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三大参谋》 第1页 [史学研究] 《昭和三大参谋》作者：俞天命【完结】 异类（一） 1947年4月30日，在各种肤色众多的摄影记者，文字记者簇拥下，一个年轻人拖着一辆架子车从日本山形县饱海郡的高濑村的一片松树林里的小屋出来，朝停在树林外的汽车走去。 （石原莞尔费力地走出家门） 膝盖上盖着一床毛毯坐在车上的是一位衰弱的老人，除了炯炯有神的眼睛之外，这个人的一切似乎在告诉人们，生命正在离他而去。 （架子车上的石原莞尔） 看起来行将就木的“老人”其实并不老，才59岁。这位看起来随时可能倒毙的人是曾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参谋本部作战课长，部长，第16师团师团长的石原莞尔退役陆军中将。 是他策动了“9.18事变”，发动起来了日本帝国的战争机器，给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人民带来了三千多万的死亡和无法统计的财产损失。应该说他是开始战争的第一个人。 然而，占领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公布的几百人的甲级战争犯罪嫌疑人名单中却没有石原莞尔中将的名字，他现在是到设在酒田市商工会议所的“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出差法庭”去作证。因为他已经到了膀胱癌晚期，无法自行行走，不能去东京出庭。作为一种变通，东京派了检察官来酒田听取他的证词。不夸大地说，这个人的证词将影响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走向，所以各国的记者都来了，想记下着历史的一幕。 其实这不仅是因为石原病重。事实上从1946年初开始东京军事法庭已经和石原打过几次交道了，领教了这位软硬不吃，破罐子破摔的滚刀肉脾气。当时一位美国检察官到东京九段的递信病院盘问病床上的石原莞尔：“知不知道桥本欣五郎？” “不知道。” “知不知道桥本欣五郎和板垣征四郎的关系？” “不知道。” “再问一遍，知不知道桥本欣五郎和板垣征四郎的关系？” “不知道。” 美国检察官火了：“我不相信，你好好想一想，明天我再来。”说着朝门外走去。 可是在他身后突然爆发了一声怒吼，窗玻璃都震的嗡嗡作响：“等一下”。 石原大喊了起来，根本不像一个已经走近了生命终点的病人：“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虽然都是军人，但肯定有亲疏。你是什么态度？到人家房间来，连问句好的礼貌都不会吗？” 可是第二天去的是另一位美国检察官。碰上石原那天也情绪不错，主动就开口了：“我要是参谋总长，这场战争日本就不会失败，像今天这样你们耀武扬威的事就不会有。” 检查官没理他，直接就开始问问题了：“你认为头号战争罪犯是谁？” “你们美国的杜鲁门总统。” “胡说八道，我们美国是战胜国，怎么会有战犯？” “难道只有战败国才有战犯？你们的杜鲁门总统在就职时候撒向日本的传单里说：‘如果日本国民和军人协力进行战争，我们将不分老人和妇幼地进行轰炸’，那是什么行为？” “那仅仅是一种威胁。” “事实上不是有过‘战略轰炸’，不是有了广岛和长崎吗？” 不等检察官回答，石原反而盘问起检察官来了：“日本的战争犯罪准备上溯追查到哪儿为止？” 检察官还是尽力保持冷静：“我想要回溯到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为什么？” “满洲事变的根源在于日本开始侵略大陆的甲午和日俄这两场战争。” 石原笑了：“说得好，那么请把带领黑船舰队打开日本国门的佩里上校请来。” 美国检察官没弄懂石原的意思：“请佩里上校干嘛？” 挑起战争的人 —— 石原莞尔（二） 异类（二） “我们在德川幕府时代没打过台湾和满洲的主意，是从你们美国来的佩里上校用大炮打开了日本的国门，把日本赶进了现代世界，是你们自己教会了日本掠夺和侵略。元凶就是那个佩里，怎么样？从地狱里把佩里叫回来怎么样？” 石原莞尔就是这种脾气和性格，真要把石原莞尔弄到东京法庭的主会场去当众作证，谁也不知道他会说出什么让人尴尬的话来。政治力学又一次起作用了，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特别在酒田市组织了一个“出差法庭”来听取证言，其实这是远东军事法庭总检察长季南和石原莞尔的老部下，第202师团长片仓衷少将达成的一个谅解。 开庭后，法庭检察团首先问石原有没有什么话要说的，石原开口就说：“我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就是我石原莞尔，但是这个石原为什么不是战犯？这根本不合逻辑。”，检察团只好赶紧打断他，提出下一个问题：“听说你和东条意见对立，是这样的吗？” （石原莞尔在酒井法庭作证） 石原总算知道了为什么他不是战犯——东京国际法庭是以东条划线，他不在战犯名单上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东条英机的对头：“东条是没有自己意见的人，和没有意见的人怎么可能发生意见对立？” 第2页 法庭的空气顿时就全由石原控制了，在场的美国记者马克·盖恩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石原的眼睛十分严峻，几乎没眨过，想要把我们射穿一样”。 检察官想扭转这种空气：“证人请不要说与询问无关的话，只需回答yes或no”。 接下来的问题是：“满洲事变给中国方面造成了多大损害？” 石原反唇相讥：“请法官大人教我一下这个问题应该如何用yes或者no来回答”。 在众多记者的面前，询问延续了两天。法庭几乎没有得到有价值的新证词，反而法庭成了石原莞尔为被逮捕了的原日本陆军领导人，现战争罪犯们辩护和同情的表演场。唯一的例外就是对东条英机。在法庭听证完毕以后对各国记者发表的谈话中石原莞尔是这么说的：“东条英机实际上应该去当会计军官，让他去管十挺机枪可能不会出任何问题，十挺以上就不知道了。他肯定在法庭上会认真地做笔记，但怎样只用这些笔记就已经超过了他的智力水平了”。 这就是石原莞尔，也算让检察官们开了眼了。在他们办案的过程中，看见过的耍赖，告饶，痛哭流涕甚至跪地哀求的太多了，像石原莞尔这种软硬不吃哭着喊着要当战犯的另类还是头一次看到。 石原莞尔就是一个这样的另类。 （石原莞尔和弟弟石原四郎） 1889年1月18日，石原莞尔出生在山形县鹤岗市日和町。父亲石原启介是一个警察，从巡查干到警部，当过附近不少乡村的警察分署长。最后当过崎玉县的饭能警察署长。分署长虽然不大，但却是那一带农村吃皇粮最牛的大官 得承认石原莞尔是个天才。1902年，石原莞尔很轻松地考上了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第六期，入学成绩是第三名，毕业成绩还是第三名。之所以没拿到首席毕业的原因首先是学习不是很刻苦，起码在旁人眼里不是很刻苦。课余时间主要是花在阅读与考试科目无关的书上，从那时候开始就有了个“石原式学习方法”的说法。幼年学校的考试以论述题为主，在别人拼命多写一点以覆盖可能在答题时忘记了的要点时，石原莞尔却永远以最简洁的语言回答问题。 （石原莞尔报考陆军幼年学校时的报名照） 幼年学校和以后的陆军士官学校一样，课程分成“学科”和“术科”。学科指课堂授课的知识，术科指体操，马术，操练，射击等体育项目。基本上看不到在学习的石原莞尔总是很轻松地能拿到学科的高分，但石原莞尔的身体条件不是很好，所以除了“铳剑术”（中文叫“拼刺刀”）之外术科成绩一般。 和石原莞尔在幼年学校同过学的人都知道他的一个绰号叫“七号”。一次有一个同学生病住院，到医院去探望病人的学生们发现那所医院的第七号病栋是收治精神病患者的地方。大家突然觉得那儿才是石原莞尔应该去的地方，从此石原就有了这个外号。 石原怎么会被人认为应该去精神病院呢？1904年的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出过这么一回事。陆军幼年学校有一门作业是写生，每星期的交两张写生，目的是为了打好将来的作战绘图基础，所以日本陆军将领大都画得一手好图。可这一天有一张三年级学生交上来的作业不对头。上面画了一根很可爱的小鸡鸡，边上还有一行字：“我的宝贝，画于厕所，十月一日”。 老师一看，怒不可遏。堂堂陆军幼年学校居然有人画这种淫画，还敢当作业交。至于这个学生是谁？不用说大家也知道，就是那个石原莞尔。这种混蛋学生不处分如何了得？有他无我有我无他，不处分石原莞尔老爷挂鞭不干了。 挑起战争的人 —— 石原莞尔（三） 异类（三） 但是后来教员会议讨论的结果是：“15岁的小孩子，偶尔恶作剧一下也没什么，而且也应该鼓励这种大胆的做法”。到底这个“大胆”是什么意思也没人弄得清楚，反正那个绘图教员是一怒之下拂袖而去，而这位“大胆”的学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几十年以后人们回忆起这件事时，总是很惋惜地说：“如果当时仙台陆军幼年学校开除了那个小孩，以后的亚洲历史可能就会改写”。 幼年学校的石原莞尔还有个变态的习惯：不洗澡，身上长满了虱子。那个时候幼年学校学生们不洗澡也是一种时髦，因为当时日俄战争打得正是紧要关头。学校号召说因为前方将士洗不上澡，后方的学生们也应该和他们同甘苦，戒澡。因此幼年学校的学生们身上都长满了虱子。但人家是想“争取政治上进步”，而石原是干脆讨厌洗澡。日本人是欢喜洗澡的民族，但讨厌洗澡的日本军人却很有几位。石原是一位，制定袭击珍珠港方案的联合舰队首席参谋黑岛龟人大佐也是一位从不洗澡，浑身上下恶臭熏天的傢伙。 石原抓到虱子以后不是弄死，而是养在钢笔帽里。一有空就打开笔帽放出来比赛竞走，比赛完了再放回笔帽里去，吸引得大家都来看。看了还不过瘾，石原干脆开个赌场，聚众压注，做庄收钱。钱数倒不大，可就害惨了那些赌徒——不是所有人都是石原那样的天才，一赌上了成绩直线下降，直到这种变态比赛被学校禁止为止。 第3页 既然沉重的功课对石原不构成负担，课余时间石原就在街上乱转，用节省下来的零花钱买各种课外书。说来可能没人相信，幼年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是没有图书馆的，原因是大家被功课作业压得透不过气来，根本没有上图书馆的时间，所以也就没有设立图书馆的必要。这样一来幼年学校的学生的一个特点就是一般不读除了军事相关以外的书，只有石原莞尔是个异类，什么都读：历史，哲学，尤其喜欢人物传记。石原莞尔最喜欢的人物是拿破崙，以后他一直收集和拿破崙有关的各种文物，见过他那些东西的人说作为私人收藏是很了不起的。 幼年学校毕业时选兵课。供幼年学校毕业生们选的科目有骑兵，步兵，炮兵和工兵。其实日本陆军当时还有辎重兵，但是日军内部有句俗话：“辎重要是也算兵，蜻蜓也能算老鹰”，所以幼年学校毕业生不当辎重兵的，日军的集团抢劫习性其实是来源于这种轻视补给的传统。 在没有航空兵的时代，各兵种中最让这些十来岁的小孩子们神往的就是挥舞马刀纵马驰骋的骑兵了。但石原莞尔没有选择骑兵，选择的是步兵。因为通过阅读各种书籍，石原已经开始形成了将来的作战是在中国大陆的想法，虽然这个想法还是刚刚露头，还没有完全成熟，但石原已经感觉到了未来大陆作战的主力是陆军，是步兵。 （陆军士官学校年代的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被分到了家乡的酒田连队——步兵第32联队当士官候补生，三个月的1907年12月以后进入了陆军士官学校，是第21期。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制是一年半，石原士官学校毕业时的成绩是第六名，而前五名能得到天皇赏赐的银怀表，石原没有。 其实石原在校的学科成绩是第三名，术科没有学科好，但统算也不会跌出前五名，导致石原莞尔没有拿到银怀表的原因是品行分太低。石原永远和上官搞不好关系，经常和中队长，区队长发生争吵，因此经常被扣去品行分。后来石原莞尔对人解释他为什么能以次席成绩从陆军大学校毕业的理由是：“陆大没有品行分”。 陆士毕业以后，按惯例石原莞尔回到了原来的第32联队。一起回到联队有7人，按成绩是石原莞尔排在最前，应该受到重用对不对，可是1909年12月新组建第63联队，要第32联队支援人的时候，第32联队居然把石原莞尔踢了出去。 调人去新联队按常规做法不应该有石原的份。但是不管是哪儿，调出去的人肯定是长官所不喜欢的人。联队长冈泽庆三郎大佐看到石原就气不打一处来。一次军官聚会，联队长让他喝酒，石原莞尔不喝酒就拒绝了。可是联队长觉得这是不给面子，还是逼着要石原喝，到第三次石原莞尔也火了，喊了起来：“说过了不喝酒！”，这就得罪了冈泽，因此冈泽大佐听说有新联队要人，忙不迭地就把石原送了出去。 不光是石原一人，这个联队就是“不受欢迎的人”的大本营，一般联队多少有几个怪脾气的军官，而这儿几乎人人都变态。比如联队有个养鱼池，里面养了一些红鲤鱼，可是一天联队长大岛大佐发现鱼没了，一问才知道一个大尉觉得观鱼不如吃鱼，全捞起来吃了，联队长也糊里糊涂跟着动了筷子。再比如一次师团参谋长来检阅部队，发现一个上尉下的口令不合条例规范，向他指出，那位上尉满不在乎地说：“那是条例错了”。 这个变态者辈出的联队，就是后来在南京幕府山实行大屠杀的那个联队。后来第32，第63这两个联队全在沖绳让美军灭了。 因此石原莞尔在这里如鱼得水，十分欢畅。他的《最终战争论》就是在这里开始打腹稿的。1941年出版时石原莞尔在序言里写了“那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的集合体”，东条英机正好抓住这句话把那本书给禁了。禁止发行的理由是：都是天皇陛下的军人，根本不存在什么“不受欢迎的人”，你这样说是恶毒攻击皇军。 挑起战争的人 —— 石原莞尔（四） 异类（四） 一年一度的陆军大学校招生开始了。大家都在削尖脑袋想方设法弄到联队长的推荐信的时候，第63联队的大岛联队长却正为了如何说服石原莞尔去参加考试而头疼呢。一个联队有考上陆军大学校的人是很荣耀的事，有人能爬上去联队也跟着沾光。但这是个新联队，全是一帮别的联队扔出来的垃圾，够考试条件就没几个人（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成绩在前面20%的人才能考），怎么看怎么觉得以第六名身份毕业的石原莞尔最有希望，可石原一口拒绝了。急得联队长只好把石原莞尔的活全免了，哼哼，让你失业，看你去不去考。 石原莞尔答应是答应了，但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还是让联队长放不下心来，但又不敢去催，生怕惹急了那位滚刀肉干脆脱了二尺半军装捲铺盖回家，只好偷偷祷告天照大神开眼让石原莞尔努努力。 其实石原莞尔的扬言不考也就是个姿态。这种姿态在陆军士官学校的优秀毕业生中很常见，主要是陆军大学校考试的难度，使得这些特别注重面子的所谓佼佼者採取以退为进的策略，这样万一考砸了来上一句：“我本来就不想去考的，是联队长愣逼着去的，考不好很正常”。辻政信在报考时也玩过这一手。 第4页 1915年那年陆军大学校第30期共招收60名学员，考生先参加设在各个师团的考场进行初试，考出120名再去东京陆大进行复试。石原所在联队参加初试的有四人，通过的就只有石原一人。1915年11月，背负着全联队的期望，石原莞尔去了东京。 可能是石原对自己的聪明有充分的自信的缘故，温习功课确实不太认真。考试的成绩也不是十分突出，但口试给教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陆大学生们对于入学时的口试的评语就是“变态”这个字。比如给考生一个题目：“xx地方有敌军，怎么办？”考生要是问一句：“有多少敌军？”就完了蛋了。应该怎么回答呢？应该这么回答：“包围起来，消灭了他”。这是在考你有没有“进攻的气质”呢！哪里是考试?整个一个问惮。 最多的case是让考生做一个作战方案，然后考官和考生叫劲。考生就傻了，你要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吧，你是“固执己见”；你要是跟着考官走吧，那就是“没有主见”，反正里外不是人，到底算什么，全看考官那时的心情状态而定。 但这难不到石原莞尔，石原就有说服人的本事。考到后来也不知道是谁在考谁了。口试试题里有这样一道题目：“机枪应该怎样使用”。石原的回答是：“装在飞机上，对地上的步兵扫射，啪啪啪，啪啪啪”，一边说一边手舞足蹈地比划了起来。 主考官们全愣住了，这个在今天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常识在1915年的当时是震撼性的。要知道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飞行是在石原莞尔考进幼年学校的第二年，1903年。不能说没有其他人想过这种可能性，但是可以肯定想过的人不多。 （石原莞尔的陆大毕业照，红圈内是石原莞尔，背后的雕像是他们的祖师爷梅克尔少校） 于是石原莞尔就挺着胸脯，挂着军刀进了陆军大学。这个军刀就可以说是日本军队保守的一个例证，军刀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各国军队里的军刀就已经是礼仪用具，但在日本军队里还是制式武器，死抱住不放，一直到二次大战。是个官就得挎把刀，沉甸甸地吊在腰里行动不便不说，倒霉的还造成事故。日本刀是锻造而成，磁力很强，带着那军刀坐飞机对罗盘有很大影响。当时美军已经有了雷达，捕捉日军飞机时经常发现日军飞机飞的航线莫名其妙，起初以为是为了逃避美军跟踪，到后来才知道是上面坐的军官携带的军刀在作怪，弄得飞机偏离航线。飞行员技术棒的，还能纠正过来，碰到那技术菜的，或者是路线不熟的，那就直接飞天照大神那儿去了，连尸首都没有。 日本军队的军刀还有点怪的是军刀作为制式武器，却可以随便找来用，不强制使用军工制品。谁家有把“宝刀”的话，只管拿来挂在腰上没人管。有人到现在还在抱怨这种“有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因为不少日本刀的瑰宝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作为战利品到了中国人或者美国人手里，还成天在网上拍卖气日本人。石原就挂了一把比谁的刀都长的“传家宝刀”，成天拖来拖去，特别扎眼。后来石原倒霉也倒霉在这把刀上，1930年在关东军参谋任上，一次下马不小心被那把好长好长的“家传宝刀”的刀柄在档部扎了一下，把那个“宝贝”扎坏了，引起尿道撕裂医治无效，长期血尿最后转变为膀胱癌，所以石原莞尔早死而且无后。 但是现在那个宝贝还在，所以石原还是继续神气活现地挂着他的好长好长的宝刀到处招摇。陆大学生们一般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就石原成天无所事事，因为别人用几千字才能说清楚的问题，石原几百字加几张地图就能表述得非常清楚，空下来到处串门侃大山，但别人应付功课还忙不过来，谁也没空陪他聊，石原就到校外找人聊天，星期天坐火车回老联队去玩。石原当时拜访最多的是研究中国学的专家和学者，而人们是在9.18事变以后才弄明白石原在陆军大学就开始在考虑所谓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法了。 但在当时的陆大，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举止与常人相异的怪人。陆大毕业生一般都是在校时结的婚，原来由于忙于应试，没工夫结婚。考上陆大以后，前途有了保证，想当丈人的高级军官和高级官僚大军杀到，于是一个一个都被人捡走当了女婿。就这结婚，石原莞尔也和别人不一样，陆大三年级时石原经人介绍结了婚，不到半年又离了婚。当时日本军官结婚要经过上官批准，陆大学生的结婚更是要陆军省批准，石原莞尔的离婚更是陆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海外奇谈。不少教官主张给石原退学处分，后来还是在陆大监事的田村少将斡旋下才平息了这件事。一年以后石原又娶了在陆大时的一个教官的小姨子国府锑为妻。 挑起战争的人 —— 石原莞尔（五） 异类（五） 1919年，石原莞尔作为次席从陆军大学校毕业。本来石原应该是首席毕业生的，但陆大硬是把他从首席降到次席。因为首席毕业生有在天皇面前发表御前讲演的荣誉，而谁也不知道这位疯疯癫癫的天才会当着天皇的面说些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出来，为了保险，还是不给他这个首席毕业生的称号对谁都有好处。 （训练中的石原莞尔，据说石原在术科上擅长“铳剑术”，也就是拼刺刀。陆大没有这个科目，每星期回老联队去练。日俄战争黑沟台会战中和老毛子拼过刺刀的第31联队都请他去当过教官） 第5页 石原到底干过什么事让上官如此戒备他？前一年的1918年特命检阅的时候出过一件事。所谓特命检阅是每年由陆军元帅或大将代表天皇到各地去检阅部队，和平时期日本陆军最大的事情。那年到陆军大学校来的是元帅梨本宫守正亲王，这位守正亲王后来是战后被关进过巢鸭监狱的唯一皇族战争犯罪嫌疑人，梨本宫老远就看着石原莞尔不对劲，倒不是因为他那把好长好长的军刀，而是石原穿的军装实在太怪。日军军官有两种军服，一种是黄呢料子的，一种是卡其布的。在像这种正式的场合，应该是穿呢军装，挂出所有的勋章——其实所有其他人也都是这么做的，就石原莞尔一个人穿的是卡其布军装。在人群中显得格外扎眼。 守正亲王特地走到了石原面前问他：“这就是你最好的军装？” 石原莞尔立正敬礼回答：“这就是下官最好的军装。” 熟悉日本人习惯的人都知道，日本人在穿着上面非常烦琐。这种场合下不穿最好的军装就是一种失礼行为，石原莞尔明显在撒谎，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守正亲王想不出来，只好莫名其妙地走了。边上的陆大校长河合操少将知道石原莞尔这么做是在抗议，望他脸上抹黑，是又气又急可又说不出来。 石原有个同乡叫斋藤元宏，在陆军士官学校高他一期，在陆军大学校还是高他一期，两人关系相当好，在陆大都住在一起。斋藤和石原的性格也一样，不喜欢在学校读死书，喜欢到外面去乱逛，关心的也都是中国问题。但斋藤不是像石原那样的天才，一乱逛就拉下了功课，在讨论要不要对斋藤实行退学处分的会议上，同意和不同意的票数一样多，结果是校长河合操一票定胜负，斋藤被退回了原联队。石原对河合校长的这一票不满，找了这个机会来发泄。 所以校方不敢给石原“御前演讲”的机会，万一这位石原又有什么怨气要在天皇前面发可就要捅大漏子了，干脆把他从首席拉下来，这样大家能过安生日子。 （陆大毕业后大尉任官式的纪念照，坐者是石原莞尔） 陆大毕业在原联队干一阵子以后大家都去陆军中央。石原莞尔是军刀组，按理是应该去参谋本部作战部的，可是调令很奇怪：去陆军三大衙门中最没名堂的训练总监部。这是因为石原的种种反常怪癖实在是太有名了，大家对他都有点敬而远之。周围对石原的这种心态一直持续着，用第二师团最后的师团长马奈木敬信中将的话来说就是：“聚在石原莞尔的周围的全是些像流氓黑社会似的人，稍微正常点的人就不可能和他合得来。” 到训练总监部干什么呢？搞训练纲要和操典。别看说得那么冠冕堂皇，其实就是校对校对稿子，石原莞尔有个陆士陆大全是同期的朋友，后来做到由良要塞中将司令官的横山正雄，两人这次全在训练总监部搞校对，一个念稿子，另一个看样板。 其实中央机关的工作就是这样，想往上爬就必须先学会忍受这种无聊。可石原哪受得了这个，有意大着嗓门对横山就喊上了：“这种工作干吗要你我这样陆大毕业的精英来干？随便找两个下士官不就行了？” 见没人答茬，石原莞尔干脆就泡上蘑菇了。成天什么活不干，叉着双手侃大山。石原侃大山是一绝，他看过的书多，口才又好，大家都喜欢听，这样一个办公室就被石原搅得什么都干不了了。高级课员浅田中佐看不下去了，让人把石原和横山两人的办公桌移到他自己的小办公室里，省得干扰大家，同时在本官鼻子底下，还怕你反上天去？但是马上就发现他自己也觉得和石原聊天其实挺有意思。 但是活还得干，堂堂大日本帝国军人哪能成天侃大山？可这位就是位神聊，怎么处理可成了问题。既然石原如此不安心本职工作，成天在神侃什么“支那大陆”，那你就干脆去中国吧，这是你自己想去，可不能埋怨是中央衙门在驱赶军刀组人才。就这么石原莞尔大尉在训练总监部干了不到一年，在1920年4月就被派到武汉陆军中支派遣队司令部去了。 