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加木是一个不轻易挥泪的人。在癌症和“四人帮”所带来的迫害面前，他没有流过泪。然而，有一次在看电视剧《失望人的希望》时，看到青年们受到“四人帮”毒害，心灵空虚，走上犯罪道路时，他难过地哭了。他噙着泪水说道：“如果党不能挽救他们，我们的党是干什么的？我们应当挽救这一代人！”
1979年夏天，彭加木即将出发到新疆去，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一位朋友托他从新疆带一点羊的胎盘，以便研究“活性多肽”用（因为羊胎盘中含有许多的“活性多肽”）。彭加木满口答应。他想，新疆有的是羊，弄个羊胎盘还不容易。可是到新疆之后一打听，才知道这是道“难题”！原来，羊一般都在四五月下羊羔。当时已是七八月，羊不下羔，到哪里去弄羊胎盘呢？这，正像在冬天找荷花、夏天找梅花一样，时令不对头呀！但彭加木是个轻易不肯头的人。他千方百计打听到在阿克苏，正在搞人工授精试验，有几只羊最近将要下羊羔。正巧彭加木原计划要到阿克苏进行考察，便高兴地驱车前往。
到了阿克苏，打听到确实有几只羊将要下羊羔。不过，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分娩。彭加木只好一边做别的工作，一边耐心等着。一天，好不容易等到一只羊将在半夜下羊羔，他高兴极了。不料半夜分娩时，牧工睡着了，母羊把胎盘吃掉了。这下子，真急坏了彭加木。
过了几天，另一只羊要下羔了，时间又在半夜，彭加木怕再失良机，闻讯后奔到羊棚，在满是羊粪的厩里总算拿到了羊胎盘。回到招待所，他连夜用水沖洗羊胎盘，弄得满身都是浓烈的羊膻味儿。然后，他把羊胎盘消毒，装入冰瓶，用飞机託运到上海。
彭加木锻鍊身体的小故事，也颇为有趣。他是早产儿，又受过癌症折磨，而去边疆工作必须具有强壮的体魄，所以他很注意体育锻鍊。彭加木曾这样说过：“我从来就是个体育运动的爱好者。除特殊情况外，可以说我始终不懈地坚持锻鍊。”
彭加木每次出差回来，邻居们马上就会知道。因为一到清早，他就在院子里跑步了，天天如此，常年不懈。邻居的孩子们受他影响，也跟在他后边跑。遇上下雨天，彭加木就在走廊里跳绳，一跳就是几百下。他的家里，有四、五根跳绳用的绳子呢！
星期天，彭加木常从上海骑自行车到淀山湖去，来回120多公里。夏天，他在清澈的湖水中畅游，感到痛快极了。中午，就在淀山湖畔的小镇——朱家角饭店里吃饭。由于常来常往，那里的服务员都认识他。
1976年春节，彭加木骑自行车绕着太湖转了一圈。然后又骑车到莫干山去，到达时正是夜里。莫干山是避暑胜地，而春节时值隆冬，旅客甚少，特别是春节期间，见饭店大门紧闭，只得到服务员家里，请她拿钥匙开门。服务员对这位不速之客甚为惊讶。而彭加木却为自己是莫干山饭店唯一的旅客，深为高兴。
在新疆，彭加木还曾参加过乌鲁木齐举行的群众性登山运动。当他跟大家一起登上海拔1230米高的妖魔山顶峰时，他情不自禁地脱口说出了口头禅：“今天我真得意！”
◆“两栖动物”
彭加木一面在新疆指导开展植物病毒研究工作，一面在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任植物病毒组组长，有人笑称他是“两栖动物”，他倒很高兴接受这样的“美称”。
彭加木领导的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植物病毒组，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仍坚持科研，有很好的基础。这样，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个组上得快，成果也最为显着。那几年，这个组发表的论文之多，在全所名列前茅。
有一次，全组在讨论研究计划时，有人提出，应当争取在十年内，每人到美国考察一次。
彭加木却笑着说道：“美国，当然应该去。不过，我提议，应当争取在十年内，每人到新疆考察一次！”
彭加木曾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中国人也不笨嘛，我们在科学上也要做出几样成绩来，让外国人到我们这儿瞧瞧嘛！”
1956年，彭加木曾把去莫斯科留学的机会，让给了别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再一次把出国考察的机会，让给了别人。他并不是不想到外国考察，他平时很注意阅读外国的文献，学习国际先进经验，但是在他的心目中占第一位的，却始终是发展边疆的科学事业！彭加木是“两栖动物”，工作异常紧张。请看他在
1979年的工作时间表：
4月至5月初，到福建考察甘薯虫枝病；
5月中旬至6月，在云南西双版纳考察水稻橙叶病；
6月底，赶到江苏、浙江，考察那里正在蔓延的小麦丛矮病；
7月至8月上旬，应甘肃农业科学之邀，沿着河西走廊，考察苦谷、天水、成县、武都、舟曲、迭部、郎木寺、玛曲、碌曲、合作、夏河、临夏、兰州等地；
回沪后不久，又飞往新疆工作。
1978年10月，当彭加木从新疆归来，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对彭加木进行了学术考核，除主考者外，还有几十名科研人员参加。
在考核时，专家们除了肯定彭加木的学术成就之外，还一致赞扬了他所做的大量的科学组织和科学普及工作，赞扬他为发展边疆的科学研究事业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