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房间，毛泽东脱下鞋子准备洗脚时，旁边的杨立三看见毛泽东的脚趾溃烂了，便急忙询问。这时候才知道，那是从安源到铜鼓的路上爬山扎烂的，也就是在那次被捕脱险时留下的伤。这些天毛泽东为了振作士气，跟着部队行走，竟一直忍着伤痛不说。
第十一章 会师文家市(8)
杨立三此时对毛泽东敬佩不已，连忙表示说：
“毛委员，我早就知道你了。我在《战士》刊物上看到过你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你那篇文章，对我们在湖南搞农民运动的同志来说，是很大的鼓励。有些人总说我们‘过火’，当时真让我怄气得要命。”
接着，他又赶忙去寻找药品，俨然是个好管家。
——这个杨立三，后来在红一方面军当了后勤部长，很勤奋。长征过草地时，因缺少担架员，他自己亲自抬患病的周恩来。一直到解放初期，他还在总后勤部当部长，因病在苏联逝世。当棺木用飞机运回国内的时候，周恩来到机场迎接并亲自抬棺，以示对杨立三的缅怀。毛泽东得知杨立三去世的消息，也非常难过……
这时，杨立三从何长工那里得知昨晚会议的最后决定，非常高兴。他当晚就兴奋地对几个要好的同志传播着“小道消息”。何长工本人有幸参加了这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在会议进行当中他由于不是前委委员，只能在旁边静听，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直到最后大家都表示贊同毛泽东的意见，他这才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
会议结束后，余洒度、苏先骏等人随之也表示服从会议的决议，不过按他们的解释却是去追叶挺、贺龙的部队。
这时，文家市会议并未决定到哪里落脚。毛泽东在十几天前，虽然听二团团长王新亚说过井冈山这一地名，还有当地的王佐、袁文才，但毕竟不了解那里的情况。当时想往哪个方向走，实际上也是如同后来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不过去广东，毛泽东是坚决不贊同的。
所以，这个“向湘南退却”的决定，从表面看，是个折衷的意见，实际上，却是在照顾了大多数干部的心理倾向的前提下，确定的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这时，不仅是余洒度等人反对到农村去，起义军主力部队的下级军官也大多是黄埔学生，习惯于当正规军，从未想到过要上山。只确定要去湘南，从某种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是去追叶、贺的部队。
基层军官和战士，毫无疑问地认为，南下就是去追赶南昌起义的队伍。
由于南下的理由能为大多数干部接受，这就决定了随后的撤退命令就能得到较好的执行。
文家市里仁中学里的争论，实际上关系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方向。最后形成的决议，最关键的一点，在于承认退却。
在当时的中共中央还强调“革命高潮”，要求夺取长沙并进而暴动夺取全国胜利的形势下，文家市会议却形成了实行退却的决议，体现了了不起的反潮流精神。
有了这个撤退的决心，下一步行动的目标就不再是城市而是安全偏僻的乡村。
至于退到哪里，到哪个山落脚，找哪个“山大王”交朋友，就可以在随后进行摸索。一条到农村积蓄力量以争取革命胜利的新道路，也就此迈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
文家市会师，是工农武装革命的一个新的转折，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是走出一条新的斗争道路的先声……
七、
文家市会议的当天，也就是9月19日，正在武汉准备向上海搬家的中共中央也召开了会议，研究秋收暴动问题。
还是在上个月召开过“八七”会议的武汉旧俄租界的那所房子里，第三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中共中央瞿秋白等领导人聚在一起。
年轻气盛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此次情绪很激动，他好像喝了伏尔加烈性酒，脸色彤红，要大发雷霆的样子，连喘气都是粗重的。
因为苏联驻长沙领事馆发来的报告，经苏联驻汉口领事馆的信使，已经转到他手里。他看过报告后，猛地将桌子一拍，一只茶杯被震落在地，摔成碎片。
会议一开始，罗明纳兹就介绍了他从长沙收到的报告。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内还没有建立自己的电讯联络机构，各省委、区委向中央报告情况，主要靠交通员带密信或领导人赶去口头汇报。一路上要搭车船，还要躲避岗哨搜查，往往信息传递的时间很慢。苏联驻中国的各领事馆则已经有外交电讯手段，外交信使又有豁免权，所以得到报告往往比中共中央要快得多。
第十一章 会师文家市(9)
此刻，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央有关秋收暴动的报告尚未送到，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就已经先到。这种“先入为主”的情况，使武汉的中共中央，只能了解到外国共产党人评价秋收暴动的一面之词。
也难怪罗明纳兹怒气冲天，这个马也尔的报告，对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央特派员充满了指责之词，把长沙城内的工作说得一塌糊涂，还扣上了许多政治帽子。
在9月中旬的那些日子里，马也尔以苏联领事的掩护身份，坐在苏联驻长沙领事馆内，通过秘密交通员，天天催促中共湖南省委快点举行暴动，口口声声要在长沙城内，也演出一场俄国彼得格勒“十月起义”的剧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