在别人看来是受了排挤，可石原无所谓，他早就想到中国去实地考察了。石原莞尔在武汉的顶头上司就是当时任中国公使馆武官助理的板垣征四郎少佐。日本陆军有好几对“一帮一，一对红”的，比如大山严和儿玉源太郎，辻政信和服部卓四郎，人们在谈到其中一个就必须要提到另一个，这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也是这么一对。 （石原莞尔在武汉研究地图，当时参谋本部绘制的中国大陆详细地图已经接近完成） 在武汉的日子里，这位军刀组精英不辞辛苦，到处化妆考察侦察。有时化装成扛大活的苦力，被中国警察扒光了搜身，被抄走最后的一个铜板。这种经验让石原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的官府对民众实在太苛刻，民众决不会和官府站在一起，这个结论对后来的9.18有相当大的影响，但石原的见识毕竟还是没有脱离陆大精英的局限，他没有认识到民族矛盾的优先度经常会高于阶级矛盾，他没想到在他看来是完全敌对的苦力和官府到时候是会联合起来和大日本帝国过不去的。 挑起战争的人 —— 石原莞尔（六） 异类（六） 其实如果让石原在中国大陆再多呆些日子，也许他会弄明白这一点。但是这里没有如果，军刀组的石原被弄到武汉成天在做小探子这件事总让军部有点不自在，结果在一年后的1921年7月又把石原莞尔大尉沖中国大陆给调了回来，但三大衙门（参本，陆军省，训练总监部）谁都不要这个除了名的变态者，只好把他弄到陆军大学去当兵学教官，不是喜欢侃大山嘛，那儿正好。 第6页 军刀组毕业的优秀学生有选择到国外留学的自由，而石原莞尔由于毕业以后一直东奔西走安定不下来所以还没有出国。现在定下来了，就应该让石原出国了，因为石原主修的是德语，加上日本人最佩服的就是德国人，所以石原莞尔很自然地就选择了去德国留学。 1922年7月，石原莞尔去了德国。 （石原莞尔在去德国的船上） 刚开始德国参谋总部的参谋军官们并没有把石原看在眼里，只不过是又来了一支黄皮猴子而已。谁知道这支黄皮猴子有点不一样，他不是光听教诲来的，他是来挑刺的，从一开始石原提出的问题就让骄傲的条顿军官们不好回答。 石原的问题是：“一战时德国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被狭窄的道路困的一筹莫展，是不是本来德军的进攻路线不是比利时而是荷兰？” 确实是这样，但一战爆发时德军总参谋长天才谢里芬已死，继任的小毛奇是个无法理解谢里芬计划的凡才，所以才有借道比利时，结果被狭窄的比利时街道困得动但不得的情况。但这是德国陆军的耻辱，德国人绝不肯公开承认这点，现在一只他们所看不起的黄皮猴子愣是自己推导出来了这一点，而且很接近事实真相，怎么不让德国人刮目相看。于是石原莞尔索要的任何资料德国人都很大方地提供出来。 石原莞尔在德国的时候，陆军士官学校本科长，后来的训练总监，皇道派的重镇真崎甚三郎少将也在德国访问。真崎亲眼看到了德国人是怎么把他这个少将扔在一边而捧着那个大尉的，所以从此以后真崎在一切场合尽力拉拢石原莞尔。但说实话石原莞尔对那个什么天皇没多少敬意，到后来连关东军集体放弃日本国籍的胡言乱语都说得出来的主，怎么会理会他最讨厌的官僚人才。 德国当时正值一战战败后的困难时期，通货膨胀极其严重，日元相对于马克是异常坚挺。石原在德国成了个大富翁。到了德国，石原莞尔立即喜欢上了照相机，买了一整套照相设备和沖印设备，从此喜欢摄影的习惯陪伴了他一辈子。不管到哪里，除了军刀望远镜之外，他还永远带着照相机。现在留下来的有关“满洲事变”（日本人对“9.18事变”的称呼）的照片中不少是石原莞尔亲自拍摄的。 （柏林街头的石原莞尔） 但石原莞尔在德国人眼里就仅仅是一个能够猜出作战计划的怪才罢了。高级军官在欧洲属于贵族阶级，都应该是有教养的绅士，而石原莞尔只是一个粗俗的流氓。比如照相机的望远镜头就被石原莞尔称作“马摩罗”。“摩罗”在日语中有生殖器的意思，石原莞尔把手电筒，照相机镜头等全叫做“马摩罗”，不但在日本人面前这么叫，还兴致勃勃地对德国军官们开设这种日语俚语课程。 剩下来的钱石原莞尔包了个二奶。据看见过的人说，也不是什么倾国倾城的金发美女，就是石原莞尔不知从什么旮旯里捡来的一个失业女工。石原解释说，只要是母的，能用就行，“毛唐”嘛，有什么漂亮不漂亮的？ “毛唐”，是日本人刚见到西洋人时少见多怪的称呼，到了那时候已经没有人用了。就石原莞尔顽固地坚持这一称呼。石原莞尔是一个国粹主义者，到了蛮不讲理的地步。在德国时除了在德军总参谋部里面工作时穿军服之外，在什么地方都是穿着和服拖着木头趿拉板，参加什么宴会也是自己带着筷子去，拒绝使用主人提供的刀叉。理由是和服，趿拉板和筷子是日本的国粹，比“毛唐”们的东西崇高，为什么要低三下四去用“毛唐”们的东西？至于照相机也是“毛唐”们的发明，石原莞尔好像没有意识到。 （除了服装，石原还从大使馆弄来了全套日式家具） 就这样还有钱富裕，剩下来的钱全让石原化在收集拿破崙的文物和纪念品上了。 回国时美国驻德国武官邀请石原莞尔绕道美国，石原傲慢地对人家说：“nein, 我去美国得有美国占领军的司令官的身份”。 石原是狂妄，这种话是出格，只有石原莞尔才说得出来。但是值得指出这种狂妄的口吻当时在日军军官和欧美军官交往的场合中经常会出现。日本人在欧美人面前总有一种天生的自卑感，为了掩饰这种自卑感，又特意表现出狂妄的自大，想扭转自己在欧美人看法中的“野蛮，不开化”的印象，殊不知正是这种表现反而充分显现了日本的野蛮和不开化。 但是当苏俄的武官请石原莞尔绕道苏俄，乘西伯利亚铁道回日本的时候，石原倒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当然最后没有成行。大概石原是想亲眼看看这个日本帝国最大威胁的国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从德国回国的两个月前，1924年8月石原莞尔被晋升为步兵少佐，从德国回国以后，石原莞尔还是回到陆军大学校去当兵学教官。 1928年8月，石原被晋升为步兵中佐，两个月以后被任命为关东军作战参谋。10个月以后的1929年5月，济南驻在武官板垣征四郎大佐被任命为关东军高级参谋。 挑起战争的人 —— 石原莞尔（七） 赌博（一） 石原莞尔被任命为关东军作战参谋是前关东军高级参谋，皇姑屯谋杀张作霖事件的主谋河本大作大佐的推荐。 第7页 （在前往中国的轮船甲板上，石原莞尔在想什么？） 当时中国东北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首先是日本的动态。当时的日本正受到巨大的人口压力，几个小小的海岛无法养活七千万左右的人口。日本军阀的目光首先是放在了在他们看来是“地广人稀”的中国东北。经过甲午和日俄两场战争，日本战胜了满清和沙俄，在中国东北部得到了主要有以下七条的所谓“满洲权益”： （1） 到1997年为止的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关东州租借权。 （2）到2002年为止的长春以南的“南满洲铁道”（即“满铁”）的经营权，包括附属地的行政权和禁止铺设平行线路及支线等“有害满铁的线路”。 （3）到2007年为止的安奉铁道经营权。 （4）满蒙五条铁道的合资敷设权和两条相关铁道的受託经营权。 （5）矿山开採及森林採伐权。 (6)土地商租权，自由往来居住权以及工商营业权。 (7)铁道守备兵驻屯权（一公里铁道15名士兵，总共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五名以内）。 这样中国东北事实上就成为了日本的半殖民地。但是这不是日本的终极战略目的，甚至都不是阶段战略目的，用当时《朝日新闻》论说委员大西斋在《支那的现状》里的话来说就是：“仅仅是满蒙（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全土的三百一十分之一，只不过是相当围棋盘上的一颗黑子”，这种权益还无法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他们不仅在要求更多的权益，而且他们在梦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满蒙问题”，说明白了，就是併吞中国东北。 其实日本军政两界对于中国东北的看法在一开始是有一定分歧的。日本陆军毫不掩饰对中国东北的垂涎，也就是所谓的满洲情结。早在1906年的“有关满洲问题协商会”上，当时的陆军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陆军大将就提议：“是不是要委任来研究满洲的主权问题，有没有必要成立一个官衙来主管这个问题”。但这个建议当时就被重臣伊藤博文顶了回去：“满洲不是日本领土，满洲是清国领土这点是不容置疑的”。 但后来随着军部势力的日益增强，政府方面的发言力不断减弱，而且政府的方向也在不断修正，进入1920年代以后，所谓“满蒙生命线”理论已经成为日本的主流舆论。后来的甲级战犯，当时的政友会议员松冈洋佑1931年在众议院上说：“我认为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国民的生命线。国防上经济上必须这样考虑”，在这之后《每日新闻》曾经连发30几篇社论叫做《满蒙生命线论》。一时日本全国从上到下“满蒙生命线”甚嚣尘上。 但是同时日本的这个“满蒙生命线”却在受到日益强大的挑战。苏联已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国力有了大踏步的进步，远东地区的苏军对关东军已形成强大压力，美国则通过向张作霖提供武器的方法在试图打进中国东北。最重要的是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已经觉醒，他们要收回被日本人抢去的那部分主权。整个地可以说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地位危在旦夕。 在为了确保及扩大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控制和如何对付张作霖的问题上日本军部分成了两派。当时的总理田中义一和陆相白川义则都和张作霖有个人交情，他们认为与其自己去统治满洲不如想法子把张作霖变成一个傀儡更好，所以虽然张作霖在山东失败以后还是採取支持张作霖的做法。而当时关东军司令官的村冈长太郎，参谋长的斋藤恒，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则认为维持这条“满蒙生命线”的最大障碍就是老狐狸张作霖。只要除掉这条老狐狸就万事大吉，那个号称少帅的张学良则根本不足为虑。于是在1928年6月4日凌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的座车被人炸飞，张作霖不治身死。当时关东军方面放出的留言是南方北伐军便衣队所为。 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皇姑屯事件”的主谋是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背着政府干的。总理田中义一奉天皇之命前去查办，受到了军部的坚决抵抗，结果在天皇的军部的夹板间走不了钢丝，辞职后不久便一命呜呼。 田中是死了，可河本们呢？没有受到任何追查，所以后来对于皇姑屯事件的处理，仅仅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退休，河本大作退出现役。没一人受到军法审判。河本被编入预备役时提出来的后继人选就是板垣征四郎大佐和石原莞尔中佐。认为只有这两个人才能解决“满蒙问题”。 石原莞尔准备怎么解决“满蒙问题”呢？ 挑起战争的人 —— 石原莞尔（八） 赌博（二） 一上任，石原就提出了“北满现地战术”的参谋旅行方案。但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因为等待皇姑屯事件的处分而没有加以理会，到畑英太郎中将在1929年7月1日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后这件事才被提上议事日程。 （关东军司令官畑英太郎中将） 这个畑英太郎就是甲级战犯元帅陆军大将畑俊六的哥哥。他刚到任，石原莞尔就和关东军参谋花谷正少佐一起去拜访了他，询问畑英太郎对于“满蒙问题”的看法。后来做到第18方面军中将参谋长的花谷正在《花谷手记》中回忆说畑英太郎非常感兴趣，三人谈了一个通宵。后来三人每周碰头，甚至连关东军当时军马不够，中国产的蒙古马是否能当作日军军用都研究到了，还找专家进行了确认。但是畑英太郎第二年5月死在了任上，后任是菱刈隆大将。菱刈隆干了三个月，又换了本庄繁中将来，老是换长官也给石原添麻烦，因为石原天生就不是善于和长官周旋的那一类人。要不然石原莞尔也不用像后来那样偷偷摸摸了。因为根据花谷正的回忆，他们已经计划得非常具体了，连关东军官兵要同时拥有日本和“满洲共和国”双重国籍都已经决定了。 第8页 畑英太郎就立即命令板垣征四郎主持从7月3日开始实施这个参谋旅行。在这次参谋旅行中，石原莞尔向参加者分发了三篇论文：《战争史大观》，《回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和《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 （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 这三篇在当时与其说是论文，不如说是纲要的东西主要内容是强调“满蒙问题的解决是日本存活的唯一途径”。论据是以下三点： 1. 为了解除国内的不安要素，需要对外进出。 2. 积极解决满蒙问题不仅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为了大多数支那国民的利益，为了正义日本必须果断行动。 3.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满蒙属于汉民族不如说应该属于日本民族。 石原莞尔的这三点非常简单明了，直截了当。石原的第一点说的是实话，为了从当时的经济危机中解救出来，日本军阀和军阀背后的财阀选择的就是战争，也只有战争可以选择；石原的第二点则是所有侵略者的陈词滥调，所有的侵略者都是为了被侵略者的“利益”而“迫不得已”地发动侵略战争的；值得注意的是和详细解释了的前两点根本不同的第三点。这个“历史的观点”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人知道，除了这一句话之外，石原没有做任何说明。 因为他说明不了，这句话本身除了笑话之外没有别的解释。 那年的二月份，石原莞尔特地回日本去拜访了当时日本中国问题的头号专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博士。在长时间谈话以后，石原莞尔终于问出了他要问的话：“从历史上看，满蒙是支那的还是日本的？” 内藤博士毫不含糊：“支那的”。 石原不死心：“不能说是日本的吗？日俄战争时为了保住那块土地，日本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代价。。。。。”。 内藤博士摇摇头：“那是另外一回事，日本守卫自己的生命线是当然的。但从历史上来看，所有的文献都只能证明满蒙不是日本的领土。1900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明东北疆域辩误》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那篇论文在学术界受到的评价很好。” 石原丧气地说：“是这样？太遗憾了”。 内藤继续说了下去：“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也非常想主张满蒙是日本领土。但是，学问是不可以歪曲的”。 石原在内藤博士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回来以后只好没头没尾地来了那么一句作为“理论基础”，好在关东军并不需要“理论基础”的支持，所以也没有人来追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是石原自己觉得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在1940年在京都堀川高等女学校对东亚联盟学会的一次讲演中对这个问题追加了说明：“我尊敬的白柳秀湖先生主张高天原在现在的间岛省到吉林省一代。我们本来就是从满洲来的，满洲是我们北方民族的土地。汉族所到的只是锦州省到奉天省一带，因此满洲的一部分不是汉族的土地”。 当时已经是第十六师团中将师团长的石原莞尔的这段话是完全痴人说梦的疯话了，但是却特有日本特色，把这里面出现的几个名词解释一下吧。 白柳秀湖是日本的一个通俗小说家；间岛省是当时伪满的一个省，大约是现在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一代；那个高天原呢，则是日本古代神话中天神居住的地方，说天皇就是从那儿来的，那地方在那里谁都不知道，光日本国内从东到西就有10来个不止，白柳秀湖只不过再想像一个罢了。作为文学想像，也许很有意思，但是作为一种“理论根据”来为“9.18事变”辩护，也只能说明石原莞尔的黔驴技穷了。 其实有没有“理论基础”对关东军不重要，他们要的是满洲，不要理论。因为当时的关东军也确实是焦头烂额了，就说那个“开拓团”的问题，就够关东军闹心的了。 当时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侨民大约有20万人，成份十分复杂。“满洲”在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很有魔力的名词，是一块据说能够一获千金的宝地。几乎游手好闲的日本二流子都来了满洲，有大陆浪人，有鸦片贩子，当然也有被骗来“开拓”的普通日本农民。 挑起战争的人 —— 石原莞尔（九） 赌博（三） 由日本政府主持的大规模的“满蒙开拓移民”是在“9.18事变”以后开始的。9.18以前，虽然有所谓“满蒙权益”一说，但从根本上说来，满洲不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没有行政权力。而日本政府官员看到广袤的东北土地，一开始只是自说自话地认为可以用来解决日本的人口问题。而糊里糊涂地被人花言巧语骗来了的农民的老二老三们，到了满洲以后才发现，土地虽多，但都是已经有了主人的，真正没主人的荒地则是开垦不出来的。这种骗局不仅仅限于中国东北，在中美洲，南美同样发生，只不过日本军队打不过太平洋，没有个“中美军”，要不然还会出来个“美洲国”都没准。你看海地的日本移民们到现在不还在和日本政府打官司吗？那可是战后的移民。 发现上当了的日本农民的怒火发向了欺骗了他们的浪人们。 第9页 浪人们则去请关东军。 满洲浪人们的方法一般是这样：首先用朝鲜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自作主张地开沟修渠，有意挑起冲突。冲突发生以后，威逼利诱张家父子手下的官宪不闻不问，再出动关东军“维持秩序”，最后把中国人强行赶出家园。所谓“万宝山事件”和其他数不清的中日民间冲突全是这个模式，别看简单无赖，但相当有效。因为张学良忙于泡妞抽菸，这些事和他无关。而且张学良本人就在发行不兑换的“奉票”收购大豆，巧取豪夺，其实是在和日本人比赛谁更能盘剥中国农民罢了。谁更有能耐不知道，但起码张学良不会怎么大逊色。 不要觉得日本人的做法太无天理天良，就这样日本人还觉得这太麻烦呢。如果查阅那时候的资料能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从日本政府人士开始，包括关东军和大陆浪人在内都有一个共同的说法，要放弃所谓“满蒙权益”。可千万不要以为那是什么“良心发现”而要把掠夺来的中国的东西还给中国，放弃“满蒙权益”的含义在于“满蒙权益”这个单词的存在就在提醒着世人：不管是什么来历，日本也只不过是在满洲拥有一些“特殊的权益”而已，满洲，不是日本人的。所以对于日本来说，进入30年代以后，已经是到了要消灭“满蒙权益”这个词彙的时候了，他们要直接占领满洲和内蒙古！ 石原莞尔是个狂热的日莲宗信徒。这是日本的一门极富攻击性的佛教宗派，据说原来是中国的天台宗，传到日本去了以后不知怎的就带上了通常佛教所没有的攻击性。特别是在明治以后，日莲宗在国家权力有形无形的支持下，成为了皇道派右翼力量的大本营。皇道派团体及其所发动的事件，像“血盟团”，“立宪养正会”，“2.26事件”等等，背后都有日莲宗的影子，一直到战后的三岛由记夫思想中都有日莲宗的痕迹。 日莲宗的预言是会有一次“世界最终战争”，这次战争以后会消灭除了日莲教以外的所有宗教，由日莲教来统一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最终战争”的爆发的时候据说是在佛历两千五百年（1956年）。让石原莞尔来解释这件事，就是“文明的冲突”理论。石原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要进行一场所谓“最终的战争”。石原又认为，在这场“最终战争”的较量中，日本在战略地位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国土没有纵深，没有战略物资资源。在这场持久战的过程中，日本一定要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 板垣征四郎对这种“理论”十分佩服，一字不漏全记在笔记本上了，回奉天后找来石原莞尔再次研究。于是石原莞尔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就每星期碰一到两次头，专门研究占领和统治满洲的问题。石原还叫人拟了一份计划，1930年12月计划完成，石原捧着计划踌躇满志地说：“好了，还有两年。” 还有两年，这两年对日本人来说已经是度日如年了，尤其是对于满洲的日本浪人来说。以“满洲青年联盟”为首的满洲浪人们对关东军迟迟不肯有所行动已经是怒火满腔了。这个名叫“满洲青年联盟”的右翼组织被不少人以为像日本本土的那些军部操纵的右翼组织一样从一开始就是关东军的御用组织，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满洲青年联盟”成立于1928年，原来叫“满洲青年议会”，一开始只是一个在满洲的大陆浪人的一个民间组织，和关东军没有关系，反而其主要活动除了和现在的日本右翼团体有点相像的到处狂呼乱喊搞宣传之外，就是对关东军施加压力，迫使关东军在各地武装参与争斗。 最早提出应该取消“满蒙权益”的就是他们，他们认为“满蒙权益”已经成了包袱。关东军应该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以把满洲变成“独立国家”。1931年5月“万宝山事件”以后，“满洲青年联盟”组织了大批律师回日本到处讲演，唤起日本舆论注意满洲问题。在他们的演讲中经常可以听到：“关东军的军刀是不是用竹子做的？”，“关东军是不是已经忘记了怎么拔军刀了”这样的挖苦关东军的话。 关东军受不了这种挖苦，一天以总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为首的参谋部军官屈尊宴请青年联盟的干部们。酒足饭饱以后，青年联盟的干部们被请到了参谋部会议室来“听取意见”。 正当那些右翼分子们慷慨激昂地在演说的时候，角落里发出了一声哈欠：“啊……烦死了，不就是些要霸田抢地的陈词滥调吗？八嘎丫鲁，关东军又不是你们的保镖，凭什么帮你们去打群架？抢不到东西就不要出手，在这里哭哭啼啼也不怕丢人。” 青年联盟的小右翼们怔住了，在全国上下一片支持的气氛中，还没有人敢如此抢白他们的，这是谁啊？ 站起来了一位面生的中佐：“你们口口声声要保护日本人的利益，说得那么慷慨激昂，其实和那些在街上坐了中国人黄包车不给钱还打人的混混们有什么区别？你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主张和建议？” 第10页 被宠坏了的小右翼们不认识这位，房间里闪闪放光的将星又好几颗，他们还没有把这小中佐放在眼里呢。