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昊虽然是个狼性不泯的杀星，但在军事上确实很有眼光，居然组建了一支炮兵部队，虽然只有二百人，可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成建制炮兵了。他们使用的武器叫“旋风炮”，能立在骆驼背上发射，发射的也不是火药炮弹，而是拳头大小的石块。


    这种炮大约在当时很有名，以至于后来《水浒传》的作者把梁山好汉柴进的绰号安排为“小旋风”，其中的旋风就是指的这种炮，而不是自然界中的旋风。


    最能体现元昊狼性的是他还专门组建了劫掠人口（抢回去当奴隶）的部队，这支部队就叫“擒生军”，有十万人之多。只要一声号令，立马就能开出十万的专业抢劫大军，这恐怕连现代的恐怖分子也自嘆弗如。


    当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基础建设都完成之日，也就是元昊登基当皇帝之时。


    1038年（夏大庆三年，宋宝元元年）十月十一日，元昊在兴庆府的南郊筑起祭告天地的祭台，祭拜天地之后，坐上了龙椅，宣布一个新的国家诞生，这个国家的国号是大夏，历史上习惯的叫法是西夏。


    此时，中华大地上，北有契丹辽国，西有党项西夏，中原是宋朝，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


    魏、蜀、吴三国时期英雄豪杰辈出。宋、辽、夏三国时期，又会有什么样的人物？


    两个不能不说的人物(1)


    元昊是个很矛盾的人物，一方面凶狠残暴，一方面又彬彬有礼；一方面极端蔑视宋朝的软弱，一方面又羡慕宋朝的文明；一方面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一方面又任人唯贤，不讲究所属民族。


    历史再一次证明人性的复杂与多元，单纯意义上的好人或坏人并不存在。


    西夏建国时就有意模仿宋朝官制，例如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管理行政，枢密管理军事，三司（户部、度支、盐铁）管理财政，御史台管理监察弹劾，磨勘司管官吏考察和升降，等等。


    这些模仿，因为是国家机关的名称，你用我也能用，还算说得过去，最绝的是管理西夏首都兴庆府的衙门干脆就叫“开封府”，把宋朝首都的名字直接就拿了过来。


    在官员的任命使用上，元昊很能放得开，不管是党项人还是汉人，只要有才能，别说是地方官，就连中央机构里的中书令、御使大夫、侍中这样的高级领导都可以担任。在这一点上，他比宋朝皇帝强多了，在宋朝政府明文规定“诸路蕃官不问官职高卑，例在汉官之下”，明显的有大汉族主义的成分在里边。


    而元昊即位后，任命了一批官员，仅从名字上看，其中汉人居然占了大多数，但是都为文职官员，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军队的主官都是党项人。这是元昊唯一没有对汉人开放的权力领域，他深知军权意味着什么，因此无论如何也要把军队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党项人手里。


    元昊知道党项的文明程度比中原低，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西夏除了大力兴办蕃学，培养本民族的人才外，还注意招揽重用自宋朝投奔过来的文臣武将和知识分子，在他的高级参谋里，大多数的都是汉人。


    这就给了许多不得志的人施展抱负的机会，张元、吴昊就是这些人中的代表。


    张元、吴昊是宋朝永兴军路华州（今陕西渭南东）华阴县人，地地道道的汉族人，后来却跑到西夏去“谋发展”。


    这两个人的名字是后来入西夏时改的，原名不见于正史，因为当初他们在宋朝只是默默无闻的小卒，到了西夏之后才展露才华，当上了高官。


    这张青年和吴青年才华横溢，而且很有抱负，认为自己能干一番大事业。年轻人有些才干，难免有时眼高于顶，少年气盛。但二人本质不坏，性情直爽，有西北汉子的豪放坦荡，尤其是张元，常“以侠自任”，干了不少助人为乐、行侠仗义之事。


    人以群分，从他二人的朋友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为人。


    他们和同乡姚嗣宗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高谈阔论。


    这个姚嗣宗字因叔，性情也颇豪放，喜欢议论军事，后当过华阴知县。在他当知县的时候，曾陪同上司陕西都转运使游览华州西岳庙，庙里原有唐玄宗封西岳御书碑，高大雄伟，在上面还曾建有牌楼，在唐末时毁于黄巢战乱，转运使先生看到这个残碑感慨万千，说：“好一座石碑，可惜不知被谁给毁了。”


    本来转运使也就是句感慨的话，可偏偏姚嗣宗就接上话茬儿说：“是小贼放火烧的。”


    转运使先生以为是最近的事，就问道：“县里为什么不去收捕这些草寇？”


    姚嗣宗回答：“县里兵力不足，无法与贼寇争锋。”


    这位转运使火了，斥责道：“无法争锋？那国家养你们这些县官是干什么吃的，不会想办法吗？再说了，是哪个贼人这么厉害？”


    姚嗣宗恭恭敬敬地回答：“人们都说这个贼人的名字叫黄巢。”


    转运使顿时哑口无言。


    有的史载说这位转运使是李参，有的说是包拯，都是当时的名臣。可任你学识再渊博，也不可能事事都了解，不知道这段往事也很正常，可姚嗣宗和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不露痕迹地揶揄了他一把，虽说无伤大雅，可毕竟有着很重的嘲弄意味在里面。幸好那位转运使心胸豁达，没有打击报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