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链条这样的想像对和平造成的最大损害也许是：直言指出俄国再度可怕地被强大而又互相协同的敌人包围的这样地现实。不要用太多的想像，就可以将苏联地对外政策解释成完全是俄国谋求安全边界地政策。俄国的历史无疑表明，它是随时都能够为其行为作出解释的。凡夸大克里姆林宫正被侵略性对手包围的观念的言行，只能加剧恐惧和增强其好战性。


    将发生在一条绵长地带上的广泛的多种多样的政治和暴力的冲突归纳为一条“危机槐，这似乎是西方在培育自己的妄想症。这种归纳有助于基辛格见到每次冲突发生的背后都有莫斯科指使的现象后作出简单连锁解释和反应，并始终採取好斗的姿态，而不管局部情况如何。这样的反应，当然不大可能与较为现实的保证石油补给的目标始终一致。“一条槐的提法有太多的战斗阵线的气味了。将战场看作是两个队进行比赛，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外交活动，必然严重限制自己的灵活性，减少占上风的前景，同时增加陷入僵局和诉诸暴力的可能性。“一条槐的战略非常容易成为一种最后的挣扎。


    共产党的地缘政治学


    如果说共产主义反对者错误理解地理现实，那么共产党阵营也是这样，就他们公认的理论、阐述方式及从以在继承下来的地理知识和偏见而言，地理现实在他们脑子中的形象往往是失真的。俄国人、中国人和越南人，还有他们的各式政治家和军事家，都深受神话和传说的影响，其历史可追溯至马克思新发现的很久以前。对俄国的最严重的危险始终被认为是来自德国。对中国汉族人来说，和谐的生活方式在南延伸，在西、北面建一道防御屏障防范草原地带的野蛮部落，乃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研究一下公认的共产党国家的学说的起源信条，发现很少有从地理上指导政策的东西。在这方面，正如在其它许多事情上一样，是《资本论》把事情误解了。马克思对巴黎的革命街垒和大英帝国的工业发展印象很深。以他看来，十分显然，阶级斗争和革命将在西方城市中先爆发。马克思着作中，关于阶级斗争的实用性，以及怎样并在何地搞阶级斗争很少或是没有提及。恩格斯确实在1871年目睹了巴黎公社社员的斗争，而这一经历对其最后的思想起了作用。关于革命战争的实践，人们必然转向列宁，谋求指导。列宁的思想并没有与地理合成的巨大张力结合起来。他总是根据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机遇来看待事情。俄国内战的进程不能鼓励任何的空间概括法。这场内战是以阶级而不是以领土划线的，以布尔什维克和工业工人同以前的有产阶级和官僚阶级战斗，争夺对大多数动摇不定的农民的控制权。列宁对抽象的公式没有好感，将注意力放在实际战斗及其所具的政治、经济环境上。为取得成功，必须创立新的方法，以适应变化中的奋斗目标。


    当苏联早期的统治者发现自己在指导一个基本上是农业国的成功的共产党革命时，这是异常的（马克思曾认为农民极少可能参加革命，因而不予考虑），他们中间在目标和地缘政治学方面曾出现一些混乱。托洛茨基认为西方的城市己做好了革命的准备，并宣称共产国际有义务促进那里的革命活动，以削弱资本家政府和阻止他们发动反苏战争。苏联将领导一场持久的革命，将无产阶级政权引入象德国和英国这样的工业化国家。然后，这些国家将给俄国运去机器以换回原料。1927夏季，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提出这样的口号，企图以此获得权力。史达林作了关于列宁的实现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政策的演讲，以此把孤立主义者的反对派组织起来。1928年，托洛茨基及其全球革命的错误观念被清除，于是在1930年，史达林宣布了防御资本主义包围的学说。三十年代，李特维诺夫争取国际合作以消除德国重新武装的威胁。1939年，他被莫洛托夫取代。莫洛托夫寻求同德国和日本和解的政策，以便将它们的注意力引向他方，但没有收到成效。到1944年，使密切注视苏联事态发展的人大为震惊的是，苏联政府回到革命前关于俄国的世界利益的观点上去了，而其后来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与此相吻合的。史达林有效地使革命热情民族化了。


    然而，战后年代里，苏联领导在谋求“集体安全”、实用主义地构筑卫星国防御墙的背后，继续坚信历史的必然性和苏联在促进资本主义国际秩序的必然崩溃中的先锋作用。随着赫鲁雪夫执政，这种精神也脱颖而出了。赫鲁雪夫当时认为，苏联已开始实现经济和军事优势。他驳斥了被包围论，指出究竟是谁包围谁还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赫鲁雪夫把苏联推到了世界舞台上，在欧洲正退却的回归线以下的殖民地中间推行社会主义道路。他还首先越过革命学说，开始同中国闹分裂。不久，两国又回到传统的对峙局面。勃列日涅夫继任后，对苏联物质上的必然成功的把握不如前任大。尽管目前的领导人继续在远离苏联的非洲、亚洲和美洲干预，影响事态的发展，以扰乱资本主义秩序，但还是限制对相对无关紧要的地方採取行动，并在象中东这样真正危险的环境中寻求稳定。


    胜利的中国党（中国共产党）举起了世界革命的旗帜，他们违背正统观念将农民动员而来。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是怀疑游击战的，认为它缺乏必需的中央控制。而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游击队对革命的发展起了核心的作用。林彪1965年宣布包围世界城市的目标时，明确地提出了革命战争的相关地理学。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包围城市理论的范围扩大了。他把北美和西欧称为世界的城市，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称为周围的农村。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暂时被压制，因而世界革命事业寄希望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者的斗争，他们能够指挥并支援世界大多数人的斗争。支援这些一般以农民为基础的斗争，显然是各共产党政府的责任。这种学说的地理概念每一点都象多米诺理论一样荒谬，并且非常容易引导错误行动和引起恐惧。切·格瓦拉的不成功的“中心革命”是从地缘政治上试图实践之。苏联继续对游击战持有戒心，它对古巴施加很大压力，要其停止为拉丁美洲农民运动提供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