这时有人介绍说这是刚到任的作战参谋石原中佐，这时的小右翼们还不知道作战参谋是个什么玩意，长春支部长小泽开作就争辩上了：“我们有具体的主张，日本在主张既有的权益，而张学良则投向了中国国民党，妄图恢复失去的权益，我们和张学良之间是油和水的关系，调和不了”。 挑起战争的人 —— 石原莞尔（十） 赌博（四） 石原莞尔的脸上玩世不恭的微笑不见了，变得严肃了起来：“完全正确，继续说下去。” 小泽继续说了下去：“我们的主张是放弃满蒙权益，在满洲实现各民族协和，就是说，满蒙应该独立，可是……,” 不等小泽说完，石原打断了他：“关东军的军刀是竹子做的，这句话是你说的吧？” 被石原当面点破，小泽也有点挂不住了：“这个……” 没理会小泽的窘迫，石原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了下去：“告诉你，对付张学良，竹刀就够了”。 小泽有点意外：“可是参谋阁下，听说奉军有二十万人，相比之下关东军只有一万人。二十比一，我们只是想提醒关东军要提高警惕而已。” 石原脸上又恢复了玩世不恭的微笑：“张学良手下的东北军是44万8千，拥有大量的捷克制机关枪和迫击炮，空军有六十多架飞机。而关东军现只有一万六百人兵力，两者相比不是二十比一，而是四十四比一，关东军确实只有竹刀，但是对付张学良不需要什么传家宝刀，竹刀就足够了。我是关东军作战参谋，我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在这里我敢告诉你这么一句话：如果一旦有事，不要两天我就可以占领奉天！” 小泽被石原莞尔的魄力镇住了，目瞪口呆。 这个小泽开作就是国际着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的父亲。从此小泽开作就成了石原莞尔的崇拜者，甚至连小泽征尔的名字都来自板垣征四郎的“征”字和石原莞尔的“尔”字。后来在“9.18事变”时，驻满洲的日本外交机构受到外务省指示，禁止满洲的政府机关和在满国营企业支援关东军，小泽开作发动“满洲青年联盟”组织，为关东军提供情报，后勤和医疗支援，立下汗马功劳。 石原莞尔是做好了充分准备，除了具体作战方案以外。石原还和参谋本部俄罗斯班班长桥本欣太郎中佐，支那班班长根本博中佐，支那课课长重滕千秋大佐，作战部次长建川美次少将，参谋本部次长二宫治重中将，陆军省军务局军务课课长永田铁山大佐，军务局局长小矶国昭少将，人事局补任课长冈村宁次大佐等沟通了消息。 当时只有10600人的关东军要面对的东北军是44万8千，其中正规军26万8千，最精锐的17万奉军除在平津一带展开的11万左右之外，留在奉天的奉军还有6万人左右，对关东军构成人数上和火力上的绝对优势。为了弥补兵力上的差距，石原又通过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中佐串通了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无视军法，擅自将朝鲜军调至朝中边境，随时准备越境支援关东军。 神田正种原来是参本俄罗斯班的，在哈尔滨特务机关呆过，号称“苏联通”。他到朝鲜军上任之后才知道朝鲜各地反日情绪极浓，日本人甚至不敢一个人出门。石原莞尔对他说这种风气是从满洲来的，不解决满蒙问题朝鲜就永远平静不下来。 一开始的朝鲜军司令官是后来的甲级战犯南次郎中将，南次郎不敢擅自越境，一直到1930年12月林铣十郎上任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1931年5月，永田铁山到满洲视察时指出：“虽说张学良军素质不高，但也有22万。人家还有几十架飞机，咱们什么都没有。一旦有事，你们准备怎么办？”，指示从国内弄几门大炮到奉天（渖阳）来。这样就把两门24公分大炮从东京搬到神户，再装上船运到旅顺，最后拖到了奉天，准备炮打北大营。这时候外务省听到了点风声，奉天日本领事馆官员没事老是来转悠，关东军只好以打井为名来掩护。 那两门重炮说是说24公分，但是是日俄战争史的东西，性能非常差，当时的关东军又没有炮兵，胡乱凑合着总算在9月10日一个螺丝不多地装了起来，但没有人会操作。首先瞄准怎么办？石原看了忍不住发笑：“八嘎，就鼻子到眼睛那么远，要瞄什么准？直接对着打就行了。性能不好？没人指望这两门大炮去打仗，拿来吓唬吓唬张学良足够了”。 计划在1931年9月28日晚上行动。 具体执行者是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中队长川岛大尉，小野大尉，第二十九联队的小岛少佐，名仓少佐和奉天宪兵队的三谷少佐。这几个人是花谷正们花大力气在奉天附近的关东军部队里找出来的。因为这件事必须严守秘密，口风一定要严。一般关东军军官可能不会主动说出去，但是日本人的脾气：三杯黄汤下肚，嘴里会吐出什么来谁也不知道。所以从中尉到少佐的军官一个一个被花谷正找来喝酒。观察此人喝醉了以后会不会信口开河，上面几个人就是这样筛选出来的“酒后不语”的“真君子”。 除了这几个现役军人之外，还有两个预备役军人参加，一个是后来号称“满洲野皇帝”的满影总裁甘粕正彦预备大尉，一个是后来是满洲国军中将的和田劲预备中尉。 第11页 具体的爆破由后来的第36师团少将参谋长今田新太郎少佐负责。因为他在进陆军大学校之前是工兵中尉，爆炸的行家。现在他在满洲干什么？说来有点丢少帅的人，当时他是后来的中将陆军次官当时是张学良的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少佐的助理。 他们的活动经费是从哪里来的？《花谷手记》里说得很清楚：“河本大作从内地（日本国内——俞天任注）源源不断的提供，使我们没有感觉到任何不自由。”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经费有很大一部分是贩毒所得。 这动静闹得够大的了，有没有人知道？ 挑起战争的人 —— 石原莞尔（十一） 赌博（五） 说实在话，除了张学良之外没人不知道。张学良也只是在学鸵鸟——装不知道，怕真知道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眼不见为净，张少帅干脆躲到关内北京去，我把满洲让给你关东军总行了吧？ 石原莞尔周围的那些大陆浪人几乎全是地痞流氓，别指望他们能保守住秘密，所以东北是指要会吃窝窝头就知道关东军在搞什么名堂。就连东京也知道了。 石原的盟友们到没有出卖他，泄露消息是一个想不到的人：花谷正少佐。花谷正不是在满洲到处请人喝酒来测试这个人是不是酒后不语吗？可他忘了测测自己是不是“真君子”了。8月份花谷正去东京出差，原宿温柔的下女们几杯酒一灌，就来了个竹筒倒豆子，全坦白了。 花谷正去的料亭是要人去的料亭，这个消息就传到外相币原喜重郎耳朵里去了，币原告诉了首相若槻礼次郎。若槻找了陆军大臣南次郎来问，可这个南次郎是有名的什么都弄不明白的糊涂蛋，就是因为糊涂才被抬到陆军大臣的位置上，怎么可能说得清楚。若槻首相急了，说你一定要查清这件事。南次郎就来查了。 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对石原和板垣们的这个《满蒙问题解决案》是怎么个态度呢？内阁的态度又是什么呢？首先连对美开战的确实日期都不肯通知内阁的军部当然不会把这个基本上是秘密的方案通知内阁，因为政府有可能反对。为了防止政府的反对，那位政变专家桥本欣五郎在1931年3月和大川周明策划了一次政变，也就是所谓“三月事件”，这次政变在冈村宁次和永田铁三的反对下流了产，反对的理由是冈村宁次认为在国内改造以前应该首先解决满蒙问题。所以在9.18事变以后桥本欣五郎立即又和大川周明策划了另一次未遂政变：10月事件。 这里要说明一点的就是“军部”这个词。“军部”在谈到日本现代史的时候经常用，不少人以为和“日本军阀”或者“昭和军阀”是同义语，但其实有些区别。“军部”是日本军阀或者昭和军阀的代表，但“军部”这个字本身在当时确有明确的定义。军部是指“大本营参谋本部部及军令部的作战部”，也就是特指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的作战部这两个日本陆海军的指挥核心的。 从上可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包括其核心的作战部捲入9.18阴谋的人相当多。但陆军省，参谋本部作为一个整体，表面的正式见解是反对在中国大陆恶化事态。所以南次郎就找来了参谋本部作战部次长建川美次来问话。建川也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而是回了南次郎这么一句话：“不能完全否定关东军举事的可能性”。 靠，这不就是要闹事嘛，南次郎可真急了。当场逼着建川次长去满洲阻止关东军闹事。 建川本人就参与了这个计划，他怎么会愿意来劝阻石原和板垣呢？可是军令在身，不得不行。他就玩了一个“磨洋工，装死狗”。从东京出来，他不坐飞机，走陆路坐海船横穿朝鲜慢慢来。为什么？为了帮石原们和关东军争取时间。等他坐火车到奉天，已经是9月18号傍晚了。 其实建川刚从东京出发，桥本欣五郎就向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发去了秘密电报，说计划已经败露，建川美次已经上路到满洲来阻止了，要干就得在建川到来之前。 土肥原在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个计划，倒也不是有意在瞒他。因为石原和板垣所在的关东军总司令部当时在旅顺，而土肥原在奉天（现在的渖阳）的缘故。巧就巧在当时正好在东京出差，收到电报的是正好那天在奉天特务机关值班的刚调到奉天特务机关当土肥原助手的花谷正少佐，这样在没有进一步扩大知情范围的情况下，石原和板垣知道了这个消息。 9月15日，正陪着刚上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在进行巡视的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四个人在奉天特务机关的会议室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建川美次部长要来的问题。板垣拿了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说：“问天命吧，铅笔往右倒就不干了，往左倒咱们就玩命赌了。” 结果铅笔往右倒了下去。 那就是说计划要中止了，四个人面面相觑。 但是今田跳了起来，涨红了脸说：“你们不干我一个人干。” 就这这一句话，整个会议的空气为之一变。其实今田只不过是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日本陆军的佐级参谋，是一批特别疯狂的人，他们为了早日戴上将军肩章，什么事都敢干。在他们那儿，没有“冒天下之大不韪”这句话。于是这四个参谋就决定了提前在9月18日建川到达的那天晚上动手，因为那是能够争取到的最后时间了。 第12页 建川部长交给花谷，只要当天晚上能把他灌得不省人事就行了，第二天生米已经作成了熟饭。于是今田就负责修改时间表，通知执行部队的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的第三中队长川岛大尉；板垣则赶到本溪去迎接建川负责把他带到奉天，使其在事件发生的时候无法和在旅顺的本庄繁联繫；石原莞尔则守在本庄繁身边，促使其下达关东军全体出动的命令。 就这样建川稀里糊涂地被板垣带到了奉天交给了在月台上等着的花谷正。花谷正再把建川少将带到一家料亭（高级日本料理店）为次长洗尘。建川次长也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对于不让他去旅顺而带他来了奉天一事不闻不问，在妖娆的日本下女的伺候下开怀畅饮了起来，左一杯，右一杯，两杯喝完，醉倒下了。干吗来的？等明天酒醒了再说吧。 挑起战争的人 —— 石原莞尔（十二） 赌博（六） 石原的战术应该说不复杂：“打蛇打七寸”。乘张学良不在奉天，打掉奉天城里的奉军指挥部，使东北军群龙无首。同时占领营口和丹东，阻断关外奉军主力回援和确保朝鲜军的越境增援。 （少帅张学良，说句公平话，少帅的脸蛋长得还是可以滴。去反串个青衣小旦或者泡泡太太酒吧不愁没饭吃。唉，俗话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啊。） 但这只是对于东北军的，对于开战后会不会形成“国际干涉”的局面这一日本人最害怕的问题，石原莞尔的判断也十分准确：英美虽然不会满意日本在中国东北独大，但也不会直接插手，因为经过30几年经营，东北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日本的势力范围。加上从反共的意识形态上来看，日本正式占有了东北以后在阻止苏联的南下这点实际上对英美有好处；苏联呢？石原判断其正在忙于国内的五年工业计划和集体农庄，平复内战的创伤和巩固政权，一时腾不出手来南进。加上头年的1929年7月，张作霖刚死不到一个月，张学良就和俄国人去闹出了一个“中东路事件”，极度恶化了和苏联的关系。被苏联人打得满地找牙不说，还把一旦有事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给玩没了；蒋介石呢？正在练着的“剿共”活就够忙一阵的，加上按老蒋的为人，对异己喜欢的程度，不比对共产党更多，肯定袖手旁观。 就是说，甲午战争以后逼着日本吐出辽东半岛的“三国干涉”是不会再有了。所以石原莞尔赌了这一把。 本来的作战方案是准备在9月28日晚上由和田劲带领身穿奉军军服的日本大陆浪人向奉天日本领事馆及关东军驻地发动袭击，关东军以此为口实发动军事行动，一举拿下吉林省，占领长春，直下哈尔滨。 现在行动改变了，9月18日晚上九点钟，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的第三中队在中队长川岛大尉的带领下沿铁路北上到五公里外的文官屯一带实行夜间演习。今田新太郎找来了炸药，交给了川岛。川岛向中队副河本末守中尉和小杉喜一军曹交待了任务。 十点钟左右，中队到达文官屯西侧，在此兵分两路。小杉带领一个分队（班）12人继续向西穿过奉军独立第七旅（旅长王以哲）防守的北大营到达柳条湖，其余兵力由河本中尉带领转向南行进。 10点20分，小杉军曹下达了爆破的命令。 听到爆炸音的川岛立即用电话向第二大队大队长岛本正一中佐及奉天特务机关报告：“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铁路，正在向我军发动进攻”。 川岛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这个阴谋，而他的上司岛本中佐则根本不知道，所以大吃一惊，立即用无线电向设在公主岭的独立守备队司令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奉天的第一中队和抚顺的第二中队通报。 这时在文官屯一带的第三中队已经开始向南移动进攻北大营。 岛本中佐赶到奉天特务机关时，早已等候在那儿的板垣征四郎以“关东军司令官代理”的身份下达了“进攻北大营”的命令。 11点，设置在虎石台第三中队驻地里的两门24厘米重炮开始轰击北大营和奉天机场。 旅顺的关东军总司令部，正在洗澡的本庄繁接到电报后立即通知参谋长三宅光治带领高级军官们到司令部作战室集中。 （1926年任支那公使馆武官时候的本庄繁少将，他是张作霖的顾问。为什么这副打扮？那时候军部的“支那通”们全这副打扮，不信你看下一张） （这可不是哪儿的东北土财主和地主婆，这是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和太太） 事发突然，几乎全部军官穿的都是和服浴衣，空着双手。只有一人身配军刀，戎装整齐——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当时其他人的想法是这个变态大概是从不洗澡的，所以换衣服快，后来才想到石原根本就是没换过衣服，有备而来的。 当时的议题是：怎么办？石原莞尔提出：“立即全军出动，下达进攻命令”。 关东军通常的作战计划是在奉天周围“集中”，没有“出动”这个字。“出动”的意思就是“开始战斗”。 当时的《大日本帝国陆军刑法》第35条规定：“司令官无故向外国开始战斗者，处死刑”；第37条规定：“司令官无故擅权命令军队进退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第38条规定：“不等待命令而无故战斗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13页 所以本庄司令官不敢轻易下命令——那是死罪，三宅参谋长也主张先和政府联繫，看能不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石原拿出了早就拟好的作战方案，其余参谋看到这个作战方案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这么详细的作战方案已经有了，说明这事已经突然事件，石原有准备，反正这事有利于大日本帝国，枪毙又不枪毙自己，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顶着，于是一起支持石原。 凌晨两点，本庄繁同意了石原的方案，就加上了一条：“军事行动限制在宽城子以南”。此时，第29联队已经兵不血刃进入了奉天城。六点半，驻有一万二千人的北大营被已经得到从抚顺赶来的第二中队支援下的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第三中队所占领。日军全部兵力只有500人左右。 匆匆忙忙赶来“支援”的第二中队甚至没有完全武装，就只有中队长带了一把军刀！ 挑起战争的人 —— 石原莞尔（十三） 赌博（七） 四点45分，驻辽阳的第二师团和第16联队在多门二郎师团长的指挥下乘火车到达奉天，八点钟以后占领了奉天机场和兵工厂。 （9.18当天奉天形势图） 步兵第三旅团向宽城子发动了进攻，五点钟就缴获了东北军一炮未发的36门野炮和六门迫击炮。独立守备队第三大队在八点半，第四大队在10点整分别解除了驻守营口和凤凰城的东北军的武装。 三点半，关东军司令部全体人员坐上火车，从旅顺前往奉天。到达奉天是19日中午，此时日军已全部占领了奉天。本庄繁下令第30联队前往长春增援。 （载有“满州事件”消息的《大坂朝日新闻》号外） 这期间东北军完全没有有组织的抵抗。当时，在奉天的东北地方军政大员仅有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两人。在得知日军开始进攻时，臧式毅通过电话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进行了交涉。日本领事的回答却是：“军人行动，领事无权处理。”当北大营第七旅值班军官向荣臻电话请示处置措施时，荣臻却到处找不到张学良。 （日军士兵在北大营上升起了太阳旗） （长春的“南大营”也被张学良以“一揽子交货”的方式上缴了关东军） “满洲王”张学良少帅究竟在哪里？ 张学良在北京中和剧场看梅兰芳的京戏。由于联繫不上张学良，不敢擅自改变既定对日政策的荣臻含泪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领营房，均可听其自便。” 那天张学良看的戏目是：《宇宙锋》。剧情是秦二世胡亥见宠臣赵高之女艷容貌美，欲立为嫔妃。艷容既恨父亲卑鄙无耻，又恨二世荒淫无道，断然拒绝，假装疯癫，以抗强暴的故事。 张学良和胡亥一样，都是二世而亡。是偶然，还是巧合？ 能在两年之内，把老爷子留下来的50万军队，110万平方公里土地，3700万“子民”给输得净光锃亮，应该说是极其困难的，没有特异功能是做不到的。要知道无论是在80年以前的世界还是在今天的世界，具备以上数字的国家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国。不知道张少帅的这种“壮举”是不是上了“金氏世界纪录”？，当然是败家的世界纪录，如果没有也太可惜了。 张学良在六十年后回答日本nhk记者的採访时是这样说的：“我那时没想到日本人会这么干。我想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没有下达抵抗的命令。我希望能够和平解决问题，我的看法是，日本的做法不仅仅是对中国的不幸，引起国际社会的反感，对日本也没有好处，所以日本人是不应该那么做的。 国人批判我是‘不抵抗将军’，我不承认，但是我承认我没有能识破日本人的阴谋。 我当时的判断是日本人挑起战争对他们没有好处，如果我知道他们是存心挑起战争，我肯定会抵抗的”。 以上是不是真心话，不得而知。只能问张少帅的良心，但大家知道的只是张学良终生无颜见东北父老。 应该是所谓“良心未泯”也。 石原莞尔曾经夸下海口说两天之内平定奉天，9月18日深夜到9月19日凌晨实际上就在奉天和长春有过战斗，实际上没有超过12小时。 到了第二天9月19日早上，建川的酒也醒了，也想起来了花这么多时间到奉天来到底是干什么来的了。找来石原们训话，说不能在满洲闹出事来。谁知道回答是“事变已经结束”。建川虽然在思想上不反对关东军的胡作非为，但是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坐在参谋本部作战部次长这个位置上，这次又是钦差大臣，他必须考虑以后怎么办。这就和石原吵了起来，最后不欢而散，坐飞机回去了。 建川回去以后的9月22日，关东军总参谋长三宅光治召集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奉天特务机关长，刚被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任命为“奉天市长”的土肥原贤二和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大尉开了一个会，讨论下一步怎么办。 这个会议，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居然没有参加。从这个事实也可以看出日本陆军的指挥系统了。 板垣说明了内阁和参谋本部的态度，片仓说明了来往电报。东京首先反对扩大事态，但是表扬了关东军的战果，到底什么意思？ 第14页 土肥原说了第一句话：“要一口气解决满蒙问题，只有建立一个以日本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 这就是石原一直主张的，结果这次会议上五个参谋通过了一个《满蒙问题解决策案》，主要内容是：“在我国的支持下，领有东北四省和蒙古，以宣统帝为首树立支那政权”。以关东军意见的形式上交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 挑起战争的人 —— 石原莞尔（十四） 赌博（八） （石原莞尔中佐在向本庄繁司令官报告战果） 参谋本部没有同意这个方案，起码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石原和板垣走得太快太远了。10月18日，参谋本部派出了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和作战部部长今井均大佐来满洲劝阻关东军停止作战。 石原和板垣心知肚明：他们是已经犯下了死罪的罪犯，但却不是宪兵来逮捕他们，而是陆军中央的核心人物来哀求他们，这说明什么？说明陆军中央其实同意或者默认了他们的做法。所以，对今井均大佐根本就没有好脸色。 板垣说：“箭已经发出去了，现在没有任何办法。” 石原莞尔则更不给面子：“中央要是胆小的话，关东军就是全体放弃日本国籍，改编为满洲合众国国军，也要拿下全满洲”，把今井均们吓得哑口无言。 战斗一直在东北继续。9月21日，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降日，第2师团占领吉林。10月8日下午1点40分关东军又以12架轰炸机轰炸了锦州。这12架飞机里面是八八式侦察机六架，石原莞尔中佐亲自乘坐的一架客机和五架20天前刚刚从张学良那儿收缴来的轰炸机。关东军仅仅扔了75颗25公斤的炸弹，就把在锦州观望的张学良吓进了关内。 石原返航后，有人问他：“你轰炸了锦州？” 石原莞尔的回答是：“根本没有“轰炸”，就是把炸弹扔了下去。我炸的不是张学良，炸的是外务省的不扩大政策和国联的理事会。”