有益作用和顺利发展吗？


    美国的基督教会（或者至少是美国的新教教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市场，每个教派在这个市场上部力图使自己的特殊产品对所有时能的消费者具有吸引力。教派学校求存的需要成了强大和持续的力量，影响着美国人生活中模糊的宗教信仰。虽然几乎每所新成立的学院都是由一个教派建立并管理的，然而一般来说，学校的校规禁止对院系师生实行宗教测验。每所学校都需要金钱和学生，因而加强了这种由法令正式规定的自由主义。为了使学校对每个人，对有宗教信仰或无宗教信仰的人都有吸引力，教派精神本身成了”无派别主义“的有力起因：有的观察家说”无派别主义“是真正占统治地位的美国教派。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于一八四五年访问美国时指出，”一个无派别主义者对于到浸礼会还是卫理公会、长老会、公理会教堂都无所谓，他们往往同样向任何一个教堂或所有教堂捐款。“各教派创办的院校超越了原教派的范围，这在诸如哈佛、耶鲁、达特默思、阿默斯特和威廉斯这些古老的东部院校中已经显露出来。


    除非我们认真回顾这种美国特有的教派精神的力量，否则便无法理解为什么在一八七○年以前，至少有十一所大学设立在肯塔基，二十一所设立在伊利诺伊，十三所设立在艾奥瓦。”家乡传教士“精神是强烈的，例如，一八二八年十一月，耶鲁大学一批赤诚的年轻神学院学生受了《西部在召唤》这部小品文集的激励，聚集在纽哈芬的榆林下，宣誓要把一生奉献给教育事业并且到遥远的西部（当时指的是伊利诺伊）去传教。他们自称是伊利诺伊协会或”耶鲁帮“。其中一个叫朱利安·斯特蒂文特的人于一八三○年一月四日于杰克逊维尔建立了伊利诺伊学院，只有九名学生。一八三七年、另外七名耶鲁神学院学生成立了”艾奥瓦教育协会……以便在牢固的基础上为未来的艾奥瓦州建立一所大学。“如同其它西部地区的学校一样，这里所说的”牢固基础“就是一份出售土地的计划。东部教会的支持对于西部院校的建立，如同东部资本对于西部铁路的修建一样重要。


    创业者们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传教热情有时发展成为一种宗派仇恨，它分散精力并且影响发展。不过，神学领域里出现的敌视情绪并不是美国的一种流行病。正如弗雷德里克·鲁道夫解释的那样，”拼搏求存的学院确实不再象过去那样缺乏吸引力了。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教派精神有时使自己陷入不愉快的争论之中，那才是不受欢迎的事。“大多数学院力求建立一种”非宗派主义的气氛“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