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阶层划分图的政治轴心显然必定是从低于民族国家一级开始的,某个集团试图打倒执政当局,冲突由此而起。在这种州内一级的政治机构上面,我们应该加上一个跨国的阶级,表明还存在着某个追求权力的团体的组织系统超出国家范围的情况,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情况就是这样。传统的战争种类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战。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一些国家是超民族的,例如联合王国和苏联。把民族作为一种宣传手段以赢得忠心,这还是比较新的一种方针,基本上是从法国革命才开始的。然而,民族国家很少单独进行战争。它们通常与盟国一起,企图从翼侧攻击或包围敌人。这种互相结盟的战争,是目前对我们生存的主要危险。在这种战争中,偏执狂达到狂热的程度,主权和责任被歪曲得面目全非。
作战或介入战争的地理范围,即我们所说的第三维,由局部地区扩大到地区、地区之间、大陆、洲际、直至全球,任何一种冲突都可能在地理范围上进行升级,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口捲入进去,从而增加大部分文明国家毁于核灾难的危险。目前,大国的策略是,试图设法解决有争议的问题,而把任何实际战斗控制在可能减少逐步升级前景的最狭窄的地理界限内。可是,战争升级的威胁,已成为事实,而且就在眼前。
用来描述战争的地理名称——城市的和农村的——并不说明地理范围,而是指遇到的各种地形。这种相遇可能发生在各种社会和政治环境中以及大大小小的空间范围内。
分析战争的频度和分布情况完全可以使用这样一种分类法,它至少能把社会构成、政治范畴和地理范围这些基本因素区别开来,并有效地避免一种基于意识形态上的骂人或自吹的分类学。把战争的动机作为分类的一个依据是会引起争论的,但是,控制人口、领土和资源显然是一切战争的主要目标。从地理上来概括,战争的分布情况显然是由于三个主要问题的结果造成的:某种形式的政治不平衡引起战争;为了消除国家内部的异议而挑起对外威胁以弥合国家团结上出现的越来越大的裂缝;一国的国土和资源基础与经济和政治能力不相称,因而可能危害和平。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日本和德国都没有得到一个人口稀疏的空间来谋求他们那种形式的命定扩张论。另一方面,一个其边界与许许多多利益根本不同的国家接壤的、疆土过于辽阔的国家,可能招致共同的敌人试图压缩它的领土。象俄国这样遭受过征服和破坏的国家,可能会因为害怕出现混乱而不得已扩大其边界的控制,以便寻求一个防御守得住的边境。政治上的不稳定可能发生,因为处于转变中的人民对建立传统的或旧时的经济这一期望与抱住特权不放的毫不妥协的上层集团发生了冲突。凡这种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可能打乱工业化世界的大部分能源供应的地方,都有发生爆炸性事件的可能性。促使能源供应产生混乱使潜在的敌人感到不安的吸引力,几乎同对石油输入国用武力去保护石油补给的诱惑力一样大。
要想预知最大的战争危险在何处,显然靠从最近发生的事件得出的推断,是不可能提供简单明了的答案。谈论中的事件不是时间或空间上的偶然事件。把战争的爆发当作客观现象。并研究与之相关的环境,这样做将有助于理解和判断潜在危险。显然,採用这种做法时必须把战争的频度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来衡量。从死亡人数看,战争对人类似乎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引起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美国和苏联的武器潜在杀伤能力从未被利用过,而且它可能造成的结果也不能用先前的看法去推测。长崎和广岛投下的炸弹是现今武器的微小原型。除了互相投掷核武器的前景外,其它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了。作为最后的手段,其它战争的意义仅在于它们不是增加就是减少这种发狂的可能性。因此,有些战争对于整个人类实际上可能具有人性的真正价值。假如北约和华约的利益间的一场局部冲突使全面对抗得以避免,它就可能避免数以亿计人死亡的恐怖前景。其条件是一方或另一方不寻求报复或试图调整均势以利己方。这在开始时是无法判断的,因此从逐步升级的明显危险来看,最好还是将慎重的和解作为最安全的行为。
把每一场战争的爆发都作为大国竞争的机会并介入与已无关的小冲突使对方不安,这是政治性不强的军事竞争中由来已久的一种策略。由于经济和技术上的进展,竞争实际上变成了两家垄断,使较量中出现了双方对立的极不稳定的局面。虽然从政治制度上看,根据美国和英国的样子,两党制被认为是稳定的,但是,当得失在此一举时,真正的双方对立就绝无妥协的余地。美国的政体实际上更象是有50个党派。在英国,第三党不管争取入阁选举的情况如何仍採取中间立场,这个实际的威胁使英国政界仍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中立趋势。在军事方面,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变革,使日本、欧洲、中国、印度以及中东、非洲和拉美国家有了更强的实力。所以,随着实力更广泛的扩大,可能又要重新对战争施加曾经使欧洲文明从乌德勒支条约签订到1914年得以保持的限制。双方为寻求对世界最大范围统治权而进行的竞争,必然会促使在意识形态上走极端。假若继续得到效忠的代价非常高,那么每个竞争者都会指望最大限度地增加可以藉助于其僕从国的可靠性。每个竞争者通过象他们的对手那样提供一个政治讲坛,扩大了其能够吸引追随者的可能的地理范围,但却减少了可以藉助于他们的可靠性。採取极端的政治立场会缩小号召力的范围,但能确保很大一部分领域里会有可靠的追随者。提倡用共同的努力集中的解决贫困问题,一般说来对那些陷于困境的国家有吸引力,而拥护自由放任主要对那些贸易状况目前看好的那些国家有号召力。这种可靠的追随国一旦承担义务,就能以较小的代价用诱饵、让步或武力保持祝这种极端做法的趋势确实有一线希望,因为它为持温和观点的新参加国开闢了一个在敌对双方之间左右逢源、令其侧目相看、甚至可能高度重视的中间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