。 10月中旬，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炸毁嫩江铁桥，进行了真正的抵抗，关东军于11月19日占领齐齐哈尔，1932年1月3日占领锦州，最后在9.18开始半年后的2月5日占领了哈尔滨。 （“满洲事变一周年纪念写真”，站在本庄繁身后的就是石原莞尔。请注意后墙上的字幅，那就是日莲宗的标记。当时在日本军人中十分流行。） 关于这个“爱国将军”张学良少帅还得再交待几句。 张学良的五十万东北军未作任何抵抗，让出了东北。张学良本人则是连他老爷子张作霖的尸首都不要了，后来还是关东军作战参谋辻政信少佐帮他下的葬。也不要说张学良一无遗憾，他对东北视之如粪土，唯有一件事耿耿于怀：他的金银珠宝。 1931年12月，张学良向日本首相犬养毅去信，哀求犬养毅帮忙向关东军疏通发还被关东军扣押的私人财物，在信中还先附上了一张作为谢礼的支票。落到关东军手里的财物还想讨回也只能说张少帅的弱智了。这封信已经被军部察知，结果张学良的钱没有回来，军部主谋的5.15事件，暗杀犬养毅首相的理由之一就是“和张学良交通，接受张学良的贿赂”。可以说张学良也是暗杀犬养毅的间接凶手。 这就是张学良，在他那儿没有比金钱女人和鸦片更加重要的东西。 从9.18开始，张学良唯一一次认真地想过抵抗的就只有热河抗战一次。为什么，难道太阳也会从西边出来？二流子大菸鬼也要抗日了？对，正因为是大菸鬼这次才要抗日，关东军进攻热河表面的理由是热河也是满洲的一部分，其实是要和张学良争夺热河的鸦片！张学良的财源大部来自热河的鸦片，而关东军也看中了这口肥肉。板垣征四郎从武汉时候开始就染指鸦片，土肥原贤二后来是坐上了“华北鸦片王”的宝座。当时满洲的很大一部分鸦片生意就操纵在甘粕正彦的手里。 鸦片的诱惑，是关东军参谋们丧心病狂地犯上作乱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因素，这点在中国的研究中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关东军进攻热河时，后来也是甲级战犯的当时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曾特地下命令关东军在野外作战时要“加倍注意，不准践踏耕地”，关东军什么时候学来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不是，那是让千万不要踩坏了罂粟，那可是白花花的现大洋。 丢了热河，张学良才最后丢了命根子。没有了鸦片抽，没有了鸦片卖，一个败了家的二流子，一个以全副身家资助关东军的民族罪人，就只能灰熘熘地下野了。 （石原莞尔晋升为大佐） 而石原莞尔成功了，张学良成就了石原莞尔的名声。日本陆军没有亏待这个一贯的“边缘人”，现在，石原莞尔是大日本帝国陆军的英雄，是大日本帝国的英雄。1932年8月，石原莞尔晋升大佐，10月作为松冈洋右的随员去日内瓦参加国联代表大会，就在这次大会上日本宣布退出国联，把自己放在了世界公敌的位置。 1933年8月，石原莞尔任命为第4联队联队长，两年的1935年8月后升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36年6 月任战争指导课课长，37年3月晋升为少将，并被任命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 石原莞尔，站在了他人生的顶点。 第15页 挑起战争的人 —— 石原莞尔（十四） 末日（一） 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策划“满洲事变”，即使按当时日本军法也是按律当斩的罪行。可是这两个按律当斩的罪人又怎么样了呢？ 板垣征四郎大佐在1932年8月晋升为少将，并在1934年12月接替冈村宁次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并在1936年3月接替西尾寿造出任参谋长，从此乘上了上升气流，一直做到陆军大臣。石原莞尔中佐在1932年8月晋升为大佐，10月作为后来也是甲级战犯的松冈洋佑的随员赴日内瓦参加国联有关讨论中国提出日本侵略行为的会议。石原和日本外交从过去到当时以及后来都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这次的随员任命，其实既是一次对石原莞尔的嘉奖，也作为对欧美各国的对日批判的一次示威：怎么样，你们批判“满洲事变”和“满洲国”，我就特地把制造事变的本人派到你们那儿去，看你们能把堂堂“大日本帝国”怎么样！果然在这次会议上日本宣布退出国联，他要自绝于国际社会，在不归路上走到底。 参加国联会议回来以后，石原莞尔被任命为第四联队联队长。联队长在日军中是非常重要的职务，要想爬上将军，首先得有联队长的经历，果然1935年10月，石原莞尔被任命为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 （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长石原莞尔大佐） 按照日军惯例，陆大前五名毕业生就是应该在军部核心中的核心——参本作战部供职的。但石原莞尔是个另类，不能以常例衡量，他那也不知道是张狂还是变态的脾气几乎使所有稍微正常一点的人对他都敬而远之。甚至用一句话来讲就是：“石原君的周围除了流氓和黑社会之外，就没有正常人”。所以堂堂陆大次席毕业生，除了刚开始在教育总监部当过几个月的校稿员之外，居然没有进过任何陆军中央衙门，一直是边缘人。 这次的调动有点论功行赏的意思，但是实际上并不多。因为看起来好像石原莞尔立下大功，成了英雄，但是还是有不少人私下里非常讨厌石原。这点与石原的为人处事很有关系，日本人喜欢拉帮结派，当时皇道派和统制派斗的正酣，双方都想让“国民英雄”石原入伙，可石原哪儿都不去。皇道派的大哥大真崎甚三郎以大将之身屈尊对当时还是以小小中佐的石原莞尔说：“石原君，你可真了不起。就是一个小小的中佐，居然定期调动晚了一个星期，这是不知道把你该放在哪儿，你现在是大人物了。” 石原回答是：“陆军军官的人事调动由三长官（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教育总监）决定，不是我石原能够议论的东西”。 石原就是这么地不给自己不喜欢的人留一点面子，这也是后来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次石原之所以能够进陆军中央，是因为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少将的大力举荐。永田铁山当时是统制派的头，首先是想把这个国民英雄拉过来，其次也看中了石原莞尔的“行动能力”。石原也正好还想大干一把，把他那个“最终战争论”付诸实现，现在给出的位置是陆军里面权力最大的作战课长，岂有不从之理？但是就在石原莞尔就任的1935年8月12日那天，永田铁山少将被皇道派军人相泽三郎中佐在办公室用刀砍死，据说是因为永田罢了真崎甚三郎大将的教育总监的官恨愤怒。 永田是死了，石原照样上任。一上任就给参谋次长杉山元上书表示：“（苏联）远东空军的兵力增强和西伯利亚铁道的能力向上是我军在有事之时集结由于敌军的兵力的机会正在不断失去，当下首要任务是在大陆集结所要的兵力”。 年底又主持起草了一个《现下国策的要点》的文件。它一开始就明确指出：“军部应该强制国家以全部能力使飞机工业能够飞速发展，迅速解决燃料问题”。 这个文件可以说是日本军部绑架政府的宣言书，在此之前的军人只是需要飞机大炮，从来没有把制造飞机大炮看成是自己的事，而石原的手却直接伸到了国家产业政策。 苏联当时已经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钢铁产量在1929年已经恢复到了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的1937年预计能够达到年产1772万吨的水平，是沙皇时代的三倍半。而日本的钢铁产量在9.18事变的1931年是166万吨，在石原进入参谋本部的1935年是年产444万吨，只是苏联的四分之一。 按照石原的计算，苏日军队实力的对比是步兵为10：3，空军是10：2.3，因此如何对付苏联是石原的首要问题。石原找来了在满洲时认识的宫崎正义搞了个有点像思想库样的机关叫做“日满财政问题研究会”，也被人称作宫崎机关，搞了个“重要产业五年计划”。这个计划虽然基本上是失败了，但这是日本一直延续到战后的政府统制经济的第一步。 战后被麦克阿瑟判了无期徒刑的甲级战犯，日美开战时的大藏大臣贺屋兴宣当时是大藏省的审计局长，在听了石原莞尔的计划后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石原的回答是：“我是军人，不懂财政。明治天皇教导我们军人不可为舆论所惑，不可与政治干系，要尽本分。财政情形如何，你们有什么困难与我们无关，我们就是要求国防所需要的东西。如果高桥是清大藏大臣做不到，那请做得到的人来当大藏大臣。国防政府的职责就是应该使军人不考虑作战以外的任何事情。” 第16页 这叫“不可与政治干系”？这纯粹是一种要挟或恐吓。 果然，第二年的1936年初就发生了陆军皇道派下级军官带领1400多名士兵发动政变，包围了首相官邸，国会议事堂，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警视厅。杀死了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的“2.26事件”。 挑起战争的人 —— 石原莞尔（十六） 末日（二） 石原不属于任何派系，2.26事件与他倒没有关系。他是26日早上从铃木贞一的电话里听到政变消息的，立即赶到参谋本部上班，半道上还捎带着救了个一个人。 （载有“满州事件”消息的《大坂朝日新闻》号外） 救了谁？9.18事变时的盟友，后来的甲级战犯桥本欣五郎预备役大佐。桥本欣五郎倒没有参加6.26事件的策划，他也不是什么皇道派。但此人天生喜欢政变，为了配合9.18的三月事变和五月事变都没有成功，本人也刚刚被解除紧闭，开除了现役。但一看见这事又兴奋起来了，在那儿跟着拼命掺和。可是被路过的石原莞尔拖了回来，要不然也不用等到东京审判，没两天清算2.26时一准轻饶不了。撕拉撕拉地也不一定。 （占领政府所在地永田町一带的叛乱部队） 当时的海军立场非常坚定，因为生死不明的总理大臣冈田海军大将是娘家人，拉出军舰装上陆战队就要干，可陆军则昏头昏脑地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昭和天皇发了火，扬言要亲自带兵去镇压才出了兵。 （2.26事件时生死不明的总理大臣冈田启介海军大将和因为长相和其十分相像而被叛乱军错杀了的秘书，妹夫松尾传藏陆军大佐。这个松尾大佐就是以后要写的濑岛龙三中佐的老丈人） 石原莞尔在立即被任命为警备参谋，整个被叛乱军占领了的参谋本部里面几乎就他一个人在按时上班。其实第一天石原也没有在准备镇压，因为石原觉得谁在闹什么也和他没关系，他还是在搞他的“产业五年计划”，叛乱军发现还有人在上班，派了人来准备“撕了撕了”这个人，谁知道派来的人发现是同一个日莲宗道场的石原莞尔大佐，收起手枪，向石原鞠了一躬：“能够见到大佐阁下是一生的光荣，请大佐加油”，一个向后转，走了。 石原在那时候的日本陆军，就是这么一个半人半身的妖怪了。 27日的戒严令下达后石原莞尔又出任了戒严参谋。石原很明确地给2.26事件下了定义：“紊乱朝宪的反乱”，指挥严厉镇压。 后来“2.26事件”被镇压了下去，随着事件后“肃军人事”的进行，统制派完全掌握了局面，虽然不是统制派，但是在事变中表现不错，立场坚定的石原也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间。1937年3月晋升为少将，升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离参谋次长也就只有一步之遥，而且看起来似乎这一步也不大了。 当时石原莞尔是名扬一时，权重一时。1937年1月广田内阁垮台，天皇让陆军元老宇垣一成大将组阁，就是说“大命”降下来了。可是石原等所谓“军内革新派”就是看这个元老不顺眼，1925年宇垣在加藤高明内阁当陆军大臣时曾经主持过一次“宇垣军缩”，裁过一次军，一下子裁掉了四个师团十六个联队。你说如果宇垣要是当了总理，石原那个倒霉的五年计划还能指望？所以石原拼了命也不能让宇垣一成出任总理。 天皇都已经下了“大命”了，石原莞尔还有能耐让天皇收回成命？能，他只要逼得宇垣向天皇请辞就行了。日本有一条“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规定，就是规定陆军海军两大臣必须有现役军人担任。这条规定是这些军国主义分子的老祖师爷山县有朋在1900年规定下来的，后来1913年的第一次山本权兵卫内阁算是把“现役”两个字去掉了，就是说虽然实际上出任这两个大臣职位的全是现役军人，但在理论上预备役军人也是可以担任的，所以刚刚下台的广田内阁又把“现役”这两个字给加上去了。 这两个字就那么重要？回答是很重要，有了一个现役的限定，只要军部愿意，随时可以让内阁垮台，或是组阁流产，方法就是不出人当大臣，要知道日本当时是统帅权独立，军人就只听他的上官，政府管他不着。1911年第二次西园寺公望内阁就是由于陆军大臣上原勇作大将的突然辞职而垮台的。这次石原莞尔串通了寺内寿一，杉山元和小矶国昭三位陆军大将，向宇垣一成通告陆军将不派人参加内阁。宇垣一成只好乖乖地去向天皇辞组阁的差事，什么天皇陛下，看起来不如石原大佐阁下。 宇垣组阁失败，由那个原来有点倾向于皇道派的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来组阁。石原莞尔本身没有派别，皇道派统制派什么的对他意义不大，再加上满洲事变时如果没有“越境将军”林铣十郎的全力支持，石原莞尔是不是有那个勇气赌一博也只有石原本人才知道，所以石原没反对林铣十郎出来组阁。当然林铣十郎也不是傻瓜，他知道什么人有实力。在选定内阁人员选定时林铣十郎大将很谦虚认真地去徵求了石原莞尔大佐的意见。石原的方案是让他的盟友板垣征四郎当陆军大臣，结果是由于梅津美治郎（陆大23期首席，甲级战犯）不能容忍陆大28期的板垣爬到他上面去做陆相（梅津当时是陆军部次长）而极力反对才没有成功。 第17页 石原是所谓“行动派”， 一当上作战部长以后甚至改组了参谋本部，将原来总务部管的“动员，编制”业务也移到作战部来了，新成立了一个“战争指导课”，把原来总务部所管的仅限于对具体战案所行使的动员和编制机能扩充到对未来战争的动员和编制规划，使之具备了货真价实的“战争指导”机能，这样的改组以后，作战部集中了参谋本部90%的权限，石原部长成为了实际上的参谋次长（当时的参谋总长是皇族闲宫院载仁亲王，只是挂名，实际行使权力的是参谋次长）。 石原又重新主持修订了“帝国国防方针”。那个帝国国防方针最早是田中义一在1907年搞的，后来在1923年海军裁军时由海军军令部主导又修改过一次，1936年6月底的这次是第三次修改了，修改后名为《国防国策大纲》，主要内容是： “日本的国策是成为东亚的指导者，为此一定要具备能够排除苏美英压迫的实力。在充实能够对抗苏美英的军备特别是航空兵力的同时，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 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在此期间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苏联屈服后与其建立亲善关系，将英国实力驱逐出东亚，解放东亚各民族。 苏联和英国屈服后，领导东亚各国合作使其实力得到飞跃发展，准备和美国的大决战” 挑起战争的人 —— 石原莞尔（十七） 末日（三） 应该说，这个石原莞尔主持修订的《国防国策大纲》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可行性。 那个《国防国策大纲》提出的假想敌顺序是美，苏。首先对苏已经放弃了进攻战略，而代以“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的字眼，就是说在武力的后备上与苏联谈判，不与其交恶。起码从现实的工业生产和军事兵器实力来说，立即和苏联交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在石原看来，苏联南下的路线有三条，分别是满洲，内蒙和新疆。但是因为地理的因素，苏联人肯定会放弃后两条而选择满洲，所以要北极熊打消南下的念头，首先就要经营好满洲国。 对美国则是“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因为石原知道日本和满洲都有丰富的媒，铁资源，可是缺少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石油和橡胶。那玩艺全在美国人和英国人手里，所以千万不能和美国人翻脸。只要不和英美翻脸，石原认为英美会默认“满洲国”的存在，因为有一个日本人控制的满洲，正好为英美消除了共产主义南下的忧虑。 对华战略则是“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反对扩大战争。也就是说：挑动在西北的国共内战，同时建设满洲国，巩固华北，堵住俄国人南下，再向南洋渗透，得到马来亚的橡胶和汶莱的石油，同时挤走英国人，争取把手伸到“兰印”（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确保石油，这以后再和美国进行“最终战争”。 石原莞尔其实是一个从思想到行动无不充满了矛盾的怪物，他的想法也成天在变。谁要是以为石原莞尔真的拘泥于满洲这块“前进基地”，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再扩大战争就错了。1932年1月石原莞尔对应关东军邀请访问满洲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土方成美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也没有这样考虑过。满洲只不过是个手脚架，一定要从这里出发到山西，陕西去，听说陕西有丰富的石油”。就是说石原莞尔既不是“和平主义者”也不是“反战人士”，他只是主张为了将来的战争而约束现在的战斗罢了。 看起来为了准备“和美国的最终文明战争”，石原莞尔似乎准备暂时在满洲委屈下去了。 但是皇军可不止只有一个参谋。石原莞尔想的是不是别的参谋们想的这就要知道了。当时围绕着石原莞尔有个被称为“满洲派”的团伙，主要成员是关东军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中将，陆军省军务局长的矶谷廉介少将，军务局满洲班长的片仓衷少佐和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的今田新太郎少佐这几个军人和几个满洲浪人。这个集团本身就人让人觉得可疑：几个军人全是从满洲发的家，没有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出身的精英阶层，更没有中央政府各省的精英支持和参与，所以从石原的失败从一开始就几乎是註定了的。 1936年秋天，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大佐在板垣参谋长的支持下，又想在内蒙古搞第二个满洲国了，抬了一个德王出来想建立一个什么“蒙古国”。但是这次和田中在一起板垣的运气没有上次和石原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好，上次碰上一个千载难逢的对手张大少学良，这次碰上的是傅作义。11月5日，德王发通电向绥远军傅作义叫板，11月14日还真地向傅作义进攻了。但天下哪有那么多张学良呢，11月24日德王被傅作义将军给包了饺子。 （和德王在一起的田中隆吉大佐） 这中间还出了这么档子事，“绥远事变”的时候，当时已经荣升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的石原莞尔大佐11月20日飞到现场想阻止，被关东军第二课课长武藤章调侃了一句：“石原桑，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先辈在满洲干过的事情，有什么不对吗”。对啊，没有什么不对的。天下难道有上车就关门的道理？只许你石原莞尔披将星当部长，别人升官发财的想念就不成？ 第18页 始作俑者，乃石原莞尔本人。所以他的战略构思无法推行是註定了的。 石原升任作战部部长是1937年3月，接任他留下来的作战课课长职位的不是别人，就是几个月之前讽刺他的武藤章大佐，与此同时新任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课长是田中新一大佐 四个月以后的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 不少日本人喜欢探讨所谓“卢沟桥事变的真相”，研究是谁开的第一枪，除了日本人的严谨习性之外，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悔不当初”的感情。冈村宁次有一句话最好地说明了这种研究热的由来：“：“《塘沽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的长期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境界线，如果那时候就停止了那种积极的对外政策就好了。不，就应该停止。”很多日本人一直在吃后悔药——如果没有“卢沟桥事变”就好了。他们没有想到或者不愿去想：卢沟桥事件本身可能是偶然事件，但卢沟桥事变反映出来的当时中日关系和中日民族的想法则是必然的。在华北大地上已经铺满了干柴，随便的一点星星之火都可以燎原的。 首先，当时的日本人作为一个整体民族也好，作为单个的个人也好都极为好战。在军部和不良媒体的宣传下“惩膺暴支”已经成为日本人的一种主流思维，其实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中国除了是“暴支”之外，还是“弱支”，只是一个支离破碎，病入膏肓，等着日本去占领的弱国，都不存在“战斗”的问题。 反过来看中国，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甚至大多数地方军阀，他们也渴望战斗。但这不是一种能用“好战”来解释的情绪，这只是一种求生的本能。中国弱，很弱，同样的战斗，中国要比日本付出更大的多的代价和牺牲，但中华民族在当时没有选择的权利和资格，战争是被强加了在他们头上的。作为整体民族也好，作为单体个人也好，要想生存下去，首先必须战斗，这就是1937年7月在中国大陆存在的事实。 末日（四） 所以在“7.7事件”发生以后，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立即决定了不扩大的方针，石原是这样想的，如果和中国开战，即使把战斗区域限制在黄河以北地区也需要： 1. 同时动员15个师团。 2. 使用一半以上到目前为止积蓄起来的军需准备量。 3. 战火可能烧过黄河，扩大到上海。 4. 半年以上的作战时间，和 5. 55亿日元以上的军费。 （载有“77事变”消息的《大坂朝日新闻》号外） 这些后果不利于他的“最终全面战争”，所以石原主张就地谈判，不扩大事态。石原的主张得到了一些支持，参谋总长闲院宫也向“支那驻屯军”下达了不扩大的指示，近卫内阁也在内阁会议上做出了不扩大的决定——就是说日本陆军军部作为一个组织一开始还是不主张扩大事态的。但是不扩大派其实就只有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和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和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这么数得出来的几个人，其余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成员几乎全是主战派，以陆相杉山元大将为首，加上军务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大佐和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这两个身居要职的主战派。 