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大型行动所需要购置的东西确实不少，文房四宝那些暂且不提，光是需要购置的书籍就不在少数。


    这还是毛烈将自己家里收藏的那将近万卷书籍都拿出来用于这次行动，省去了不少花销。


    另外，钱家连学子带随从一共来了将近两百人，一个月的住宿、吃用以及喂养马匹所需的费用也不在少数。算下来，毛烈平均下来每个月都要支付一千多两银子。


    本来绪山先生开口要钱家承担一部分费用的，但是看到毛家的香皂生意后，便也同意了毛烈独自承担此次费用。


    毕竟，毛家香皂生意每个月的净利下来，就足够这一大群人的开销了。不过，香皂的每月净利去除开销后，也就剩不下多少了。


    花销虽然是大了点，不过毛烈觉得这笔钱花得非常值得！


    一百多人群策群力，每天的进度都清晰可见。


    本来毛烈自己估算，如果是自己和师父、师祖三人来做这件事需要大概三四年的时间，而且还不一定能够做完善。结果在这么多人的讨论下，不仅发现了许多以前自己没有考虑到的方面。


    比如：人们都讲究追本溯源，没有根据由来的文字或是理论就不能作为定稿而录写下来。这个大众观点虽然使得整件事情需要耗费的工时大大超出了毛烈的估计，但是却能够将写下来的文字或者理论变得有据可查、完全经得起推敲考验。


    一些毛烈心中想要写出来的理论，比如经济学等现代科学体系，虽然在这个大众观点的制约下没有如愿写出，但是一些基础的知识还是被毛烈援引华夏古典中的一些观点写了下来。


    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毛烈援引吕尚《六韬》一文中关于农、工、商三宝的论述而写就出来的“政治经济学”。


    这里的“政治经济学”并不完全是后世华夏大学生们不管什么专业都要学习的那门“政治经济学”，而是毛烈在农、工、商三宝基础上再增加“士”，变成了社会政治的“四宝”，然后从经济学原理上论述如何充分发挥这“四宝”的作用，做到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的一本著作。


    经过大家热烈而又冷静的讨论，对整理收录文章的反复比对删减，毛烈心目中的新儒学体系逐渐地显露出了枝干、脉络。


    经过一年半多些的时间，到了嘉靖三十年冬天、十一月（农历）中旬的时候，整套新儒学体系终于在一百多人的辛勤工作下得以问世！


    这套新儒学体系，完美地阐述了儒家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天下”主张。其中，在论述儒家“修身”主张时，首次将“人本善、人本恶”的观点统一了起来，按照易理之中先天人性和后天人性的说法，将人本性中的善恶两面统一了起来；首次提出了人既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


    这套新体系在论述“修身”时，还将道、佛两家的一些方法糅合了进来：在培养或者锻炼人性善的一面时，引用了一些道家手段来进行辅助。而在消除人性恶的一面时，则引用了一些佛家手段来进行辅助。


    另外，这套新儒学体系重新将儒家“六艺”列为了儒学学子们必须一起修炼的技能，不得因任何原因而舍弃“六艺”其中的任何技艺；倡导儒家学子们文武兼修。


    还有，新儒学体系将“道德”明确归纳在了“修身”阶段，明确了“道德”只能作为儒家学子个人修养，而不能用来要求或者约束他人。其中，“道”既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本质规律，而不是各种的所谓“规矩”，规则制度要尽量依照事物的本质规律来设定、而不是主观臆断地进行设定。儒家学子必须通过观察学习等方式来探究事物的本质规律，而不是遵循他人所制定的所谓“规则规矩”。“德”，则是儒家学子们在探究“道”的过程中，所需要具备的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


    新儒学体系认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所以每个人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都是不同的，所以不能以统一的标准来要求不同的个人。就算是在必须群策群力的事情，所适用的标准也必须要兼顾到所有参与者们之间的不同。所以，“道德”只能用于进行自我约束而不能要求或者约束他人。


    新儒学体系还在论述“修身”阶段，将易理中的许多理论观点融合了进来。尤其是在引用易理之中的“五行”理论时，充分发挥了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用许多史书中记载的实例来证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转换规律。


    在论述“齐家”主张时，这套新儒学体系将农业技能、手工技能、商业买卖等杂学技能作为了儒家学子们养家糊口的技能予以统一整理收录，并在文章中明确写明：人生在世必须自立自强、不得依靠他人，所以凡入儒家之门的学子，都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而掌握一门或者是几门能够养活自己以及家人的技能。


    新儒学体系认为，只有让儒家学子们自己去掌握生活技能并且亲自做动手做了以后，才能将现今社会上的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阶级观念予以消除、才能真正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力量凝聚在一起。


    在论述“治天下”主张时，新儒学体系将兵学、政治学、外交学、法学等兵家、阴阳家、法家等学派的著作整合了进来，并且明确写明：这些智慧知识尤其是兵家的“诡道”只能用于对敌而不能用于自己国家、自己民族。


    同时，新儒学体系重申了源自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强调儒家学子必须要以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民生为重，不能以“忠君爱国”、“顾全大局”等口号来肆意践踏关乎民生大计的事情。


    新儒学体系在“治天下”主张中，将一个国家中现实存在的各种人群进行了统一的职业划分以及详细解释：农林渔猎等职业为国家提供生存所需的食物；工匠为国家提供生产生活所需的各种工具用具；商人为国家各个区域内物资的流通提供帮助；文士为国家治理提供智力以及人力的支持；武士为国家的安全、人民的安定提供武力和人力的支持。等等等等。


    整个新儒学体系之中，不厌其烦地近乎是无数次地强调：“国与民是一个国家统一的两个层面。没有国，就没有安定的生活环境、也就不能保证人民的安全；而没有民，国家也只能是徒有空壳、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所以，新儒学体系是一个将整个国家、社会、民族进行了综合统一，以空前宏观的角度来阐释了从个人修养到维持生活、到治理族群国家需要涉及到的几乎所有方方面面的学术体系、知识体系、智慧体系！


    而在整套新儒学体系最终完全写就，并由包括绪山先生、龙溪先生、荆川先生以及毛烈等所有参与者共同审阅讨论并确定再无任何错误的时候，毛烈脑海中的系统再次发出了洪亮的鸣声！


    “文明系统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