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锦衣卫来说，主体是太监构成的东厂无疑是更不讨喜的，事实上在魏忠贤时期，东厂也已经俨然成为了锦衣卫的太上皇，因此在墙倒众人推的情况下，它很快便消亡的无声无息了。
与之相比，锦衣卫因为自身所承担职责的特殊，虽然也被下旨裁撤，但最终却还仍然是保留下了本部的一些机构和一个基本已是空壳的架子。
在明面上来说，锦衣卫原本派驻全国的十四所千户全部被撤，所有锦衣卫基本在打散后被发配到了九边的边军之中，并且很快被不明不白地作为炮灰而消耗的七七八八了，根本没有什么机会在军队中形成自己的势力。
事实上，在大明而言，锦衣卫的战斗力绝对是首屈一指的，而且它在最高峰期曾经拥有高达六万的精锐士卒，而且大多都是堪称为武林高手的，可惜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被没有任何意义地消耗掉了。
所幸的是，在这次大清洗中，一直都是相对独立、自成系统的锦衣暗卫却是基本得以保全，而这一点却是要归功于锦衣暗卫的时任统领吴孟明。
吴孟明此人相当低调，在史书上留存下来的记载很少，满清编修的明史指称他“缓于害人而急于得贿”，意思说他是一个不怎么害人的贪官。
吴孟明是兵部尚书吴兑的孙子，浙江山阴人，生于一五八零年，死期不详，是恩荫的正千户，到崇祯即位时便已任职为锦衣卫同知，所掌管的正是锦衣暗卫。
尽管也是大明的一线**，但吴孟明的官路却并不是一路顺风，从现代可查阅的资料来看，关于吴孟明在锦衣卫的任职有两种说法。
早在天启四年，吴孟明便考选了北镇抚司理刑，但在天启五年，便被削籍为民；到崇祯元年十月，被起补为南镇抚司佥事，而崇祯六年九月再次被因故降职三级。
此后，吴孟明似乎开始变得官运亨通起来，有关于他接掌锦衣卫指挥使的第一种说法，是他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从现任指挥使骆养性手中接班，然后一直干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北京被李自成所破为止。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吴孟明在崇祯十年六月便已经就任锦衣卫指挥使，但他所接的班却不是骆养性，而是董琨，时年他五十八岁，在第二年又再次被免职。
董琨据说是时任礼部尚书兼内阁首辅温体仁的义子，但风光多年的温首辅在试图算计司礼监太监曹化淳的时候，终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这一年的六月被崇祯一捋到底，废为了庶民。
惊吓过度的温体仁，在回到老家不到一年后便一命呜呼不说，前前后后还带累了许多人和他一起倒霉。
不过，这两种说法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吴孟明都仅仅只是干了一年的锦衣卫指挥使，但更多的细节，张知秋后来在现代查询了许多的资料，但也并没有找到什么有说服力的东西。
至于温体仁的倒台却是并不冤枉的，且不说他一贯地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仅仅是他将目标指向身为司礼监太监的曹化淳，便是犯了此生一个最大的错误。
如果一定要与现代地机构进行类比的话，大明司礼监大约相当于总书记办公室，但是它的实际权力，在有些时期却是堪比政治局了。
在有明一朝，司礼监都是皇宫内最为重要的一个部门，居内务府十二监之首，但实际在朱元璋时代的大明早期，被严格禁止识字的内务府太监们，也不过就是一群有些怪异地奴僕罢了。
但是，从宣德皇帝朱瞻基在皇宫设置了太监学堂，鼓励太监识字，并有意无意地让司礼监的太监牵制内阁的权利开始，司礼监便日益变得重要起来。
明朝中叶以后，皇帝多深居**，荒嬉享乐，不理国政，常常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批红”大权，到了正德年间，宦官刘瑾专权，司礼监已然专掌机密，负责批阅章奏，实权已在内阁首辅之上。
这种情形在魏忠贤手上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名义上，魏忠贤本人除了司礼大监和提督东厂太监职务以外，还进上公，加恩三等，再者有熹宗所赐印鑑，文曰“顾命元臣”。
而实际上，魏忠贤的权势远不止这些，不仅对他本人有“九千岁”的称呼，对他的雕像也要行五拜三稽首之礼——对皇帝也才不过是三跪九叩，这还是指大朝会时正式地大礼！
张丹枫此刻最为纠结的，是不知是否应该公开自己的锦衣暗卫身份——作为锦衣卫的一员，张丹枫非常地了解这些同僚们的行事作风，那绝对是相当地“务实”的。
以这次地抓捕行动为例，这个罗大佑不惜耗费大量极为罕见、也因此而极为昂贵的“消气散”来对付他们，说明锦衣卫对于这起案子是志在必得的。
以张丹枫的了解，接下来如果几人不是被立即处决的话，那么便很有可能是会被直接地割断手筋、腿筋，这不仅仅是为了预防犯人逃脱，更是为了要免除后患。
对于一个手筋、腿筋都被割断的人而言，他日后最好的结局，顶天也就是能够勉强地拄着拐杖挪移了，而且双手除了筷子以外，也再提不起其他的任何东西了。
张丹枫所担心的是，如果他在这个时候还不说的话，恐怕就再也没有开口的机会了！
但是，张丹枫却又纠结于张知秋的存在——有些事情，一旦发生后便再也无法弥补，如果自己的身份就此暴露的话，对于张知秋而言却并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