挑起事端的“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当时正病入膏肓（后来于7月15日死去），参谋长桥本群少将和作战参谋池田纯久中佐倒是主张慎重行事，不可扩大事态。但关东军和朝鲜军却无比关心，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等纷纷上书陆军中央，要求“决断”。关东军的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就干脆跑去了天津督战，生怕打不起来。 7月20日，陆军大臣杉山元向内阁提出动员三个师团的提议被否决，但是杉山元又再次提出了动员提议，这次得到了内阁同意。局势已经不是石原能够控制的了。石原只好在7月27日下令在内地再动员三个师团以援救在京津一带遭到顽强抵抗的日军。于是7月28日“支那驻屯军”向北平，天津发动了全面进攻，至此，石原的“满洲国”和“最后决战”的画饼，已全成泡影。 其实本来那张被战后老是美化的石原牌画饼是一个极大的悖论：因为有了石原莞尔这个日本陆军的异类，才会有这张石原牌画饼，同时也正因为有了石原莞尔，这张饼才会成为画饼。日本民族有个缺乏计划性，缺乏远见的缺点，像石原莞尔这样作出几十年战略规划的人在日本人中实属凤毛麟角。所以石原莞尔从陆军大学校毕业后十五年间无法进入陆军中央机关，一直是不受欢迎的边缘人。而当十五年后石原莞尔作为民族英雄进入陆军中央后，从表面上看风光无限，但实际上石原在陆军中央十分孤立。石原最致命的短处就是没有经验，没有官场经验，不知道应该怎样在官僚机构中上下周旋来推广自己的想法。石原除了些形如黑社会似的大陆浪人以外没有朋友，没有人来指点他应该怎么做。而且石原是中央官僚和少壮军官们妒嫉的对象：他是以一种非主流的方式成功的。 在石原身上还披着“战神”的荣光的时候，大家不敢出头反对他的意见，因此石原可以达成自己的目标。但荣光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特别是石原莞尔在被后起的石原莞尔们看作前进路上的绊脚石的时候，所有的反感和牢骚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喷了出来。 第19页 所以石原在卢沟桥事变以后主张不扩大事态的论调除了引起日本陆军中央机关的官僚和少壮派军官反感之外没有任何效果——什么扩大事态？这个所谓的事态不就是你石原本人制造出来的吗？ （作为奖励和向国际社会示威，石原曾被任命为松冈洋佑的随员出席国联大会，注意石原穿的是长袍马褂。这种奖励被认为是鼓励日本陆军中下级军官扩大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这些心理和个人经历上的原因以外，石原的警告没有引起注意的一个重要原因得从日本民族性里面去找，日本民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过程的重视大于目的。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形：做不做是态度问题，做得怎么样是水平问题。在处理卢沟桥事变这件事上，首先日军参谋们没有想到会引起几乎亡国的后果，其次就是亡国对他们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在“爱国”就行了。 中日全面战争既已爆发，主张不战，引人生气的石原莞尔就没有必要还留在陆军中央了。1937年9月石原即调任关东军去给东条英机当参谋次长。这其实是他的盟友，前任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中将动用其在军中的影响力为已经是四面楚歌的石原莞尔所能够找到的最好位置了：石原莞尔当时是少将军衔，不够当师团长，找个旅团长给他当又太委屈，与其到一个陌生地方去当参谋长，不如回关东军，那儿到底是石原莞尔发迹的地方。 可是板垣征四郎忘记了当时的关东军参谋长是小心眼的东条英机中将，从石原莞尔的个性来看，重回关东军其实是个最差的选择。 石原莞尔自认为是“满洲国的建国之父”，他是为了准备和美国进行“最终战争”而建立这个“满洲国”的，他要把这个“满洲国”建设成为一个能够自给自足，具备完整工业体系的后方基地。可是对东条英机来说，所谓“满洲国”就只是三个汉字而已，在东条英机看来石原莞尔的那一套和赤化言论没什么两样，事实上在东条英机当关东军宪兵司令官的时候就已经抓过不少石原莞尔的哥儿们。 这就决定了俩人的不和。 挑起战争的人 —— 石原莞尔（十九） 末日（五） 东条英机和石原莞尔两个人翻脸的过程挺有意思，如果把伪满比作一个二奶的话，石原莞尔和东条英机就是先后的老闆。东条虽然和石原见解不同，但由于两人从没共过事，也谈不上从一开始东条英机就在打击石原莞尔，相反在石原到任之后，东条英机立即把所有有关军事的事项移交给了石原莞尔。但石原要的不是这个，石原要的是对“满洲国”的政治控制权，而东条英机不肯放弃恰恰就是这个权力。所谓“满洲国”已经成了东条英机的私人天下。当时伪满有一个“二ki三suke”的说法，是指实际上在操纵伪满的东条英机（关东军参谋长），星野直树（“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松冈洋佑（满铁总裁），鲇川美介（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社长，现在的日产（尼桑）公司和日立制作所的创始人）和岸信介（产业部次长和总务厅次长）这五个人，前两个的名字最后一个读音是“ki”，后三个人名字的最后读音是“suke”，所以有这个说法。前三个是上了审判台的甲级战犯，后两个也在巢鸭监狱住了一阵。 （刚上任时的关东军参谋副长石原莞尔少将） 在东条英机看来，星野直树，松冈洋佑和岸信介都是精英官僚，比石原莞尔周围聚集的黑社会似的大陆浪人要强多了，怎么可能再让石原莞尔来插手。可是石原莞尔一来是自认“满洲国”是他“亲手缔造”的，二来又看不起东条英机，因为东条英机的在校成绩不如石原莞尔，而没有注意东条是比他在陆军士官学校高四期的前辈这一点在日本文化中很重要的事实。 一次岸信介找东条英机来讨论成立农业合作社的问题，石原莞尔也自说自话地来参加了。这边岸信介刚刚汇报完，石原就大大咧咧地作总结了：“不错，就这样定了，那个人是宪兵（指坐在边上的东条英机），他懂什么合作社，就这样就行了”，弄得东条只能苦笑。 后来成了甲级战犯的大川周明是石原莞尔的同乡，到满洲出差时先来看望石原莞尔，说完话以后顺便问了一句：“东条参谋长的办公室在哪儿？得去和他问个好。” 石原莞尔的回答是：“噢，那个东条上等兵啊，就在对面”。 （当着当着就成这样了） 应该说如果不看石原和东条争执的内容而仅仅从表面来看的话，失礼的是石原莞尔，不管怎么说东条英机是他的长官。尤其在军队这种靠严格的上下级关系才能赖之以存在的团体中，石原莞尔的举动是有悖常识的。但由于石原一贯的为人，大家倒也不觉得新鲜，问题是东条有没有那么大的度量了。 东条是那种心机很深，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他对石原虽然十分不满，但绝不像石原那样表露出来，而是用他最拿手的方法：使用宪兵来解决问题。当然即使是东条也还没有办法在那时侯就公然使用宪兵来监视关东军参谋次长，但是和石原来往密切的人都受到了宪兵的关照，就连石原本人寄给原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信，从新京（长春）到东京居然走了40多天。 第20页 在东条这边看来，石原对他本人的态度是问题，对东条太太胜子的花钱问题不依不饶的追究当然也是问题，但最重要的是怎么看石原怎么像赤化分子，所以对石原必须充分注意。 其实这是东条英机由于争权夺利太激烈了以后产生的一种幻觉。在满洲国的作用问题上东条和石原有分歧，但在满洲国的具体运营上两人并没有什么区别，石原莞尔和赤化分子是八竿子打不着。两个人都是陆军大学校毕业的参谋出身，思维前提是一致的——都是军国主义的思维。两人都是靠关东军在运营着满洲国，甚至连关东军主管满洲国事务的人都没有变过，都是片仓衷，只不过从片仓衷大尉成了片仓衷中佐罢了，两人的冲突主要在对那个“协和会”的看法上面。 协和会的来历和石原莞尔密切相关。9.18事变以后在石原莞尔的指示下山口重次和小则开作把原来自发的“满洲青年联盟”解散而代之以关东军资助的“协和党”，板垣征四郎参谋长亲批了两万大洋的第一笔经费。石原莞尔不信任政党，认为所有政党到最后都会被财阀收买而不利于军部的统治，所以一开始就应该有一个代表军部的“政党”。 但这个“协和党法”一直也不见发布，当时还只是中佐的石原莞尔喊来了“满洲国总务长官”驹井德三问清了原委后吓了一跳，不发布的理由是溥仪不同意。 石原莞尔可真昏过去了：“溥仪是什么东西？他不同意就不同意了？” 驹井德三无可奈何：“道理是这样，但名义上怎么着他是‘满洲国执政’，他不同意也没办法。” 这激起了石原莞尔的好奇心：“溥仪为什么不同意成立协和党？” 驹井德三也是哭笑不得：“溥仪反对‘党’的称呼，他原来就是被革命党赶下皇位的，所以对‘党’这个字过敏，什么都行，就不能党”。 所以从此以后就叫“协和会”，不叫“协和党”。那可能是溥仪对日本人唯一说过的一个“不”字吧。 在对政党的看法上，东条英机和石原莞尔完全一样。东条英机也是支持近卫内阁解散全部政党而代之以“大政翼贊会”的主张的。但和一直在感激协和会在满洲事变帮了关东军大忙的石原莞尔不同，东条英机觉得那就是一伙成不了事的地痞流氓，也只有像石原莞尔那样的流氓才会和他们情投意合。东条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协和会是比共产党更加危险的不稳定因素，特别是石原这个协和会后台还一直在企图通过北京大学教授鲍明铃想和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取得联繫以便打开日蒋谈判的路子。 对于石原莞尔持这种看法的人其实不止东条英机一个人，所以在1938年5月东条英机走马上任陆军次官的时候，关东军参谋长这个职务由石原莞尔代理了半个月，但最后不是像不少人所猜想或担心的那样由石原莞尔接任，而是由和东条英机私交甚厚的第十师团长矶谷廉介中将来接任，因为对日本陆军来说，石原莞尔已经没有用了。 挑起战争的人 —— 石原莞尔（二十） 末日（六） 1938年6月，石原莞尔向新上任的参谋长矶谷廉介提出了包括加强协和会，约束日本人官吏和废除关东军第四课（就是那个片仓衷中佐为课长的主管满洲国事务的部门）这三个构想的改革方案，矶谷参谋长的回答十分明快：“不贊成这个构想，这是个理想的方案，但是立即实行只会引起大混乱。现在不是做诗的时候，解决国家之间的问题靠的是力量，可能在遥远的将来会变得象你所说的那样，但是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解决现在的问题”——东条也是这么说的。 这样，剩给石原莞尔的选择就只有请辞了，可是这个石原莞尔却来了个不请而辞。8月15日，因为不喝酒所以开宴会时经常託故不到的石原莞尔居然请了小泽开作他们几个人来喝酒，第二天脱下了军装换上和服留下了一封辞职报告就转道朝鲜罗津回日本了。 这又是一个爆炸新新闻，或者说是丑闻。突然辞职走人不要说是一个少将参谋次长，就是个民间企业的管理人员也不能这么随便行事，为了保护昔日的盟友，也为了把这件事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只好强迫石原莞尔住进东大附属医院，对外宣布石原少将由于膀胱疾病而回日本进行治疗。当闻知此事的人赶到医院去探望石原莞尔时，看到的却是一个精神抖擞的石原莞尔在逢人就说：“我没病，就是那个倒霉的板垣大臣把我硬弄到这里来的”。 估计东条次官可能在想：“我还想把你弄到精神病院去呢”。 1938年12月5日，石原莞尔被新任命为舞鹤要塞司令。要塞司令是个闲职中的闲职，倒是有座办公楼，但是一个兵没有。本来嘛，“要塞”是为了准备敌人进攻用的，现在没有敌人攻过来，可不就是废物一个吗。 说来有趣，石原的这个职务是板垣征四郎任命的。而原来石原莞尔对他这位盟友的评论是：“板垣人太笨，如果不是投机满洲事变，大概没几年就该去做东京要塞司令了”，现实却是这位已经被他宣判了要塞司令命运的人却以陆军大臣的身份来任命他做要塞司令，而且还是档次比东京要塞还要低的舞鹤要塞。 第21页 任命发表十天后的12月15日，东京宪兵队袭击了麻布的“满洲国大使馆”，把在那里边的协和会东京事务所人员一网打尽，关在了宪兵队的地下室，罪名是“乱军”。其实在石原回日本时，东条英机与其心腹，东京宪兵队长加藤泊次郎大佐和特高科长大谷敏二郎少佐就提出要以“违反军纪，临阵逃脱”的罪名处分石原莞尔。但是板垣陆相不同意，吵了半天以后板垣来了个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石原莞尔住院，东条英机也调去当陆军航空总监去了。 所以这是在石原莞尔离开东京以后，加藤大佐来报仇来了。有板垣在，动不了石原本人，但抓几个石原的追随者总是可以的。 （石原和“满洲协和会”的追随者们，前排右起第一人就是小泽开作） 石原莞尔当了要塞司令以后成天招待新闻记者，宣传他的“东亚联盟”理论是一个目的，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这里的景色多好，但是是军事禁区，禁止摄影。却又开放参观，参观不让摄影太煞风景了，你们记者多拍几张照片，也算我当了一任要塞司令”。 顺便谈谈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理论。这个理论在谈到石原莞尔时经常被谈到，有时候被称道的神乎其神，这个理论到底是个什么理论呢？7.7事变以后，日中进入了全面战争，无可奈何地面对着他的“最后战争理论”的破产，石原莞尔写了一篇名为《支那事变解决的根本策》，想提出一个在已经坏死的肢体上抹烂膏药的的方法，内容主要有三点： 1. 日中互相尊重。 2. 经济一体化。 3. 日满中组成亚洲的共同防御。 先不要谈这三点在当时只是石原莞尔的一种幻想，就这种幻想在1938年1月近卫文麿发表声明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以后也完全破灭了。但是一部分石原的信徒对这种理论很有兴趣，战后当过田中角荣内阁的建设大臣的木村武雄当时是众议员，他领了几个人在赤坂的熘池结了一间房间就挂了一块牌子叫做“东亚联盟协会”开了张。1940年底木村还带了18名国会议员组成了一个“东亚联盟促进议员联盟”跑到中国大陆来活动企图打倒东条内阁。结果被南京的总军作战参谋们拿着军刀找上门来：“我们在天皇陛下的命令下打仗，有什么可反省的”，要把他们全部撕拉撕拉地，后来是板垣总参谋长看在石原莞尔的份上才算饶了这帮议员，让他们活着回了日本。 （石原在向“东亚联盟”的盟友们解说满洲事变的过程） 这些议员中有一位就是1919年在北京发表着名的“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讲话后来1960年被右翼分子刺杀的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先生。 这个东亚联盟在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在思想上受石原莞尔指挥的基本颜色是反东条的一个组织。战后辻政信接过了这个组织的信条再改成“自卫中立”的口号又开始热闹过一阵，甚至后来的左翼学生运动中在着名的“日本赤军”的精神信条中都可以找到受东亚联盟影响的痕迹，这也可以解释劫持“淀号”飞机的学生领袖们为什么要指定平壤作为避难地的理由。 要塞司令还有一个日常工作就是弔孝。中国大陆战场的战事越来越激烈，侵华日军的死亡人数也越来越多，各地成天就举行些“慰灵祭”什么的活动来迎接骨灰。要塞司令官作为地方军事长官，所有这样的活动都要参加。石原也就成天跑来跑去，拿着副官写好的堆满了“勇敢战斗”，“赫赫武功”的八股文章照着念，倒也闲不下来。 八个月以后的1939年8月，石原莞尔晋升为中将，调任京都的第十六师团长。看起来已经走到了终点的石原莞尔这次起死回生，重返师团长的要职，是即将去南京就任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送给他这位盟友做的最后一件礼物。 挑起战争的人 —— 石原莞尔（二十一） 末日（七） （第十六师团长石原莞尔中将） 可是这件礼物对石原莞尔已经没有意义了。石原莞尔已经厌倦了这支军队，厌倦了这场由他本人打起来的战争。特别是只有像石原这样的高级军官才能看到的阴暗面更是让人噁心。 战争越来越激烈，军费也成了天文数字。国家预算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得发动老百姓捐献才能过日子了。各个地方，公司捐钱买坦克飞机，然后用这个地方或公司的名字命名，交给军部。京都有个着名的欢乐街叫宫川町，宫川町的女人们也爱国心切，捐出来了两辆坦克，命名仪式和捐献仪式在京都的深草练兵场举行，作为京都师团的师团长，石原莞尔当然得参加。 练兵场上挤满了这些一般在白天看不到的女人们，最讨厌这种官僚仪式的石原莞尔今天也没有像在这种场合那样拉着一张扑克牌脸，而是带着一脸很阳光的笑。酒色财气，石原莞尔是隔一样爱一样：石原不喝酒不贪财，但特别喜欢逛花街淘闲气。当年在陆军大学校时，石原每个月发了工资都是原封不动的提到欢乐街，当着姑娘们的面打开来，留下自己的伙食费以后，让姑娘们自己去分的。这次京都欢场大聚会，石原能不来吗？ 第22页 可是石原师团长一看到那两辆漆得锃亮的坦克笑容就凝固了，他认出来了那就是扔在仓库里报废了的两辆坦克，重新漆了一遍给拉到这里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手下赶紧报告说：“买坦克的钱是收了，可是有更加要紧的用途要用，这儿就是做个样子。” 石原不能接受这个理由：“这不是在骗那些可怜的女人嘛。” 手下还在找理由：“也不能那么说，军队需要的也不光是坦克。从大局出发，把钱用到更加重要的地方也是应该的”。 石原忍不住了：“胡说八道，怎么可以这么干，那可是那些姑娘们的裤裆里出来的钱。那钱肯定又是作为了什么机密费被哪个八嘎牙鲁拿去喝酒去了。甚至这些可怜的女人从裤裆里省出来的钱又被塞回了裤裆都没准”，说完气哼哼地就走了。留下了京都的欢场姑娘陪着两辆假坦克发愣。 一次，天皇到关西视察，石原莞尔奉命陪同。也不知道石原到底是从哪儿找来了一辆破破烂烂的车，哼哼唧唧地混在一串高级车里特别显眼。《大坂新闻》的记者中所丰问石原师团长：“为什么要乘这么破烂的汽车，关系到师团长的脸面呀”。 石原的回答是：“天皇巡幸与军事无关，师团长的汽车只能用于军事目的，军事目的意外的行动不能使用师团长的汽车，所以才找了一辆已经报废了的汽车。” 又有一天，石原在京都大学讲演时让听众胆战心惊：“敌人不是支那人，敌人也不是美国人。敌人是日本人。正是那些被自己的野心和功名心驱使，拿着武器的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之辈才是日本的敌人，他们是世界的敌人，他们全都应该枪毙。” 正好在场的京都府知事赤松小寅吓得面无人色，赶紧站起来说：“这句话就是在这里说说，大家出去以后不要乱传”。 石原莞尔毫不在乎：“没关系，我的意见就是要公布天下，让大家来批判的”。 这种公开地对军部头目的挑战，东条英机当然不会视而不见。一天，陆军省兵务局长田中隆吉给钟纺株式会社的津田社长写信，警告钟纺不得再在经济上支持东亚联盟运动，同时透露说东亚联盟的思想领袖，第十六师团长石原莞尔即将被解职编入预备役。 （石原师团长和京都东亚联盟运动支部的干部们在一起） 1941年2月，陆军省人事局长野田谦吾少将带着三月份人事变动的草案特地飞往南京徵求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的意见。向驻外将领徵求对于陆军中央的人事方案的意见是很罕见的，板垣马上知道了野田的来意：“是不是要裁掉石原？” 野田没有直接回答：“阁下也可以放下一个包袱了”。 板垣自言自语地嘟哝了一句：“并不是这么回事哟”。 野田好像看见坂垣转过身去擦了一下眼睛。 3月1日，石原莞尔中将被编入预备役。 退役后的石原莞尔受立命馆大学中川小十郎校长的邀请，在立命馆大学讲授《国防学》，同时创立了“立命馆大学国防研究所”，把他过去的讲演，笔记整理为《战争史大观》和《国体国防论》出版。结果是两本书被禁止发行，而且立命馆大学也受到压力，被要求停止聘请石原莞尔。 结果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前的1941年9月，石原莞尔回到了他的故乡山形县的鹤岗。在东条英机派来的宪兵的监视下，继续搞他的“东亚同盟”，发表反东条言论。因为“满洲事变的英雄”和“前陆军中将”这两顶光环，宪兵们除了监视之外，也不敢直接对石原莞尔有什么不恭敬的行为。 1941年12月8日，东条内阁开始了太平洋战争。石原莞尔的评论是：“如果说这场战争需要1万元的话，英美实际上有100万元，而日本只有1千元，这种差异只能用战略来弥补，而不能用什么‘化不可能为可能’的口号来弥补。 在战略上除了寻找敌方的弱点之外，还必须认识到我方所拥有的条件，战法，战士，特定兵器及其他战争手段的优点，只有依靠这些优点才能扩大敌人的弱点。 军当局在第一阶段作战计划完成的现在提出下一阶段的战争计划，这个战争计划必须包含必要的生产增强数量和实行的手段方法及其可能性。” 但是这时候已经不可能有人听得进石原的话了。 挑起战争的人 —— 石原莞尔（二十二·续完） 末日（八） 石原再次被人想起来是在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日本海军失败以后，瓜达卡纳尔岛战役开始之前，那时昭和天皇的弟弟，海军大佐高松宫宣仁亲王徵求过石原的意见，石原是这样回答的： “从一开始就知道这场战争的胜负了，我军的作战已经超越了攻击停止点了。有一条原则是战斗力和从根据地到战场的距离的乘方成反比，进行持久战一定要在一开始就确定攻击停止点。但是从支那事变到这次战争，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点。东条打的这场战争完全是在胡闹，世界上怎么会有往肯定会失败的战场上派兵的傻瓜?” 那么怎么办呢？石原是这么建议的： “现代战争在没有制空权的地方不可能得到制海权，制空权既然已经落到对方之手，我军就应该立即从瓜达卡纳尔岛撤退，陆军也应该立即放弃索罗门群岛，裨斯麦群岛和纽几内亚。这样我军可以确保补给线，西面从缅甸边境开始，中部放弃菲律宾，坚固以新加坡，苏门答腊为中心的资源地带，并且把本土周围的塞班岛，特尼安岛和关岛建成难攻不落的要塞”。 第23页 还是没有人听，结果就像石原预言的那样：“不听我的话，连船都要没有了”。 （已经无法站立行走，只能坐轮椅的石原莞尔） 1942年12月，突然有一个不速之客到鹤岗来拜见石原莞尔。这个人就是东条英机的心腹甘粕正彦原宪兵大尉，当时的“满映”社长。甘粕正彦和石原莞尔其实是老朋友，当年石原莞尔操持满洲事变，甘粕正彦没少跟着卖命，在渖阳，哈尔滨制造袭击日本领事馆事件就是他，可是后来抱上了东条的粗腿就不和石原莞尔来往了。这次甘粕造访是负有东条英机的使命：东条无论如何要见上他的死敌石原莞尔一面。 话说到这份上了，石原莞尔只能跟着甘粕去东京见东条。东条见了石原以后首先就向石原试探：“你对大政翼贊会有什么看法？” 石原的回答是：“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大政翼贊会是你在运营的，是一个官僚运动。国民运动如果不是从下到上的话将没有任何价值”。 石原莞尔的回答其实有点不太厚道，东条的运营方法其实是从石原莞尔哪儿学来的。当年的“满洲青年联盟”不就是被石原莞尔解散弄成了“协和会”吗。这种弄“官制群众组织”是日本人的传统，就是1994年细川护熙内阁通过的《政党助成法》还是让人想起石原莞尔的“协和会”，正好细川护熙首相也是一个忠实的石原粉丝。 东条接着问的问题是：“对今后的战争指导有什么看法？” 