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彭家睦在实验室里实在呆不下去了。夏叔芳拉他别去，彭家睦气呼呼地说道：“本来我不想去的。警察打同学，太不像话！这下子，我倒一定要去！”


    彭家睦撒腿便朝大街跑去。这时，游行队伍被警察冲散了，街上满是水迹和血迹，几十名学生被捕。同学们硬是把血气方刚的彭家睦拉回来了，劝告他别与警察硬拼，否则会吃亏的。


    “5.20”血案之后，彭家睦在实验室里常常一边做实验，一边骂起国民党和警察来了。他觉得，警察打手无寸铁的学生，太不讲理，他要打抱不平。


    跟彭家睦、夏叔芳同做论文实验的那位女同学，是一位出身豪门的小姐，令人意想不到，她竟是一位地下党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彭家睦才知道她的政治身份）。她知道彭家睦是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但是并不认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她旁敲侧击，点明真相，使这位“打抱不平”的青年渐渐觉醒过来。


    不久，夏叔芳发现一件惊人的事：彭家睦正在很神秘地看一本书。见她来了，赶紧收了起来。夏叔芳夺来一看，竟是艾思奇着的《大众哲学》。


    夏叔芳感到很奇怪，他怎么会看起这样的禁书？他从哪儿弄来的？


    彭家睦在夏叔芳面前，说了实话。


    原来，那是中央大学从重庆搬回南京的时候，彭家睦的哥哥托他带一只小箱子回去。哥哥告诉他，箱子里不是平常的东西，在船上要防备有人检查……


    经哥哥这么一说，他倒疑心起来，打开箱子一看，里面有二十多本书，其中有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着作，还有艾思奇的书。当时，这些书全属于“禁书”。


    哥哥告诉他，这是一个老同学从“那边”捎来的。尽管彭家睦并不懂得这些“禁书”中所讲的“主义”，可是，他觉得把这些“禁书”交给他带回去，是对他的一种信任。彭家睦马上拍了拍胸脯说道：“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把它带回去。如果在船上有人要检查，我就拎着箱子往江里跳。我一钻进水里，他们就休想抓住我！”


    彭家睦真的做了跳水的准备，把那些“禁书”用油纸包好放在箱中，以免跳入江中时不至于被水浸湿。


    幸亏一路太平，彭家睦顺利地带着那只神秘的小箱子来到南京。


    在南京，彭家睦忙着做的“黄豆芽”实验，没有闲工夫去读那些“禁书”，况且他对政治问题没有多大兴趣，所以无心旁顾。


    然而，自从“5.20血案”之后，彭家睦开始想弄清楚共产党究竟是怎么回事，“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于是忙里偷闲，悄悄地看起小箱子里的“禁书”来。谁知这些“禁书”有一股无形的魅力，使他越看越爱看，读了第一本便想读第二本。这些“禁书”像一把打开思想之锁的钥匙，使彭家睦脑袋瓜开了窍……彭家睦的心中，暗暗嚮往“山那边呀好地方”。


    ◆面临毕业


    王应睐教授一位严师。他对自己的三位学生颇为满意，然而，从未在学生面前夸过半句。他对三位学生的印象是这样的：彭家睦功课中等水平，可是头脑灵活，手也很巧，做起实验来比两位女同学要能干得多；夏叔芳论读书是班上第一名，可是做起实验不怎么样；另一位女同学在三个人之中天资最聪明，学习成绩也不错，只是似乎不太专心，经常忙于别的杂事。


    王应睐教授是国内知名的生物化学专家。他手把手，把科学研究的一套方法教给了三位学生：先是确定论文题目，然后查阅有关文献，写出了《文献综述》，再确定自己的实验步骤，着手实验，最后总结，写出论文……


    当时只有一间大实验室，许多人在里面做实验。他们三个人挤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每天埋头从“黄豆芽”中提取植酸酶。实验任务是很重的，他们常常从早干到晚。不过，每到晚上，另一位女同学就不来了，只剩下彭家睦和夏叔芳在那里忙碌着。他们曾问过这位女同学，为什么晚上不来做实验？她有点不大好意思地答道：


    “我晚上要去做家庭教师。”


    彭家睦和夏叔芳感到奇怪，这位女同学家庭是个巨富，为什么还要去当“家庭教师”？他们想，也许她晚上有“幽会”，不便明说罢了。


    直到几年后，他们才明白，这位女同学每天晚上忙于地下党的活动，所以不能来做实验。


    旧中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毕业即失业了”，1947年夏天，当彭家睦和夏叔芳即将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化系的时候，他们一边做毕业论文，一边开始为未来担忧，四处托人寻找毕业后的出路。


    彭家睦请熟人帮忙，好不容易获知北京大学农学院土壤系需要一名助教。彭家睦把自己的学历寄去之后，对方答应了，可以发给他为期一年的聘书。


    这时，夏叔芳没有找到工作，终日惶惶。有一天，王应睐教授忽然告诉她一个好消息：他要到青岛的山东大学医学院开设生物化学课，需要两名助教。自然，彭家睦和她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夏叔芳兴高采烈地跑去找彭家睦。彭家睦一听，又高兴又懊悔：高兴的是，这样一来，他可以跟夏叔芳一起，继续得到王应睐教授的教益；懊悔的是，他已经与北京大学农学院订了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