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彭家睦的实验桌子紧挨着的，是夏叔芳。这一次，她的实验不大顺利，一直没有做好。她是一个非干到水落石出不罢休的人，在吃完晚饭之后，一个人继续在实验室里埋头做实验。
渐渐地，夏叔芳感到有点害怕起来——偌大的一个实验室里，只剩下她一个女同学，怎么不害怕呢？
正在这时，彭家睦从门口走过，看到她还在做实验，便进来了。他坐在实验室的一角，一言不发，一门心思看他的书。
有了彭家睦坐一旁，夏叔芳的胆子壮了。
彭家睦等她把实验做完，便合上书本，一声不响地走了。整整一个晚上，他俩一句话都没讲。
这件事，使夏叔芳第一次感到：彭家睦却有着一副乐于助人的热心肠呢！
夏叔芳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她在学习上比较轻松。
她从小喜欢读古诗词，所以一有空余时间，就到中文系旁听诗词课。她感到非常惊讶，“怪人”彭家睦竟然早就选修此课，坐在那里专心听老师解释平声、仄声和诗词格律。
后来，夏叔芳对美学课也发生了兴趣。她一走进课堂，咦，彭家睦竟然也早就坐在那里！
夏叔芳在微积分、物理化学这些选修课的课堂里，同样看到了彭家睦！
直到这时，夏叔芳才明白：彭家睦并不是一个整天爱用弹弓打鸟、爱爬到树上睡觉的“大孩子”，而是一个兴趣广泛、刻苦好学、富于进取心的青年，使她暗暗佩服。
在四年级的时候，中央大学从重庆迁回南京丁家桥，又一件不谋而合的巧事发生了。
一天，在学校的布告栏里，贴出一张布告：
“新近自英国回国的中央大学南京医学院教授王应睐，开设维生素和酶学课程，欢迎选修。”
中央大学农学院农化系总共只有三个学生选了这门崭新的课程，其中一个是彭家睦，一个是夏叔芳，还有一个与他们同班的女同学。就这样，他们每天跑到医学院去听课了。
渐渐地，他们三个同学对王应睐教授的课程深感兴趣，便要求王应睐教授指导他们写毕业论文。王应睐教授答应作他们的导师，带领他们做实验，写作毕业论文《黄豆发芽期间phyticacid含量phytase活动力之改变》。
直到这时，夏叔芳经常跟彭家睦在一起，有着共同的科学爱好，有着共同的志向，这才渐渐熟悉起来。
直到这时，夏叔芳才发现，原来彭家睦并不“孤僻”，倒是十分风趣、幽默的呢。
有一次，在聊天之中，彭家睦翻“老帐”，数落起夏叔芳来。
彭家睦的记性不错，他用“长辈”回忆往事似的口气说道：“你还记得吗？在刚进大学的时候，做化学实验，两个人一组，老师把你跟一位山东大汉编在一个组。你一见到那位山东大汉，吓得连头都不敢抬。嘿，你到老师那儿吵，一定要跟女同学编成一个组，不8跟男同学一个组。可是，别的女同学都已编了组，弄得老师没办法，只好让你一个人一个组！哼，你满脑袋的封建思想，一个十足的书呆子！”
夏叔芳听了，不好意思地哈哈大笑起来。这件事，她早就忘了，想不到彭家睦居然记得那么清楚。
接着，彭家睦又奚落起她来：“还有，你那时候只喜欢化学课，不爱上农业课。有一次，上农业课的时候，趁老师转过身子在黑板上写字，你就像个猴子一样，从我的桌子上踩过去，从窗口逃走。哼，一个逃学生！到了农业课考试时，你没办法了，找我借笔记本，死命地背，像条书虫！”
夏叔芳咯咯笑了，她也不示弱：“如果说我是书虫，那你也是虫！”
彭家睦有点惊讶，他似乎从来没听说过别人喊他是“书虫”。
夏叔芳数落起他来：“你不是‘书虫’，你是‘刺毛虫’，专门刺别人！”
这下子，两个人都笑得前仰后合的。
彭家睦补充说道：“如果说我们都是虫的话，我们不是别的虫，是糊涂虫！我们参加了‘12.1’，又参加了‘2.22’，却说不出‘为的啥’！”
◆“糊涂虫”慢慢清醒
“糊涂虫”开始清醒过来，那是因为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像一盆冷水似的，泼醒了彭家睦。
1947年5月20日，南京发生了着名的“5.20血案”……
事情是从5月4日开始的，上海各学校的学生举行反内战游行，八千多个示威者包围了国民党的警察局。这一爱国热潮，迅速波及南京、北平、渖阳、杭州、青岛、开封等城市。5月20日，南京的学生们高举“反飢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旗，上街游行了。
这天，中央大学的许多同学都参加了游行。
彭家睦忙于他的毕业论文，以为“黄豆芽”比游行更加重要，成天泡在实验室里。夏叔芳也没去。与他们同做毕业论文实验的另一位女同学却去参加游行了。
过了约莫两三个小时，那位女同学气喘吁吁地跑回实验室。她的头发、衣服都湿了，激动地告诉彭家睦和夏叔芳：
游行队伍遇上了国民党的警察，他们用消防水龙头浇学生，用木棍打学生！正在这时，彭家睦的一个同班同学跑回来了。他的手里拿着一副破眼镜，连镜片都碎了。他说，这是被警察打碎的，好多同学现在正挨警察打，鲜血洒在大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