石原莞尔的想法很现实：和东条谈战争构想是没有用的，东条听不进去，只有直接劝东条下台，于是石原莞尔直截了当地说：“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不具备指导战争的能力，这样下去日本会亡国的，所以请尽早辞去内阁总理的位置”。 虽然两人的会面时间比预定的长了很多，这是两个人大概是头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互相推心置腹。但是东条没有打算也没有勇气按照石原的忠告去做，而是一直到1944年6月塞班岛失守以后才在7月份灰熘熘地辞职下台。 接任东条内阁的小矶国昭曾经很认真地考虑重新起用石原莞尔的问题。小矶在一开始准备重新徵召石原莞尔回现役然后启用为陆军大臣，还专门派人去听取了石原的意见。石原的意见是放弃所谓菲律宾决战的计划，立即和蒋介石谈判，这样可以在手头还有点兵力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的条件下同美国实行停战谈判，可以争取到一个好点的条件。但小矶的看法首先是雷伊泰湾海战日本不一定没有胜利的可能，其次是现在提出和蒋介石谈判未免有点太自欺欺人了，太平洋战争以前蒋介石都不肯谈判，到现在日本败象尽露的今天用脚趾头也能想出谈判结果，战争既然打到了这儿，除了在败中求胜之外已经无路可走了。 小矶拒绝了石原的建议。石原在听到山下奉文被任命为防守菲律宾的第14方面军司令官的消息时说了一句：“可怜的山下奉文，他要当俘虏了。” 战争在继续进行或者说在继续失败着，这样石原莞尔的崇拜者也在继续不断增加着，就是军部派来监视石原莞尔的宪兵中也有不少人成了石原的信徒。 1945年8月14日一大早，山形县特别高等警察课课长堀田政孝到石原莞尔家造访，石原第一句话就是：“战争结束了？” 堀田愕然：“已经知道了？” 石原笑了：“想着你这两天就该来了，是不是怕这个石原串通周围的海军特攻队和陆军部队搞政变？我一直反对这场战争，这个时候怎么会反对停战呢？” 堀田结结巴巴地说：“不是，上峰怕石原先生太激动。石原先生的号召力又是那么强。” 8月17日成立了东久弥宫内阁。石原任仙台的第四联队长的时候，东久弥宫是师团长。东久弥宫想起用石原莞尔当内阁顾问，特别准备了卧铺车厢把石原莞尔接到了东京。 但石原莞尔的身体已经经受不了旅途的劳累了，一到东京就被送进了递信病院，医院的诊断是膀胱癌。石原住院期间一直有美军检察官员来访，这种迹象似乎表明占领军总部ghq正在把石原莞尔列入战争罪犯的名单，所以东久弥宫只好打消起用石原莞尔的念头。 （晚年石原莞尔） 但是最后公布的战争犯罪者名单中没有包括发动“9.18事变”，制造“满洲国”的石原莞尔。 1946年4月26日是昭和天皇的生日，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 1948年12月23日是皇太子（现在的平成天皇）的生日，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级战争罪犯死刑，这七人中包括了石原莞尔的盟友板垣征四郎大将和“满洲国”的黑手土肥原贤二大将。 1949年8月15日早上4点35分，石原莞尔中将在口述完名为《新日本的进路》的遗书后，在山形县饱海郡高濑村自己家中死于膀胱癌引起的尿毒症。终年60岁。 石原莞尔已经死去快六十年了，但是对石原莞尔的评价和批判却一直在激烈地交锋。然而，交锋双方谁都不会忘记的一点是：那场战争，其实开始于1931年9月18日。 豺狼在“盲肠”里失踪 辻政信是一头凶暴的豺狼。 他集大胆，狂妄，残暴于一身，所有日军参谋军官中无人能出其右。除了石原莞尔发动9.18事变的大胆，牟田口廉也发动英帕尔战役时“要准备什么弹药，遇上英军，枪口朝天开三枪，英国佬肯定吓得屁滚尿流”的狂妄之外。 第24页 他大胆。在诺门坎，他抹去飞机标志飞入苏联领空侦察，天寒地冻，飞机出故障迫降在茫茫雪原，飞行员吓得直哆嗦。辻政信少佐呢：“别怕，我会俄语。有苏联兵来了，就骗他们说我们是来投诚的，正好还可以绑架个俘虏回去。” 马来战役之前，为了验证他制定的作战计划，辻政信还是故伎重演。在飞机上涂上泰国的记号，深入泰国马来，一处一处确认英军的布防兵力和炮火配置。 他狂妄，“皇军以一当十”的计算方程式就是他的发明。在战后的1952年8月16日，辻政信还是那么的狂妄，在出马竞选众议员的演说中，他是这样说的：“我和俄国人，支那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澳大利亚人，爪哇人，菲律宾人，缅甸人都打过，负过七次伤，身上有30多处伤疤，现在身上还有20几颗子弹。 如果大家武器一样，最强的是日本兵，其次是支那兵，再其次是诺门坎的俄国兵，接下来是印度的廓尔卡兵，第五才是美国兵，英国兵大概第七第八”，其狂妄之气焰一点不减。 他残暴，十五年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所有大屠杀的现场肯定有辻政信的身影。或者不如说，辻政信所到之处，肯定有大屠杀！他杀平民，杀战俘，甚至杀皇军。 他的残暴还不仅仅是屠杀，在东北，他强迫士兵吃人胆，在马来，他下达命令要士兵吃英军人肉。 他是一个瘟神，所到之处，给中国，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缅甸，泰国人民都带来无穷的灾难。就是他的上官，也都一个个丢官卸袍上绞架。 被他弄得退出现役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大将就不用说了。战后马尼拉和新加坡的远东军事法庭判处了第十四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大将，第十四军司令官本间雅晴中将，近卫师团长西村琢磨中将，第224师团长河村参郎中将死刑。除了本间雅晴由于他老婆亲自向麦克阿瑟元帅求情而被枪决之外，其余都是被在日本军人看来是最耻辱的方式绞死。 不託辻政信的福，虽然麦克阿瑟恨透了山下奉文和本间雅晴们，他也不一定绞得了他们。但辻政信帮麦克阿瑟把山下奉文和本间雅晴送上了绞刑架。 菲岛战役时，菲律宾最高法官桑托斯一家老小落到了川口清介少将手里，辻政信通过第14军参谋长林义秀少将下达了灭门命令。但川口少将还是违抗命令，留下了桑托斯的长子没杀，这总算从绞刑架下逃了一条命，从而只被盟军判处六年有期徒刑，而林义秀少将被判处无期徒刑。 还是这个川口少将，在瓜达卡纳尔岛上和辻政信再度相逢，争吵的结果，堂堂少将居然被大本营中佐参谋解除了指挥权。两人的争吵一直持续到战后，川口从菲律宾坐完了牢，回到日本首先就是找辻政信算帐。看过辻政信的《瓜达卡纳尔》的人都会记得那个“k少将”，指的就是川口。 他的同僚上司没有不讨厌他的，喜欢他的就只有和他一起搞诺门坎事件，最后官至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服部卓四郎大佐。 但是辻政信在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很有人望，这主要是由于辻政信很能收买人心。辻政信步抢劫，不嫖娼，可以说很清廉。在上海，哈尔滨，武汉，辻政信都曾亲自带宪兵去砸饮酒嫖娼的高级军官的汽车。最后在泰国曼谷，辻政信到任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禁止军官坐汽车兜风。 一次行军训练，官兵们的水都喝完了。而辻政信由于他那疯狂的性格，带了两个水壶。发现大家都断水了，辻政信把大家叫到一起，当着大家的面，把他留的一壶水倒掉，然后继续行军。 但是那些就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当时没有想到，正是这样“勇敢”，“正直”，“清廉”的辻政信参谋，把他们一群一群地带上死路。 战争结束了，现在辻政信是参议院议员，而且这次是被自民党除名以后以无所属的身份参选，以全国第三位的高得票率当选的。 但辻政信自己知道：他已经走到了头，死神在向他招手。 （刚学来一句话，用在这儿：西鸦吐猫肉，土鳖抗铁牛）辻政信也是一匹孤独的豺狼。 除了服部卓四郎，他没有朋友。像战时只有下级军官和士兵喜欢他一样，现在只有选民喜欢他。国会中人人讨厌他。 讨厌他的理由各种各样。比如左翼就说：“国会又不是参谋本部，干吗要一个败战参谋来指手画脚”，和辻政信一线划开，决不一起掺和。那么右翼呢，也和辻政信界限划得很清，为什么？因为辻政信现在的言论不右翼，起码看起来不右翼。 辻政信现在的政治信条说到根子上很简单：非战中立，承认中共。所以在右翼看起来起码这后面四个字是很有“赤化”的嫌疑的。加上他的秘书朝枝繁春的联共党员，苏联间谍的疑惑，所以别人这么看他也很正常。 那么辻政信是从哪儿来的这种和社会党左派相近的政治信条的呢？他可不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信徒。如果说辻政信一辈子尊敬甚至崇拜过谁的话，那就是前陆军中将石原莞尔。辻政信在谈到石原莞尔对他的影响时时这样说的：“先觉的导师（指石原莞尔）对物体的观察方法，对中国，满洲，东亚的思维方式，使我从权益思想到道义思想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见识的的不同，就有这么可怕的力量”。 第25页 所以他的信条只不过是石原的大亚细亚主义，在50年代倒也不能再说一定要搞什么侵略，也出不了什么大错误，但问题第一是美国老大干不干？当然不可能干。至于其他国家呢，听到这段话恐怕首先想起来的是“满洲国”吧，其实不需要其他国家，日本人首先就想起来了。您老还是一边歇着去吧。 所以在政治上，辻政信没有盟友。 几次选举，辻政信都以相当高的得票数而当选。除了他以前的部下之外，辻政信还有一个最好的商标就是“清廉”，而前部下们之所以那么玩命地挺他，也是他的“义气”和“清廉”。 辻政信确实从来没有丢下部下逃走过，诺门坎的时候，他喝住了一群败退下来的士兵：“丢掉了连队长，丢掉了连队旗，你们还是不是日本军人？跟我上”。说着话，带着这群败兵又沖了上去，找到连队长和连队旗以后，“三个人一具尸体，全部要抬回去”。 但是士兵们可不知道就是这位辻政信参谋一次次把他们和他们的同伴们送上死路，他们知道的只是亲眼所见的辻政信参谋从不丢下一个同伴，哪怕同伴已经成为了尸首。 辻政信和他酒色财气俱全的思想导师石原莞尔不同，他不近女色，不爱钱财，是个禁欲主义者。 1929年9月，27岁的陆军大学校学员，陆军步兵中尉辻政信和大坂市的一位官吏女儿结婚，那是他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女人。 第二天，兴奋的辻政信对人说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那么好的事情，一个晚上居然咻嘿了十次。这件事一直被人传为笑谈。 但在其他时候，辻政信绝对不近女色，他曾经把一口酒吐在一个要为他来斟酒的艺妓脸上，让同席者都下不来台。 1940年7月，辻政信少佐从武汉冈村宁次的11军军部被弄到南京的支那派遣军司令部。为什么说是被“弄到”呢？也有奇怪的由来。 辻政信少佐从关东军调到11军是作为一种对诺门坎事件的惩戒，所以11军的军官们一开始很看不起他，冈村宁次中将第一次接见他的时候甚至都没有穿军服，只是穿着一件浴衣。但是马上那些白眼看人的军官们就开始后悔了。 冈村中将不知道应该把这位辻政信少佐怎么办，和参谋长青木重诚少将商量下来，先让这位去做“纪委书记”吧。让他去整顿军容风纪，不让他干军务，总捅不了漏子了。 他们错了，辻政信少佐可不会放过一个可以弄权的机会。他带着宪兵夜以继日地在武汉三镇到处抓人，酗酒的，玩女人的，挪用公款的，最后经济参谋杉本浩一少佐被他吓得畏罪自杀，这下冈村才知道这位是刺儿头，留不得。和参谋长商量以后，决定通路子把他弄走，弄到哪儿都行。最后作战参谋安藤尚志中佐走通了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第四课主任参谋堀场一雄中佐的路子，总算把这尊瘟神给送到南京去了。 一天在南京总司令部高级军官食堂，辻政信发现他的座位上放了一把扇子，不经心地拿起来一看，是当时南京最有名的料亭“福宫”的老闆娘送来的，顿时脸色一变，对周围拿着扇子扇风的军官们喊道：“福宫老闆娘送来的扇子，你们不嫌有腥味？来人，把扇子全部收起来，送回去。” 要知道，在场被这位升中佐还在一个月以后的少佐参谋吆喝的将军中有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和总参谋长，前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中将！ 辻政信的苦行僧行为，给他带来了人望，带来了选票，但是也给他带了厌恶和麻烦。不仅议员们都不喜欢和他来往，就选民也对他失望。因为辻政信弄不来钱，帮不了他们的儿子找工作，女儿上大学，而这是议员必须干而且必须会干的。 辻政信和他的思想导师石原莞尔不同。石原莞尔有建设欲望，而辻政信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破坏狂热分子，战时是用枪炮破坏这个世界的面貌，现在是和平时期，辻政信则在用语言破坏这个世界的秩序。 但是和平时期不需要破坏者，所以连辻政信自己都知道（虽然晚了点），这个社会好像要抛弃他了。 但辻政信是不会束手待毙的。 辻政信还是匹机敏的豺狼。 进入陆军幼年学校时，他是“补缺”进去的。什么叫补缺呢？日本学校招生时是公布名次的。紧贴在定额外的考生，如果在定额内的考生因故不来了的时候，由这些考生轮番补进去，这叫“补缺”。 辻政信考陆军幼年学校的时候，是考了51名，恰好名落孙山。但是有一位考生体检不合格，就由他补了进去。但是到毕业时，辻政信的成绩是首席。陆军士官学校也是首席毕业，陆军大学校还是第三名的军刀组。 辻政信对于察知危险和躲避困境有像野兽一样的本能。当年他能从五强国的追捕天罗中脱身而出就是证明。现在他比别人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两难处境：国会议员这种政治家并不适合他，而他又一定要保持这个并不适于他的位置。因为他是辻政信。用一句别人评论他的话：“辻政信从一介少佐开始就在操纵日本”。他习惯了这种地位，习惯了这种社会精英的感觉。他无法习惯被岸信介开除出自民党的遭遇，虽然他和岸信介短兵相接，在选举战中大胜，可是身份不一样了，他现在是无所属，无党派，也就是说在国会无权发言。 第26页 习惯了在权力中枢的感觉，当年他一个小小的少佐就能挑起几万人的厮杀，现在叫辻政信如何忍受？经过深思熟虑，辻政信定下了一个突出奇兵的作战计划——去寮国。 为什么是去寮国？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世界上有三个热点：古巴，刚果和寮国。 古巴大家都知道，刚果则指的是刚果（利）。独立后因反感利奥波德维尔是原宗主国比利时国王的名字把首都名字改成了金夏沙，故称刚果（金）。1960年9月14日陆军参谋长蒙博托发动政变，杀害了总理卢蒙巴。海政文工团那时候有个话剧叫《赤道战鼓》，说的就是那件事。后来蒙博托又干脆把国名都改了，叫“萨伊”。 非洲的黑兄弟什么都好，就这没事改国名真受不了。比如说“达荷美”，多好的名字，愣要改成“贝宁”；“坦咯尼喀”和“桑给巴尔”成了“坦尚尼亚”那是因为两个国家给并了起来；“阿联”和“埃及”也是扯不清楚的事；“塞拉勒窝内”改成“狮子山”倒是好读，不过老冰到今天还没有弄明白“西南非洲”和“纳米比亚”到底哪个是正式国名；“罗得西亚”怎么就成了“辛巴威”；就知道嫌“莫三鼻给”不好听给改成了“莫三比克”的倒是中国人。 现在的人不像老冰那时候的人那样对非洲那么熟悉了，不信去问问关于“加纳”除了足球还知道些什么，能说出“现代非洲之父”是一个加纳人叫恩克鲁玛的可能不多。可要知道当年西方红卫兵可是举着毛泽东，胡志明，金日成和恩克鲁玛这几个敢跟“帝国主义”叫板的好汉的画像游行的。 扯远了，用辻政信的“言”来归正传吧。这三个热点中，辻政信最重视的是寮国。他对女婿，当时的“富士急行”副社长，后来当了社长，现在是众议员的堀内光雄说：“寮国是人身上的盲肠，看起来没用，一旦发了炎是会要命的。” 加一句，这个堀内光雄就是上次小泉搞邮政改革时辞去派阀会长不干也要造反的那位，结果后来被小泉给从自民党除了名，真是有其丈人必有其女婿。 寮国出了什么事呢？ 1960年4月，寮国选举，以富米诺萨万为首的“保卫国家利益委员会”（cdin）在美元支持下买到了59议席中的39席。但以苏发努冯亲王为首的左派nlhs（“寮国爱国战线”，即“巴特寮”）不干，苏发努冯亲王干脆逃出万象（那时正好被监禁），去往了北方桑怒根据地。 到了8月，乘政府要人全去了琅勃拉邦参加西萨万国王的葬礼时，一个叫贡勒的上尉又发动了政变，占领了万象。结果就是新国王指名苏发努冯亲王的哥哥（当然是异母）富马亲王成立中间派政府。 右派的富米诺萨万不服这个政府，派兵去攻打。谁知道这个中间派又和左派巴特寮联合了起来，势力还越来越大，但是被亲美的大邻居泰国切断了经济援助，这下子富马亲王没了办法，只好去求苏联人。捎带着就干脆和巴特寮组成了联合政府，这下子苏联顾问，中国顾问，北越顾问全来了。 本来美国人在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小国那么起劲的捣腾就是怕苏联人和中国人也跑去一块捣腾，谁知道捣腾来捣腾去还真烧香引来了鬼，把共产党全给捣腾来了。这下子山姆大叔的脸上挂不住了，出动了他们精心训练多年的苗族武装，也就是常常能听到的所谓“王宝匪徒”，帮着富米冯萨万把万象又给抢了回来。国王就指派文翁亲王成立新政府，富米冯萨万任副首相兼国防部长。而富马亲王跑到查尔平原去成立了流亡政府。 这一下一个国家就有了两个政府，美国泰国南越支持万象的那个，苏联中国北越支持查尔平原的那个。和古巴，刚果不一样，这次是和原来韩战相似：共产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代理战争。辻政信的语言应验了：盲肠发炎了。而且越发越邪乎，最后战火烧遍整个印度支那，连五万美国大兵都成了异乡之鬼。 所以辻政信要去寮国，他想阻止这场亚洲人杀亚洲人的代理战争。如果他能成功，则又是马来之战的重演，那次为辻政信赢来了“战争之神”的名声，而这次则能为他赢来“和平之神”的名声。 1961年3月下旬，辻政信在议员会馆对林秀澄是这样说的：“池田（勇人）首相说我对东南亚很熟悉，要我去现地看看，观察一下寮国越南的情况。汇总了以后给首相一份报告，6月份首相访美时和甘迺迪总统会谈时能够对东南亚局势提出日本政府的看法。” 这位林秀澄是何许人也？辻政信为什么要找他？林秀澄是原陆军大佐，驻印度支那的38军参谋兼宪兵队长，在此之前还做过上海特高课长。辻政信的一年前辈，陆军士官学校35期毕业。战后被法军抓了起来，本想当战犯来审判，但是结果是作为军事顾问参加对胡志明军队的作战。法国人失败撤退以后，林秀澄大佐又加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原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指挥下一直在印度支那工作，可以说是真正的印支通。 印度支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印度支那是指的法属印度支那，就是越南寮国柬埔寨三国，而广义的印度支那则是指的夹在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五国，还要加上缅甸和泰国。辻政信只对缅甸和泰国熟悉，对越南所知不多，对寮国和柬埔寨则几乎一无所知，所以要找林秀澄了解情况。 第27页 如果说中国在两千年里用文明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影响的话，那么在20年里日本则是用暴力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历史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要谈东亚东南亚的现代史，绕不开日本。现代东亚东南亚历史的每一章节都有旧日军参谋的鬼影在活动。 林秀澄为辻政信提供了cia绘制的印度支那地图和联繫人员名单。 但是，真的是池田勇人首相要辻政信去印度支那的吗？这点几乎没人相信。辻政信假传圣旨可不是一次两次的了，再者说了池田勇人干嘛要去管印度支那的闲事？寮国开不开打，谁和谁打关池田首相鸟事。池田首相的上台就有点不太光彩，一直和岸信介在日美安保条约问题上对立甚至辞去国务大臣的池田勇人，突然在1959年6月以通产大臣的身份再次在第二次岸信介改造内阁入阁，那时就有人在怀疑是不是岸信介答应了把自民党总裁让给他以换取在日美安保问题上的让步。 现在池田当上首相了，当初的怀疑得到了证实，顿时所有攻击的矛头直指池田的人格问题。池田的解决方法很简单，提出一个“所得翻倍”的口号，大家都有了钱，工资翻了倍，谁还去管首相的“君子豹变变了节”的问题？俗话不是说“有奶就是娘吗”？变了节的老母猪只要它有奶，那就是硬道理。 所以池田除了经济问题之外，不可能去管什么闲事。 再从辻政信出访的经费来源也可以知道是不是池田让辻政信到寮国去的。 如果是首相提出来的，那么费用应该由内阁官房出。可是辻政信的费用只拿了法律规定的国会议员海外出差费的60万日元。那时日元的汇率低（360日元兑1美刀），这笔钱不到1700美元，不够。 外务省还给了11万日元，算下来也只有300美元。辻政信把自己长期收集的刀剑什么都卖了，还是不够，后来自己去找日本航空董事长，时任经团联副会长的植村甲午郎个人贊助，才算凑齐了旅费。 从这就可以知道，不是池田勇人请辻政信去的寮国，而应该是辻政信自己毛遂自荐，在池田勇人面前夸下海口，说能用三寸不烂之舌，劝得双方化干戈为玉帛，猛叙同胞之情谊。池田勇人当然不反对，又不需要出钱，又不需要出人，真有个什么结果，还能坐享其成，这么的好事到哪儿去找？ 辻政信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呢？从他和秘书朝枝繁春（就那位在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香港分公司门口大喊“毛泽东万岁”的），女婿堀内光雄等人的商量来看，他是准备由曼谷经金边去万象，最后到河内。面见寮国的苏发努冯亲王和北越的胡志明主席，从他们嘴里问出停火的最低条件，从而向甘迺迪总统提示。想促成双方和解。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辻政信只是一个军人，虽然现在他是国会议员，但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寮国内战，早就超越了同室操戈的范围，已经成为了两大阵营对战的前哨阵地。无论是共产主义阵营还是自由主义阵营都不会罢手不干的。 但辻政信就是辻政信，他就要试一下，赌一下。 如果说辻政信完全是一个莽汉也不对。他很清楚地知道此一去凶多吉少，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派力量都有充分的理由和可能要他的命，还不包括当地残留的旧日军士兵和仍旧在那一带活动的英国情报机关。 那他为什么还要去？ 在佐藤荣作内阁当过北海道开发厅长官，田中角荣内阁当过建设大臣的木村武雄的回忆也许可以揭开谜底。木村回忆说辻政信去寮国之前，曾经对木村说：“现在对谁也不能说，其实我是在找死的地方。每天晚上一闭上眼睛，死去的部下们就都站在枕边，对我喊着：‘快来，快来’”。 冤魂缠绕。 出发前一星期，辻政信去他太太家参加那边的葬礼。看着死者的牌位上的戒名，辻政信突然对和尚说“给我也起个戒名”。 “辻家是净土真宗，贫僧是曹洞宗，没法起戒名”。 “我这就改宗。” 结果，那和尚给辻政信起了个戒名叫“大澄院殿辉国政信大居士”。 辻政信带着这个戒名就动身了。 1961年4月4日上午9点半，法航318航班带着辻政信起飞前往南越首都西贡（现在的胡志明市）。 那年他小儿子考上了东京大学，那天正好是入学典礼。亲友们们都劝他先参加了小儿子的开学典礼以后再走，主要是大家都在忌讳这个“4.4”，怎么读怎么像“死死”。但辻政信听不进去，以机票已经订好了为理由。但其实应该这么说，“死死”算个鸟，很大程度上辻政信就是准备去死的。 下午在香港转机，本来辻政信约好在机场见汪精卫的卫队队长陶孝洁。当年在奉化公祭蒋母就是这个当年任汪伪宁波专员的陶孝洁和辻政信中佐，而两人均因此“功德”而逃脱性命。 但是机场上没有陶孝洁的身影，来了一位自称是陶孝洁的朋友的人告诉辻政信说陶已失踪。 