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守阵地的除了255团，还有14军军部直属队和第10师的残余人员，总共大约一千五百人左右。以杨围子村的面积而言，这样的兵力并不算少，可问题是部队严重缺乏弹药，炮弹和手榴弹完全告罄，各种枪弹也所剩无几，步枪兵的子弹平均下来还不到二十发，以这样的军需状况，别说是坚持三两天，就是再守两个小时都有点靠不住。
仗打到这个时候，战场的补充完全依赖空中运输，整个第12兵团都缺少弹药。双堆集的空投点设在18军的地盘上，后方送来的粮食和弹药全都掌握在“土木系”的手里，分配物资的时候就显得亲疏有别——弹药和粮食首先满足18军，其次再分给由18军派生出来的第10军，而14军和85军都属于“旁门另派”，只好看人家的脸色求一点施捨。先前，14军军务处的蒋汉廷处长到双堆集去讨要弹药，刚走到半路就被18军用冲锋鎗顶了回来，东西没拿到还挨了一顿臭骂，蒋上校气得直跳脚，差点没把队伍拉出去搞火拼。
其实，空投场地就在杨围子的西南角，距离14军并不远，但18军却把那片区域设成了自己的禁区，根本不许其他部队靠近。这样一来，各部队与18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当解放军准备封锁空投场的时候，14军也就放任不管——自从攻克沈庄之后，解放军就不停地挖战壕，那工事从杨围子的西北逐渐延伸到了西南。本来，如果14军的弹药充足一点、或者他们多少能够发扬一点协作精神，只要主动出击一两次，共军的战壕也就不至于挖得那么顺利。可这帮傢伙却只顾着跟18军赌气，愣是眼睁睁地看着中野4纵把坑道从沈庄一直挖到了空投场上，结果是“我的退路被隔断了，你们也别想再得到粮食和弹药！”
战事险恶、军情危急，包围圈里的国民党部队之间不仅在地理上被分割阻断，在心理上也存在着严重的隔阂。派系的纷争加剧了内耗，绝境中的官兵的士气愈加显得低糜。
12月10日下午，双堆集方向的国军部队向空投场附近的华野4纵发起反击，双方在杨围子西边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噼里啪啦地打了两个钟头，可14军却始终袖手旁观，就好象这近在咫尺的战斗完全不关他们什么事似的。
14军不愿意去配合“土木系”。不过，在蔡智诚看来，同属于“土木系”的18军和第10军之间的配合也并不默契。本来，装甲部队在进行堑壕争夺战的时候，应该由步兵在前面搜索攻击、战车在后面实施火力压制才对，可第10军的步兵们却远远地躲在坦克的背后，距离突前的先锋足有二三百米。而18军的那些战车也没有摆出攻击时应该採取的楔形阵势，他们排成纵型的侦察队列，彼此的间隔拉得很开，这样就只有一辆坦克突在最前面，根本无法沖开堑壕的防御。
而共军方面却是铁了心的要守住阵地。坦克刚接近战壕，华野4纵的战士们就抱着麦秸垛子沖了出来，那些m3a3是使用汽油的，最怕火，打头的坦克几乎立刻就被“巨大的火把”包围了，其他的钢铁怪兽也被撵得到处乱跑，而跟在后面的步兵这时远还在百米开外，既沖不上来也退不下去，完全暴露在阻击阵地的火力打击之下……如此折腾了两三个回合，第10军的一个营就报销了。
反击部队无功而返，在杨围子“观战”的官兵们也显得无可奈何。蔡智诚问李剑民：“照这样下去，你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守在这里，拼光打尽”，李剑民的回答十分简单。
“固守原地，拼光打尽”是十二兵团的政策。在双堆集包围圈里，除了18军之外，其他部队的位置都是固定死的，谁也不许擅自移动。85师254团1营长金泽（遵义人，黄埔16期生）就是因为一不留神跑到了第10军114师的地盘上，结果被军法处抓去枪毙了，黄维司令还将他作为“典型案例”通报给全兵团，搞得85师的其他人再也不敢随便乱动——用李剑民团长的话说就是“前头没出路，后头没退路，只有坐着等死”。
事实上，虽然没有出路和退路，但活路还是有的。在那段时间里，解放军每到天黑之后都要释放一批俘虏，他们总是让俘虏带回来许多劝降信，这些信函有的是指名交给某位长官的、有的则没有写抬头，但信件的落款却都是中野的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国民党的军官只要有了这封信，能拉队伍“反水”就算作是起义，实在不行的话，自己缴枪也算是投诚。
杨围子里的255团还剩下千把号人马，团长李剑民多少还有点“起义”的资格，但他并没有打算这么做。在私底下，李团长倒是给蔡智诚预备了一封“保命信”，并且叮嘱说：“我们是强盗大学毕业的，拼死了就算，你是正规文化人，打完仗还有自己的前途，不必把性命浪费在战场上”——那意思是让蔡大学生趁着夜色跑到共产党那边去投诚。
这让蔡智诚非常犹豫。从常识上判断，他知道杨围子绝对是守不住的，能够在共军发起总攻之前及时投诚当然是一条求生的良策，但是，经过多年的军旅生涯、特别是在伞兵部队里接受的“党化教育”又使得他难以做出临阵脱逃的举动，思想斗争了很长时间，他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听天由命。
夜幕降临了，对面的共军停止了炮击，杨围子阵地上顿时安宁了许多，在坑道里蜷伏了一天的国民党兵们纷纷走出藏身的工事——现在是“放风”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