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签订缴纳岁币的和约时，大宋的宿命就已经被决定了。
辽国还算有君子风度，信守和约直到亡国（这个和约最终是宋朝撕毁的）。西夏得到钱财以后却是反反覆覆，但国小力单，想要吃掉宋朝它还真没那个胃口，金国却是被岁币激起越来越大的贪慾，最终女真铁骑踏破汴梁城，结束了北宋的流金岁月。
真是成也岁币，败也岁币。
历史证明，金钱买来的和平根本就是靠不住的。
“澶渊之盟”在政治上给宋朝带来的好处只有一明一暗两样：明的是和辽国和好之后，可以全力对付西北的党项，并成功地在景德三年议和，西北边境获得了暂时的和平。暗的是岁币使契丹群狼不劳而获，逐渐丧失了劫掠的本能，退化成了只会坐享其成的废物。到辽兴宗统治的时候，以往驰骋如风的契丹铁骑就被西夏连续击败，丢尽了脸面。
每年三十万的金帛，竟毁掉了一个剽悍的民族，金钱巨大的腐蚀力，不仅喜滋滋点钱的契丹贵族没有想到，就连赵恒、寇准也没有想到。
无敌的不是锋利的刀枪，不是纵横的铁骑，更不是“神授”的君权，而是人见人爱的花花钞票！
第五章 荒唐的心理战
从打击政敌开始(1)
和平降临，来自北方边境的巨大压力没有了，大宋终于把这块沉重的包袱甩掉了。
获得和平的过程虽然是屈辱的，但和平本身终究是可贵的。
当然，赵恒不觉得有什么屈辱，反倒洋洋得意地觉得自己是胜利者，就连寇准也是如此，逢人就宣扬自己力挽狂澜的功绩。
赵恒的心情好极了：消除了一块心病，浑身上下是那么的轻松。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代圣主（宋代的皇帝都有这个情结），过去总被辽国搅得安不下心来，现在他要毫无牵挂地施展治理国家的手段了。
赵恒在寇准、毕士安的辅佐下，干劲沖天地忙活起来了。
北方既然不再打仗了，马上就合併防区，减少驻军、组织复员，把因战争荒废的土地重新开发，尽快恢复经济发展。
在那个农耕时代，农业绝对是立国之本，这个重点不能丢弃，赵恒在景德二年（1005）诏令各道州府的长官都要兼“劝农使”之职，通判兼管农之职。
赵恒还从景德三年开始，在各州郡（边境州郡除外）普遍设置用于准平谷价的常平仓和用于赈济灾荒的义仓。义仓没什么好说的，常平仓可是很有讲究，它是各州按人口多少，从上贡钱中留下一定的银两，到新谷上市的时候，以比市场价略为高一点的价格购入，等到市场上粮价暴涨时再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出（但不得低于本钱）。这种做法很有些国家宏观调控的意味，可以平抑市场粮价，既可以防止“多收了三五斗”时谷贱伤农，又防止了青黄不接或灾年时谷贵伤民，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粮商囤积哄抬粮价，甚至在遇到灾荒时还可贷粮给灾民，用做种子或口粮。
这是功德无量的好事，比他以后搞的那个“天书”、“封禅”强上百倍。
商业在这个时候继续了咸平年间快速发展的势头。宋代人是中国历史上最会做买卖的，国内贸易不必多说，海外贸易远达阿拉伯各国。宋辽休战和平，又搞起了“边贸”，在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设置了四个榷场，与辽国大做生意，赚得盘满钵满。景德四年又在宋夏边境的保安军（今陕西志丹）设置榷场，后来又在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等地设置榷场，和西夏也做起了买卖。
发达的商业从大商人数量的急剧增加看出来，京城汴梁云集了好多富商大贾，继寇准以后任相的王旦就曾说过：“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就连一年赚上千万的千万富翁也并不少见。随着商业繁盛，给大宋带来了滚滚的财源，商税是宋朝国家收入的支柱之一，景德年间商税年收入高达四百五十万贯。
此时大宋王朝的繁荣，用盛况空前来形容并不过分。
要是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前景当真是一片光明。可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好事要是遇到了心怀叵测的小人，会变成什么样就很难说了。
这个时期的发展，与寇准尽心尽力的辅佐之功密不可分。自景德二年十月毕士安暴病身亡以后，寇准就一直独居相位。赵恒对寇准也是信任有加，另外还带着感激和敬畏。这是因为寇准支持赵光义立他为太子，再加上这次力促亲征，才达成了“澶渊之盟”，赵恒加寇准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对其更是倚为长城。
王钦若寇准这个人生性豪爽，不拘小节，很有个性，再加上少年得志（此公十九岁就考中进士），仕途比较顺利，做事难免有些率性而为，得罪了不少的人，其中就有劝赵恒南逃金陵的王钦若。
在太宗赵光义朝，王钦若一开始是亳州判官，一年阴雨连绵，老百姓上缴的谷物都很潮湿，管理仓库的官吏拒不收纳，可总出不进，存储的粮食越来越少，王钦若便下令把潮湿的谷物收到仓内，以后再支出粮食的时候，先发放潮粮。这样，既解决了老百姓无法缴纳“国税”的实际困难，还不至于坐吃山空，粮食还不会霉变，可算是办事有方。这件事后来被赵光义得知，很是赞赏，亲手写了个嘉奖令予以表扬，记住了地方上的这位从八品的小官，过些时候就将他选拔入京，当上了朝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