陶孝洁知道辻政信的计划，他本来应该在现在给辻政信有关北京的情报。他的失踪预示着辻政信的印度支那之行出师不利。 下午5点半飞机到达西贡机场，辻政信在日本驻南越大使久保田的陪同下住进了西贡的continnental hotel。 第28页 4月6日，辻政信拜会了南越总统吴庭艷，询问有关对北越的看法。接下来在从战前开始就一直在东南亚一带活动的大南公司松下光广社长的陪同下和华侨侨领见面，了解印度支那的情况。 4月9日辻政信到了金边，想从北越商务处弄到进入北越的签证。但商务处阮处长告诉辻政信说商务处不办理签证业务，要得到签证可以向香港或者仰光的北越领事馆申请。 但是这两个地方都是英国人势力圈，英国人无论战中还是战后都没有忘记辻政信参谋。一次辻政信向英国大使馆申请香港入境签证，“masanobu tuji”这几个字刚刚出来，就被一口回绝。 所以行不通，辻政信只好4月10日从金边去了曼谷，去见几位在他的最后时刻应该见的人。 辻政信在日本大使馆武官伊藤知可士一等陆佐（大佐）的陪同下，去拜见了泰国前首相阿拜翁和泰国工兵司令阿图少将。阿拜翁就是在战时和日本合作的首相，而看过《潜行三千里》的人都知道这位阿图少将，只不过当时阿图还只是少校。阿图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他在陆士时的中队长（连长）就是辻政信大尉。因为这层关系，所以辻政信当年才能在阿图的掩护下顺利从英军的搜寻中脱身。 当然不会忘记去参拜曾经在那里躲藏过的寺院。 4月14日，辻政信乘坐泰航去往万象。 在机场迎接的是日本大使馆的金城辰美和东京银行万象支店的总务兼翻译赤坂胜美两个人。 驻寮国大使别府节弥已经接到外务省指示，要他协助辻政信议员。但是他告诉辻政信帮不上忙，无法接上和巴特寮的关系。 现在已经不是战时，而辻政信也已经不是大本营参谋。再抬出“首相的意愿”，身为外交官的大使也不认那壶酒钱，大使就坚持一条：日本国大使不能听任日本国民去冒险！从这里出发去北越，根本就不可能：要穿越右派，中间派的控制区，然后再进入左派巴特寮的控制区，然后再取得左派的信任而去往北越，如何可能？真要去的话，不如採取上次去中国大陆的方式，从北京得到去北越的签证，要不然从莫斯科也行。 不行，不能让中国人和俄国人知道，这是辻政信的想法。 辻政信要求赤坂胜美帮他弄到巴特寮的通行证。赤坂胜美的回答是他正被寮国政府当做危险分子在监视着，如果发现他在和巴特寮情报机关联繫肯定会有杀身之祸，不行。 kao，辻政信参谋还不知道有什么客观因素可以阻拦他的计划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本参谋自己硬闯行不行？ 第三天，4月16日，辻政信就自己硬闯了，结果是刚出万象就被检查哨卡给卡下来了：“什么地干活，路条没有的干活？回去的有”。 就这样辻政信也还是不服，回头再找赤坂去商量。 可能是看到辻政信是非去不可，赤坂只好说：“我认识一个和尚，他哥哥是巴特寮游击队的连长，这几天就在万象周围活动，找他去试试看”。 就这样，1961年4月21日清晨7点，金城驾驶着一辆“大陆巡洋舰”把身着袈裟的辻政信和赤坂送到了通往琅勃拉邦的13号公路上。 从车上下来的赤坂，交给辻政信几个信封，里面是他亲手写给苏发努冯亲王等巴特寮要人的介绍信和给各地部落酋长的路条。 这赤坂胜美是什么人？他开的介绍信能管用？ 以后再回答这个问题。 身穿袈裟的辻政信背上背的头陀袋里装着国会议员的公用护照，议员徽章，旅行支票，西服，雨衣，文具。还有辻政信自己准备的“护身符”：他和周恩来总理，纳赛尔总统，狄托总统的合影照片，准备向巴特寮证明他的社会关系。 辻政信又请金城帮他拍了两张照片，一张单人照，一张和赤坂的合影。 辻政信走上了13号公路，向查尔平原深处走去。 根据约定，前方十公里处，那个小和尚应该在等着他。 这是人们最后看见辻政信。 豺狼就这样在“盲肠”里失踪。 一星期后，小和尚回到了万象。小和尚带回了辻政信的雨衣交给赤坂胜美作为已经把辻政信平安交给巴特寮游击队的凭证。 可是从那以后就没有人见过辻政信，无论是死的还是活的。留在这个世上的，只是各种各样真伪莫辨的传言。 可以说辻政信是被幽灵附体，被那个半世纪来一直在东亚，东南亚上空徘徊不去的幽灵，那个“大亚细亚主义”的幽灵附了体了。“大东亚共荣圈”是随着广岛和长崎的蘑菇云而一起烟消云散了，但那个从孙中山，头山满们开始，被石原莞尔最后完成的“大亚细亚主义”则从来没有消失过，辻政信战后最早的政治活动就是从“东亚联盟”开始的。 从辻政信，到后来的日本赤军，再到《中日友好条约》的“反霸条款”，一直到现在的“六国会谈”，总让人联想到当年石原中佐的“东亚联盟”。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所谓“东亚联盟”和那个臭名昭着的“大东亚共荣圈”毫无共同之处。那个“大东亚共荣圈”是那个被石原中佐称为“东条上等兵”的傢伙根据大川周明的梅毒理论所炮制出来的莫名其妙的玩意儿。而这个“东亚联盟”则是石原的“大亚细亚主义”生出来的先天不足的玩意儿。 第29页 为什么先天不足？道理很简单，东亚各国到现在还没有学会“平等待人”这个词，不是“从奴隶到将军”就是“从将军到奴隶”，不再吵个百把年，平等不了。别看这欧洲人现在点起欧元起来哗哗哗地挺眼馋，人家那是打了多少年才打明白过来的。人要有点长进，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是那个“东亚联盟”也确实能迷糊人。这不，从辻政信周围的这几个人身上就能闻出那种怪味。 在曼谷陪同辻政信的那位日本大使馆武官伊藤知可士一等陆佐是什么人？他可是陆军大学校57期毕业（陆军大学校总共只有60期）的驻印度支那的原陆军第21师团少佐参谋。1943年他在陆大时的兵学教官就是辻政信中佐。战后辻政信在军统局掩护下逃亡时，两人在西贡还见过面，然后在日本掩护辻政信的那些人中，还是有这位伊藤知可士的名字。 还有那个赤坂胜美呢？那个一米六一的小个子当年可不是什么皇军精英，当年只是驻泰国的第22师团的一名无线电曹长，同样是在泰国的辻政信大佐参谋对赤坂曹长来说那是大大大的长官，没来往的。 终战时赤坂他们部队正好在越南北部的清化，照规定是向国民党军投降，25岁的赤坂不乐意向国民党军投降就开了小差，参加了胡志明的越南民军。胡志明就派他去当自由寮国的教官，并且给了他个中尉军衔。从此，赤坂曹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法国人闻风丧胆的塔昂·罗普中尉。 讨了个北越老婆，1953年成了塔昂·罗普上尉，1954年居然成了川圹省副省长！ 日内瓦和约签定以后，巴特寮退往寮北。赤坂在万象处理些留守事宜时被右派政权抓了起来，虽然后来看在是日本人的分上又放了他，但还是一直紧密监视着他。想从他身上找出巴特寮的情报网。正好这时东京银行开设万象支店，赤坂就去做翻译兼总务，因为赤坂除了法语和越南语之外还通傣语苗语和其他说不清是什么语的寮国人讲的所有语。 像赤坂这样在天皇宣布了无条件投降以后还仍然自愿或被迫地参加东亚东南亚各地的内战外战的日本军人有多少？没有人能做出准确地统计。所知道的只是东亚东南亚所有的交战方都有日本军人在参战，有日本参谋在划策。 是不是有点像“东亚联盟”那么回事？那些日本人可真的像白求恩那样，把“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了。只有风险，没有报酬，但真有人干，还干得挺欢，欢的邪门。 但那个“东亚联盟”仅仅是一个幽灵，并不是事实，也成为不了事实。所以辻政信也就失了踪。 有人说他被英国情报机关杀了，这完全有可能，英国人在东南亚一带有自己的传统优势，女王陛下的007们似乎也有义务为女王的臣民们报仇。 有人说他被当地残留的日本军人杀了，这也有可能。除了像在1974年投降的小野田少佐那样是和大部队失去了联繫，没有接到投降命令的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原日军官兵，因为所谓“大陆情结”或是讨厌那个好战的祖国及其好战的上官而不愿撤回日本，留在原战区参加各地的内战外战。这些日本兵中肯定有人对辻政信恨之入骨。 有人说辻政信是为了传说中的“山下财宝”去的印度支那，这点看起来倒不太真实。首先辻政信不是一个对金钱执着的人，当年在战场上所犯罪行累累，但从来没有过抢劫罪，所以犯不着在和平年间去冒这种险。其次是由于在马来之战中的成功，辻政信在执行完对新加坡华侨的大屠杀以后就被升任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本部）作战课战力班班长，离开了马来半岛。但他并没有立即去大本营赴任，而是自作主张去了菲律宾战场，而当他重返印度支那的时候，山下奉文已经不在马来了。所以即使真有所谓“山下财宝”， 辻政信也不可能知道。 但是如果说是为了那23根金条，倒不是没有可能。 那23根金条是怎么一回事呢？ 1945年，辻政信在军统局掩护下逃出泰国，途经越南的时候，因为等待戴笠的指令在河内呆了不少日子。17度线以北的日军由中国战区司令官受降，所以当时占领北越的是国军。驻河内的日军38军（司令官土桥勇逸中将），投降完了就全被国军给扣起来了。 扣起来干嘛？“查战犯”。 这不挺好吗，甭管他是新编成的的师团还是老师团，佐级以上军官肯定到过中国大陆，查不出几个战犯才有了鬼。 嘿嘿，你要是这样想，就把国军想得太好了。国军要是真能查战犯，估计三年后就不至于搬家去那个小岛了。国军的所谓“查战犯”，“查汉奸”，全是“查腰包”的另外一种说法。掏出钱来，就什么事没有了，要是没有钱呢？把你撕拉撕拉地干活，你到底有没有钱？ 可是军人还真没有什么私房钱，那就等着上绞架了？那倒不，国军也是仁义为本，不胡乱杀人。你不没有钱吗？现地开馆授徒办学习班教你弄钱，哼哼，别看打仗打不过你们，弄钱你们可弄不过爷们！你不没钱吗？公款是不是钱？你们的房子，车子一卖掉不全是钱吗？怎么那么死脑筋？ 鬼子们傻了，那可是公款公物，按照盟军的规定，现在所有权属于中国国民政府，不能随便处理？ 第30页 ——嘿嘿，属于国民政府？你给了卖了不就不属于国民政府了吗？ ——那是犯法行为，不能那么干。 ——就是说你自个选战争犯罪是不是？ 就这样，条子，车子，房子，票子，婆子全没了，当然战犯也没了。 老冰一点没有往国民党身上泼脏水。国民党的所谓查战犯，查汉奸，其实就是那么一回事。要蒸那包子可就没意思了，怎么说都是同胞。 辻政信在《潜行三千里》里面说，进驻越南的国军的军纪是坏到了极点，尤其喜欢抢劫。但是就一件坏事不干：没有强姦妇女的。为什么呢？因为当地的妓女价格已经和免费没多大区别了。 当时38军的高级参谋岩国泰彦大佐和辻政信商量，当时38军军部还有23根金条，照这么着肯定要落到哪个国军将军的腰包里去，不如先埋起来，以后找机会再挖出来。于是两人就在法国总督府里找了个地方埋起来了。 但是岩国大佐1949年10月刚回国就死了，知道这个秘密的就只有辻政信一个人了。辻政信搞政治需要钱，不止一次地动过这笔金条的脑筋。23根金条，用日本的算法是两贯三百匁，一匁相当于3.75克，全部是8625克黄金。但那是埋在胡伯伯的脚底下，不容易取出来。辻政信曾经专门让朝枝繁春去和越共做生意，目的就是找机会把这批金条弄出来。但是朝枝的生意没做成，这批金条就一直在那里躺着。不知道那笔金条现在怎么样了。那位去越南旅游，带把锄头去，到法国总督府挖挖看，没准能挖出来一注财宝。 好，23根金条交待完了，现在回到正题上来。 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辻政信到了中立派控制的巴砭，中立派政府的内务部长冯沙万在1962年6月2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证实了这一点。冯沙万还给辻政信签发了前往左派巴特寮控制区的通行证。 辻政信不是步行穿过查尔平原，而是乘坐联络用苏制安2式飞机去的。 以后在巴特寮控制的坎开，有传言说辻政信见过苏发努冯亲王。 1963年7月3日，苏发努冯亲王在回答日本《产经新闻》野田记者的採访时，对这个问题不做任何回答。在野田一再追问下，笑笑说：“建议你去问问富马亲王，我不知道。” 什么意思？ 野田确认了的事实就是亲王的王妃脖子上有一串珍珠项鍊，那是驻曼谷的日本大使馆为辻政信参议院准备的用来送人的礼物。据亲王的秘书说是一个日本人送的。 那以后辻政信又去了哪儿，遇上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1965年6月1日，辻政信的参议院议员任期期满。1969年6月28日，基于家族的申请，东京家庭裁判所根据日本《民法》正式宣告辻政信于1968年7月20日死亡。 常在战场——濑岛龙三的人生 2007年9月4日，日本各传媒都在显要位置报导了这么一条新闻：“‘昭和的参谋’濑岛龙三于今晨零点老死于家中，享年95岁”。到了晚间各电视台更是配以照片和录像资料介绍了濑岛龙三的死去和简历。 濑岛龙三可能是最后一个死去的大本营参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死可以和1989年7月最后一名甲级战犯铃木贞一的死相似——都表示了一个时代的结束。然而两者不同的是：铃木贞一只属于过去，而“最后的大本营参谋”濑岛龙三却贯穿了过去和现在。 传媒在报导濑岛龙三的死亡时使用的都是“昭和的参谋”这个字，其实实际上有更加褒美的一个称呼：“昭和三大名参谋”之一。在战史上名不见经传，战争结束时只是关东军作战参谋的濑岛龙三中佐究竟有何德何能，能名列“三大名参谋”？要知道另两位可是石原莞尔和辻政信。 和生性乖戾，胆大狂妄而又确实有些大手笔表现的石原莞尔和辻政信相比，几乎可以说濑岛龙三仅仅是个好孩子，好学生。甚至都不能说他是个好军人，因为作为军人，他几乎没有什么表现，但他还是名列“名参谋”之列而同时几乎又不见于所有战史。 在大战已经结束了六十几年后的今天，经历过战争的人已经是少之又少了，可这位濑岛龙三却还结结实实地活了下来，据说还有八十多个头衔，人们最近一次看见他的名字可能是在看电影《战舰大和号》的时候发现那部电影的总顾问是他。 和石原莞尔和辻政信不同，其实濑岛龙三在一开始并不广为人知。 1981年初，当时的日本首相铃木善幸为了“在不增税的前提下而重建财政”而成立了一个总理府的咨询机关叫“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简称“第二临调”来主持财政改革问题。至于为什么是“第二次”则是因为1964年时的池田勇人内阁搞补助金改革时已经把“第一次”给用掉了。 调查会会长是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会长土光敏夫，委员中有一人引起了传媒的注意：伊藤忠商事董事长濑岛龙三。虽然当时伊藤忠商事已经是一个巨大的综合商社了，但其规模和丰田自动车，松下电器等巨人还是无法相比。而且即使在商社中，伊藤忠商事也比不上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等老牌商社，这个刚阔起来的商社董事长究竟为什么被选中担任如此重任？ 第31页 这时传媒才开始注意到濑岛龙三。对濑岛龙三研究下来的结果是发现这个人简直就称得上“神奇”两字，单单看他在被苏联人关押在西伯利亚11年以后进了伊藤忠商事以后的经历就是一个奇蹟。 1958年1月濑岛进入伊藤忠商事时只是四等社员，这是女高中毕业生的待遇。而两年后的1960年7月被晋升为航空机部部长，1961年10月业务本部部长，1962年5月取缔役（董事），1963年常务董事，1968年专务董事，1972年副社长，1978年董事长。 这种经历除了中小型家族公司之外是几乎绝对不可能的，尤其在日本这种企业风土基本上是论资排辈的情况下，但濑岛龙三却做到了。 在媒体的努力下，人们知道了濑岛龙三晋升的如此之快的奥秘是他为一个中型商社，主要贩卖纤维制品的伊藤忠商事的转型弄来了第一桶黄金。并且成功地指挥伊藤忠商事脱胎换骨，转型成功。 如果这是问题的答案的话，那么这个答案会引出更多的问题：为什么濑岛龙三能够做到这点？濑岛龙三又是如何做到这点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濑岛龙三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开始说起。 所谓“大本营参谋”又可以分为陆军参谋和海军参谋，这些参谋在战后的表现也挺有趣的。由于战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果，这两类参谋的遭遇和表现也截然不同。 一般来说，陆军参谋比较沉默，不开口的不少，而海军参谋们都喜欢着书立说。但是一般只要是开口说话，肯定是谈到战争。基本上海军参谋们喜欢对当时的政策制定，战略规划和具体作战痛加批判，而陆军参谋们则是要么反省自己，要么顾左右而言他，吹嘘自己作战其实是如何如何勇敢，到最后再来上一句：“精神胜不了钢铁”——输了也是没办法。 但濑岛龙三除外，他是一个异类。他是为数不多的在日军中枢几乎自始自终见证了太平洋战争全过程的人。大家都知道“攀登新高山1208”这条在太平洋战争中极其有名的开战命令，那是大本营海军部（军令总部）发给机动部队长官南云中一有关12月8日进攻珍珠港的命令。同样的命令在陆军则是“日出在山形”，这条命令于1941年12 月4日由濑岛龙三少佐亲手签发给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和其他陆军参谋不同的是濑岛龙三还曾经担任大本营陆军部（即参谋本部）驻海军的参谋，负责协调陆海军统一行动，所以他有资格出任《战舰大和号》的总顾问，他在大和号上住过整整四个月。 但是他几乎不提战争和战争经历，虽然他经常在公共场合说话，据接近他的人说，私下他也几乎不提那场战争。 他当了一辈子参谋，从陆军到企业最后为日本国家政治当参谋。陆军参谋可以说是失败的，而企业参谋基本上是成功的，国政参谋则现在还看不出来，因为国家政治的变化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够加以评价。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得知濑岛龙三讣闻时发表讲话直截了当地指出：“当年国铁，电电公社和专卖公社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有濑岛龙三这一位参谋，而现在的安倍政权之所以处处受挫，也就是因为没有了这样的参谋”。 濑岛龙三是一个传奇，不比石原莞尔和辻政信逊色，但不一样的是，他是一个贯穿了战前和战后，深刻地反映了时代变化的传奇。 1911年12月9日，作为富山县的农民濑岛龙太郎五男三女八个孩子中间的老三，濑岛龙三出生在日本富山县西砺波郡松泽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不过到龙三出生时，濑岛龙太郎已经不务农了。濑岛龙太郎参加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都得到了金鵄勋章，这种勋章一般得一枚就不容易，而龙太郎居然弄来了两枚，所以在甲午战争后期没有陆军士官学校学历的濑岛龙太郎被破格晋升为少尉，日俄战争时濑岛龙太郎是乃木希典的第三军兵站监部的副官。退役后就在郡役所（相当于中国的区政府或县政府）管徵兵，后来一直做到松泽村的村长。中国有句话叫做“别把村长不当干部”，这句话放在日本更为合适，日本的“村”并不是中文里“村庄”的意思，一般相当于中国的区或镇，而中文的“村庄”在日文里是则是用“集落”来表示，意思是“自然村”。 濑岛龙三在1925年考上金泽陆军幼年学校，是招收的五十名学生中的第五十名，但是毕业时是第一名。这里要说上一句的是濑岛龙三入学时的第50名和辻政信的第51名虽然看起来很相像，但有很大区别。濑岛龙三是1925年进的幼年学校，那年头正好碰上“宇垣裁军”，原来大坂名古屋仙台熊本广岛东京这六所幼年学校的前三所已经被废除，就只剩了后三所，也就是招生名额少了一半，可是全国各地报考的人不会少，三千考生争夺那150个名额。到了1928年，连熊本广岛也被撤销，就只剩下东京幼年学校。后来从1938年开始才又逐渐全部恢复了过来。 当时的中央幼年学校已经改名为陆军士官学校预科，预科毕业后要决定服役联队，濑岛的提出的志愿是近卫师团第一联队或者第二联队，但被告知由于“某种理由”，他不能去这两个联队，而只能去故乡的第35联队。以后濑岛龙三知道了这个“某种原因”是怎么回事：“近卫师团”是天皇的禁卫军，因此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是平民不能成为近卫师团的军官，只有皇族，华族，起码得是高级军官家庭出身才行。 第32页 1930年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是44期的。因为濑岛龙三是幼年学校首席毕业，有自由挑选兵科的特权。但是濑岛的运动反射神经不是太好，经常从马上掉下来，所以放弃了当看起来最酷的骑兵的想法，濑岛的功课好只是对于文科成绩而言，数理化并不很突出，所以也去不了炮兵，只能当最不起眼的步兵。1932年7月濑岛龙三时以步兵科首席，全校次席的成绩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 六十年以后还有人拿体育成绩和濑岛开玩笑。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练习骑马是从骑没鞍子的光背马开始的，所以运动反射神经差的学生会成天从马上掉下来。马术练习场的边上就是东京女子医专（现在的女子医大）的学生宿舍，女大学生们就挤在二楼的走廊上，看着士官学校的可怜虫们络绎不绝地从马上摔下来拍手取乐。濑岛龙三出任第二临调委员会委员后，委员中有一位女子医大的常务理事，一见到濑岛就说：“我认识你，你就是那时从马上摔下来次数最多的濑岛，那时我就在走廊上鼓掌起闹来着”。 从陆士毕业后濑岛回到第35联队，任官少尉，当时的大队长是花谷正少佐。这个世界是很小的，终战时的第18方面军参谋长花谷正中将这位石原莞尔发动9.18事变时的得力助手，辻政信在满洲的直属上司在这里又和濑岛龙三遇上了。一般讲来，陆大毕业生担任联队长以下的主官是很罕见的，花谷正是因为在满洲事变中有功而调回国等待晋升时由于第35联队所在的第九师团就要调去满洲和第二师团换防而来做准备工作的，所以花谷正成天和濑岛们讲的就是满洲。 1935年6月6日，濑岛龙三结了婚。和石原莞尔的离婚丑闻，辻政信的表演结婚不同，濑岛的婚姻是陆海军精英们中最常见的那种招女婿式婚姻，乡下孩子濑岛龙三的妻子是陆军大佐松尾传藏的千金。松尾传藏不是一个普通的陆军军官，他是当时的总理大臣，海军大将冈田启介的妹夫。松尾传藏这位西伯利亚出兵时的第59联队长当时已经退出了现役，做他大舅子的秘书。不知道怎么搞的，松尾和冈田长的很相像，由于这个原因，2.26事件时前来杀冈田首相的乱军认错了人，把妹夫当作大舅子给杀了，真正的总理大臣反而藏在浴缸里躲过了一劫。 冈田还有个秘书是二女婿迫水久常，终战时是铃木贯太郎内阁的书记官长，战后当过众议员，参议员，曾经是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这门亲事给年轻的濑岛中尉带来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他从一个乡下孩子进化到了上等人阶层。这样的姻亲关系，濑岛和海军的冈田，陆军的松尾，政治的迫水这三家联上了关系，所以濑岛以后几乎一辈子就一直在权力的中心。 婚后20天，第九师团就调往辽阳，濑岛当时是第一机关枪中尉中队长（连长）。任务是在东满“剿匪”，也就是讨伐抗日游击队。和游击队打了一年半，其中一次被金日成的游击队打到医院里好不容易才没去靖国神社。濑岛龙三后来解释这件事时说：“当时自称是金日成的匪贼部队有好几支，也不知道（打伤自己）的那支是不是真的”。 1936年5月濑岛考入陆军大学校第51期，终于离开了那个让人成天提心弔胆的地方。 濑岛龙三的家庭出身和生长环境和石原莞尔，辻政信不一样，既不像辻政信那样的出身赤贫，也不像石原莞尔似的是出身土皇帝。虽然不是有钱人，但生活绝不困难，虽然不是地方豪绅，但也是体面人家。所以濑岛龙三没有那么锋芒毕露，也没有那么多的顽劣行为。从幼年学校入学开始到陆大毕业，虽然濑岛的成绩一直很好，但为人处事很低调，很不引人注目。认真地做好一切教官和先辈派发下来的作业和任务，是个好学生。虽然有着两次首席一次次席的荣冠，但他的同学们似乎并没有把他列入像石原莞尔一类的“天才”，但也没有什么辻政信流的努力苦读的故事。 石原莞尔公开地仇视权力，辻政信露骨地迷信权力，而濑岛龙三从一开始就很自觉地知道应该怎样和权力结盟。在陆大学习时一次去靖国神社参拜，回来写的感想文里面除了和其他人一样的记叙之外，文章的末尾濑岛加了这样一句：“在靖国的诸神面前燃烧着护国的决心”，这句话得到了教官的高度评价，作为参拜靖国神社的范文发交全体学员学习。 这句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一句话在濑岛龙三的研究者看来有着很特殊的意义，他表露了濑岛龙三的一个天生的本能：他知道当权者喜欢听什么。再看看他作为陆大首席毕业生发表的御前讲演就更加清楚了。 1938年濑岛龙三作为首席毕业生从陆军大学校毕业而得到发表“御前讲演”的荣誉，也就是在天皇面前发表演说。但是不巧的是那天天皇本人并没有来，只是由侍从武官长“代听”，不管怎样，“御前讲演”是日本陆军的最高荣誉， 濑岛龙三的御前讲演是他陆军大学校毕业论文《关于日本武将的统帅》的摘要，里面列举了楠木正成，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川上操六和大山严等五位日本武将，得出的结论是：“统帅的根本是断然的意志并将其迅速贯彻于军队以及捕捉战机”。 论文的最后是：“信奉圣旨，身心一体在皇军统帅的道路上前进。” 第33页 濑岛龙三的写作能力是很出色的，这应该归功于他小学六年级时的住田建太郎老师为这个优秀学生增加的特殊作业：每天写日记，并且逐字批改。 当时的陆军大臣是板垣征四郎，次官是东条英机，参谋次长是多田骏。在“2.26事件”后的“肃军”之后，陆军中央最关心的就是“稳定陆军”和“统帅一元化”，因此濑岛龙三对“统帅”的定义和理解太合他们的胃口了。濑岛龙三在这次御前讲演中给陆军中枢领导留下的印象分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濑岛龙三在惯例下基层一年回中央机关以后居然在参谋本部一待就是六年这件事，而通常即使是军刀组也是在中央和现场之间两年左右跳来跳去，而不会在一个地方呆上六年。 濑岛龙三一开始是在佳木斯的第四师团，后来到新编成的土肥原贤二的第五军实习。当时是战时体制，实习参谋一般立即就参加实际的作战计划的制定，但濑岛不知怎的没有参加过实际工作，据濑岛后来自己说，可能是现场指挥官怕他出了错而被上司斥责就干脆把他冷藏起来了。实习一年后，果然调到参谋本部第一部第二课(作战课)任作战参谋。 也就是说濑岛没有任何实战经验。但就是这样一个考试成绩特棒，没有上过战场，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军刀组参谋，后来照样在地图上指挥着几千上万公里以外的上百万部队。 濑岛进入参谋本部是1939年底，正是日军在诺门罕大失败以后。整个参谋本部被一种凄悽惨惨的空气所笼罩着，从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以下一直到稻田正纯作战课长被全部撤换，大家都正在为如何擦干净关东军留下来的屁股而犯愁。 诺门罕的失败，使皇军们刚刚知道了武器装备的重要性。大家打起精神来要更换装备，又发现了没有钱，钱全部让在中国大陆的85万军队给用没了。有人就想出来了减少在大陆的兵力的招数，想把在大陆的兵力在两年内减少到一半的40万。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可能吗？有人就主张干脆集中兵力直接进攻重庆，但又有人反对，说那样会“更加扩大事态”，这就是很典型的日式思维：掩住耳朵就可以盗铃了，只用“支那事变”就不是战争，事态也就没有进一步扩大。但是其实就是主张进攻重庆的人也知道，即使占领了重庆也解决不了问题，就这样熬到了1940年3月底，日本军部终于下定了决心，要在1940年内解决中国问题，决定如果1940年内无法解决（就是蒋介石还是不投降的话），日本单方面撤军，除在上海，内蒙继续驻留少量兵力外，其余全部撤出大陆战场。但是后来由于欧洲的形势变化，希特勒如火如荼又使得日本人要跟进一把，结果这个决定没有得到执行。 濑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参本的，濑岛接到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在确保战略政略要地武汉的同时，能够把武汉方面的兵力减少到什么程度？” 原来的作战课大概十五人左右，分成三个班：作战班，航空班和兵站班，随着战事的推移，全课人数增加到了二十多人，作战班也分成了对北方班和对支那班，后来又分出来一个对南方班，，但是这三个班又经常被统起来称作一个作战班，濑岛龙三在作战课的时候换过六任五人课长，冈田重一，土居明夫，服部卓四郎，真田穣一郎，服部卓四郎，天野正一。 濑岛龙三大尉一进作战课就受到重用，作为作战班长的助理，帮着统管三个作战班。在辻政信中佐和栉田正夫中佐手下都干过。濑岛龙三的主要工作是阅读各地部队来电，以参谋总长的名义起草和拍发回电及其协助参谋总长“奏上”，面见天皇报告战争情况。 “奏上”是怎么回事呢？从《大日本帝国宪法》上说起来，参谋总长是天皇的幕僚长，得时不时地向天皇报告情况。太平洋战争没开始时，参谋总长每周报告两三次，开战以后是每天报告战况，回答天皇提出来的问题。形式上和回答国会议员的质问差不多，但有一个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国会议员的质问先提出稿子让你准备，而天皇则是想到哪儿就问到哪儿，没法准备，还不能回答不上来，回答不上来弄得龙心震怒可不是开玩笑的。更倒霉还有一点：那年月没什么对天皇能报告的好消息，还不能骗，起码不能乱骗，要知道天皇消息灵通的很，那些反战的老臣们没事就在天皇那儿放陆军的坏水。 但濑岛龙三很能处理这些事，他能猜出天皇大概关心什么，会提些什么问题，应该怎样回答才既不算“欺君”还又能鬼混过关。所以从闲院宫载仁亲王开始，杉山元，东条英机，梅津美智郎都喜欢带着濑岛去“奏上”。跟着掺和“奏上”对濑岛龙三也极有好处，虽然跟包参谋只是在边上屋子里呆着，见不到天皇，可是天皇没事会问今天谁跟的包，天长日久可就记下了这个名字。一直到1979年昭和天皇外孙女优子结婚，要找人当媒人的时候昭和天皇把濑岛龙三给想起来了，指明要他来做媒，就这样一个平民也算给皇室作了一回媒人，很风光了一番。据天皇说是濑岛吃的苦太多，尤其是后来被老毛子关了11年其实是为皇室在顶缸，这点以后会说到，这个媒人的位置就算是皇室对濑岛的报答。 濑岛也不是光在办公室里呆着，也去过现场。战争开始之前的1940年7月他和南支那方面军参谋藤原武大佐化装成日本游客在当地开夜总会的日本妈妈桑的协助下到香港去现地侦察，结论是“香港南部没有适当的地点可供登陆，只有在香港北部强攻登陆”，参与了制定进攻香港的计划。但是整个地来说濑岛龙三在战争中参与制定进攻计划仅此一例，相反的是大量参与制定撤退和扫尾计划。比如瓜岛大败以后为不得不从瓜岛撤退提供了理论根据，濑岛龙三算了一笔帐：如果再在瓜岛耗下去，起码还会损失62万吨运输能力，而没有了这62万吨运输，1943年的钢铁产量会只有200万吨——战争无法进行。 第34页 决定从瓜岛撤退以后，濑岛龙三以大本营驻海军参谋的身份和联合舰队一起具体制定并指挥了从瓜岛的撤退计划，在英帕尔大败以后大本营也是派濑岛龙三去缅甸和现地的河边正三，田中新一一起处理善后。当时参谋本部对于濑岛的评价很高，说他很有能力，考虑全面，能够协调关系。 但濑岛毕竟是皇军参谋，皇军参谋所有的怪毛病照样有，只不过没有石原莞尔，辻政信那么突出罢了，“台湾近海空战战果事件”就最能说明问题。 1944年十月，参谋次长秦彦三郎和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亲赴马尼拉，指示第十四方面军将防守菲律宾的“捷一号作战”计划中原定的吕宋岛决战为莱特岛决战。从而促成了“莱特海战”。美国参战的有170艘军舰，总吨位150万吨，连同登陆用船只总共900余艘。日本海军则是把包括战列舰“大和”“武藏”号在内的所有能够出动的军舰全部押了上去，共77艘，总吨位66万吨。双方出动的作战飞机加起来超过2000架。结果是“武藏号”等26艘日本海军的军舰长眠海底。 珍珠港，中途岛，马里亚纳海战都是使战局发生巨大变化的大海战，但是都没有这次莱特海战的意义重大。这次海战，宣告了一支曾经是很强大的海军的灭亡，这次海战以后，所谓“大日本帝国海军”就成为了历史名词。 这场海战和濑岛龙三有直接关系。 1944年10月10日，“公牛哈尔西”带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第三舰队，突然对沖绳进行了攻击，从12日开始对台湾的机场进行集中攻击，其实这是为了准备在菲律宾的莱特岛登陆而进行的佯动作战，但大本营没看出来。从12 日到15日，联合舰队的航空部队和第二航空舰队的轰炸机对哈尔西舰队进行了反击，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六百四十八架和从地面航空基地起飞的二百五十七架飞机参加了对哈尔西舰队的攻击。也就是所谓“台湾近海海战” 据大本营19日发表的战报说，光击沉击毁的美军航空母舰就有19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7艘，驱逐舰等15艘。其实呢？哈尔西的损失只是被击毁了两艘重型巡洋舰“休斯敦”和“坎培拉”而已。这场海战在日本十分有名，有名的原因不是仅仅在战果统计的荒唐，而是在于：有人知道了战果统计荒唐，向大本营指出来了以后不但没有人听，反而被穿上小鞋，发配到前线去了。 发现战果有水分的是参谋本部情报部的参谋堀荣三大尉，他去菲律宾出差正好路过九州的海军鹿屋航空基地，亲眼看到那些菜鸟海军飞行员是怎么胡乱判读战果,而基地的参谋们又是多么胡乱统计，所以所谓的战果根本就是荒唐无稽。堀荣三大尉立即回到新田原基地向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有末精三大佐打电报报告了此事之后再去马尼拉。一到马尼拉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堀荣三大尉立即向十四方面军的司令官山下奉文和参谋长武藤章报告了此事，这就是山下奉文和武藤章后来拼命反对大本营改变作战计划的原因。 山下奉文和武藤章相信了堀荣三的话，大本营为什么就不相信呢？这是因为其本营不知道有这份电报，电报已被濑岛龙三少佐销毁，因为濑岛不喜欢这份电报。用濑岛论文上的话来说就是他已经具有了“断然的意志”，正在“迅速地贯彻于军队”，而且还捕捉到了“重创美军哈尔西舰队”这么好的“战机”。这个时候如何容许别的不调和音来干扰呢。所以，濑岛龙三少佐销毁了那份电报。并且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堀荣三就赶到菲律宾去当第14军的作战参谋去了。 所以当美军第七舰队兵临莱特岛时，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智郎和海军军令总长及川古志郎一起晋见天皇，说这次美军的行动目的是“为了从政治上掩盖台湾近海的失利而企图尽早占领哪怕是菲律宾的一角”。日本历史学家秦郁彦教授评论说：“这是陆海军统帅部第一次如此迅速地同时做出了一致的判断，只是，那是一次基于完全错误的情报的完全错误的判断”。 在这种判断下，1944年10月，日本和美国在菲律宾的莱特岛外海进行了一次号称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海战，可能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舰队决战。 这件事没人知道。但是在1958年，在被拘留11年以后从西伯利亚回到日本的濑岛龙三还是找到了堀荣三，当面向他承认此事并赔罪。当然这次的赔罪其实可能另外还有原因。 1945年6月，离日本投降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濑岛龙三接到了一个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调动：任关东军作战参谋。这次调动有两个原因，首先是败战就在眼前，而且苏联的参战也不可避免，但关东军作战参谋是天皇的弟弟竹田宫，必须抢在苏联人前面把他调回东京，濑岛是去补缺的。再一个原因是濑岛已经被贴上了“败战主义者”的标籤，这是由于他和冈田启介前首相以及迫水久常的亲戚关系。是亲戚总得走动，濑岛也知道冈田们一直被宪兵监视，把走动的次数减到了最低限度，一个月只走动个次把。但在宪兵和特高警察的眼里，这就是“阴谋谋反”的嫌疑。确实濑岛在某种程度上为冈田提供了情报。 1945年4月的一天，迫水久常突然和濑岛联繫，要求无论如何见一次面。两人见面后迫水的第一句话就是：“本土决战的胜利可能性到底有多少”。 第35页 濑岛知道这个回答的分量，沉默良久以后一字一句地说：“身为大本营参谋，本不应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事关重大，只说一下个人看法：本土决战有地利之便，但也就是拖延时日，绝无取胜可能。一旦本土决战失败，国家和万世一体的皇室将不复存在。” 迫水下了结论：“就是说一定要在美军或苏军在本土登陆之前结束战争。” 濑岛的这个结论，给了冈田等元老们联合当时的铃木贯太郎首相说服天皇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最大理由。迫水在1976年的一次证言中说：“我认为濑岛在结束战争的问题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虽然当时没有人知道濑岛龙三对迫水透露了本土决战必败的信息，但由于濑岛龙三和冈田等人的亲戚关系加上濑岛龙三老和“转进”工作缠不清楚，让人听到“濑岛”就想起“失败”，既恨和尚，殃及袈裟，几件事加在一块濑岛龙三这就去了满洲。 1945年7月10日，濑岛龙三坐飞机离开了已经被美军炸成了一片焦土的东京，经过汉城到新京（长春）的关东军总司令部赴任，8月8日，由大约五十个狙击师，五十二个航空师，三十个坦克旅组成的一百三十万苏联红军在五千架作战飞机，三千辆坦克装甲车在支援下越过了国境向关东军发动了全面进攻。 关东军对苏联红军的攻击不觉得意外，尤其是濑岛龙三。1945年1月，作为秘密外交信使，濑岛龙三以“濑越良三”的化名乘坐西伯利亚铁路去往莫斯科时亲眼看到风尘僕僕，硝烟未退的苏军西线部队在大举东运，其目的当然绝对不是去西伯利亚旅游。 但是关东军没有对策，当时关东军有兵员75万，24个师团，但大部分是在1944年下半年以后新组建的菜鸟师团。对整个关东军战斗能力的乐观估计是还相当于太平洋战争开战前的三分之一，悲观的估计就是最多能坚持一个星期了。 苏军的进攻在正东面，正北面和正西面同时开展，坦克在飞机和重炮和火箭炮火力掩护下在前面开路，跟在后面的是机械化步兵，在平原地带进展尤为神速，让日军目瞪口呆。过了两天大本营才醒过神来，发了一道命令把朝鲜军编入关东军，说关东军不但要守住满洲，还要守住朝鲜。于是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和总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在8月12日带了关东军总司令部的人就到了朝鲜边境的通化，就准备在那儿全体玉碎了。 8月15日中午，昭和天皇发表关于接受波茨坦宣言的“玉音放送”，日本无条件投降。虽然少壮派参谋军官还在继续慷慨陈词要“死战到底”以外，大多数人都知道投降是唯一的出路了。 问题是怎么联繫上苏军还是个问题，苏军根本不管什么投降，还在全线进攻。在东京养病中的关东军副参谋长松村知胜少将去找大本营要求帮忙和苏军联繫投降事宜。得到的回答是：“关东军自己和苏联军去联繫”，也就是说你们自生自灭去吧，没人管关东军了。 秦彦三郎只好在17日自己去哈尔滨面见苏联总领事请求帮忙斡旋。18日早上苏联总领事通知日军哈尔滨特务机关苏军将在当天下午派出飞机到哈尔滨来接关东军代表团。秦彦三郎带领了野原博起，大前正俞和濑岛龙三这三名中佐参谋从长春立即飞往哈尔滨。等在哈尔滨机场的苏军一开口就是：“土居明夫中将来没有来？” 土居明夫是原哈尔滨特务机关机关长，当时已经调任第13军参谋长，后来和辻政信一起在南京国防部做过顾问的。得知土居已经调走的消息，苏军当场就拿下了来机场迎接秦彦三郎的哈尔滨特务机关新任机关长秋草俊少将，给了秦彦三郎一个下马威。 秦参谋长一行在没有了机关长的哈尔滨特务机关住了一个晚上，又带了驻哈尔滨总领事宫川舟夫作为顾问，19日一大早坐上苏军的美制dc-3型军用运输机一直往东飞越牡丹江和绥芬河以后在兴凯湖边上的贾力科沃去见华西里列夫斯基元帅。苏联方面一开始是准备只和秦彦三郎一个人谈判，后来在秦彦三郎的再三坚持下，答应了带一名参谋（濑岛龙三）和一名翻译（宫川舟夫）参加谈判。 这一场谈判就谈出了一个千古之谜。之后苏联公然违反关于遣返战俘的波茨坦宣言的第九条和不迫使战俘服苦役的海牙协定，将60万被俘的关东军官兵押往西伯利亚服苦役，其中有一成以上的六万多人死在了西伯利亚。 苏联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到现在还是个谜。苏联解体以后有关这方面的文件也没有解密，有关当事人都是忌讳莫深。华西里列夫斯基元帅的回忆录里详细说明了对日作战的经过和日军投降的经纬，但接下来对投降日军的处理就一句未提。 其实在被苏联拘留过的西伯利亚归还者之中有一种说法，他们是作为国家赔偿，被日本送给苏联人的，就是说责任在日本而不在苏联。这种说法的根据是1945年7月日本外务省起草的《对苏和平交涉之要纲（案）》。 在现在已经知道内容了的这个共分四条的方案中，第三条的“陆海军军备”中明确写道：“海外军队就地复员，努力使其回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同意若干部队的现地残留”；第四条的“赔偿及其他”中更是写明了：“同意作为赔偿而提供一部分劳动力”。 第36页 参加投降谈判的这三人中，宫川1950年死于西伯利亚拘留所中，秦彦三郎中将在1956年回国后病死于1959年。因此长期以来唯一知道内情的就濑岛龙三一个人，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苏联人知不知道这个《对苏和平交涉之要纲（案）》的问题。日本投降前后是濑岛龙三负责和大本营的联繫，而参加投降谈判的还是濑岛龙三，可是濑岛龙三对这个问题是三缄其口。直到1995年以后才开始否认这种说法。否认的根据是苏联人不可能知道这个日本人起草的要纲方案，因此没有在谈判时拿这个要纲迫使日本人就范的道理。但是这种解释还是有点苍白无力，本来大家怀疑的就是这个要纲方案是不是已经给了苏联人，而不是苏联人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假设前提。 1945年9月6日，濑岛龙三和在长春的所有关东军将官，作战主任参谋草地贞吾大佐，情报参谋浅田三郎大佐和大本营联络参谋朝枝繁春中佐等五十多人关东军高级军官一起分乘两架苏军飞机被押往伯力，除了1946年9月中旬到11月中旬这两个月出席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之外，直到1959年被遣返回日本为止，开始了长达11年的拘留生活。 1949年5月，苏联内务省伯力军事法庭对濑岛龙三前日本陆军中佐宣布以下判决：“作为帝国主义日本的大本营参谋援助了日本的资本主义政策，根据俄罗斯共和国刑法第58条第四项判处25年苦役。作为外交秘使进入苏联收集情报，根据俄罗斯共和国刑法第58条第6项判处25年苦役。”这加起来不就有50年了？那判决书上还有一句：“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最终判决25年苦役”，最后实际在苏联西伯利亚服了11年苦役。 后来濑岛龙三进入商界，在商战中获胜颇多。他的竞争对手经常有一种“濑岛是赤化分子”的说法，这基本上是一种在商场上常见的中伤对手，贬低对手人格的做法，但是濑岛龙三确实也是有几件事说不清楚。 第一件事是作为苏方证人出席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证明日本军部和关东军一直在图谋发动对苏战争。其实濑岛的证词很暧昧，谁都可以任意解释，苏方解释成由这个阴谋，而被告律师则解释成其实没有这个阴谋。考虑到濑岛龙三当时的处境，可以理解他的行动，但是濑岛的反对者们指出同样是苏军战俘的证人，原大陆铁道司令官草场辰己中将的选择是自杀。 其实和苏联人合作的不止濑岛龙三，日本玉川大学教授若槻泰雄在《西伯利亚捕虏收容所》中指出，从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开始的所有关东军军官除了草地贞吾大佐一个人之外，都放弃了“大日本陆军军官”的尊严，将自己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苏联人。 第二件事是濑岛龙三在西伯利亚的11年中，除了8年是很清楚地知道所在之外，还有三年没有人知道他到底被关在什么地方。作家松本清张在《现代官僚论》的“内阁调查室篇”中就指名道姓地说濑岛是被关在第7006捕虏收容所。而这个收容所据说是苏联人在日本战俘中训练苏联间谍的地方。1954年1月27日，苏联驻日大使馆二等秘书拉斯特波罗夫叛逃美国，就是“拉斯特波罗夫事件”。拉斯特波罗夫是gpu中校，在日本收集情报，据他自己说是已经有了一个很具规模的情报网。这件事在媒体上公布以后，有两位旧日本军人去警视厅自首，说自己是拉斯特波罗夫的情报网成员，一位是原关东军第三方面军情报参谋志位正二少佐，还有一位是大本营参谋朝枝繁春中佐，这两位都是第7006捕虏收容所出来的 最后就是所谓的“25年苦役”的判决，其实没有旁证，就是濑岛龙三自己在那样说。 濑岛龙三在苏联的11年中，学来了一手泥水匠的手艺。日语中泥水匠叫“左官”，濑岛龙三自嘲说：“原来是‘佐官’，败战了，丢掉了个人字边，现在成了‘左官’了”。 1956年8月19日早晨，日本红十字会租用的“兴安丸”号进入了京都的舞鹤港。被释放的西伯利亚拘留日本战俘的最后梯队回到了日本。这里面就有满面菜色，体重不满50公斤，牙只剩下了一半的濑岛龙三。 应该说像濑岛龙三这样不知道社会，只知道军队，只会打仗的人，回日本以后应该进自卫队才对。从自卫队的前身警察预备队的时候开始，对于旧军人的採用有两条内部规定，一条是在西伯利亚集中营中被洗了脑，赤化了的人不能用，再有就是战争中臭名昭着的人不能用。濑岛龙三和这两条倒没有牴触，但是年纪略为大了一点，更重要的是女儿坚决反对他进自卫队。据濑岛龙三自己回忆，一次和女儿单独在一起时，女儿对他说：“求你了，怎么也不要进自卫队，你在西伯利亚这十几年，妈妈吃的苦太多了。就是因为爸爸是军人，所以求爸爸不要进自卫队”。 1958年1月，濑岛龙三进了大坂的一家主要是做纤维生意的中等规模商社“伊藤忠商事”。 濑岛龙三为什么进了伊藤忠商社现在说法不一，濑岛龙三自己的说法是经同乡的关东防卫司令官，陆军中将本乡义夫的介绍。本乡在伯力第45特别收容所曾经和濑岛龙三在同一间牢房生活了一年半。当时关在第45收容所的还有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满洲国康德皇帝”溥仪等人。除了同狱之外，本乡和濑岛还可以算是“同学”，两人当时跟着第六国境守备队队长浜田十之助少将学英语。还有一种说法是开战时的驻美大使，海军大将，当时担任jvc董事长的野村吉三郎的推荐。 第37页 不管是谁介绍的，从伊藤忠商事的角度看来重要的是濑岛龙三这个人。伊藤忠商事创业于1858年，当时正好百年历史，并且正处于一个极为重大的转型期。日本是个岛国，严重缺乏自然资源，要搞经济只有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出口。几乎所有国家的对外贸易都是从纺织品开始的，因为相对来说纺织业需要的投资少，而吸收的劳力多。当时的伊藤忠商事是一个完全依赖于纺织业的商社，销售额的94%为纤维制品，剩余的6%为染料。随着日本战后经济的发展和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等地的政治趋于稳定，纤维行业将面临严峻挑战，所以董事长找来了这么一位完全不懂商业，因此没有任何既定的条条框框，但却是组织指挥的行家里手的濑岛龙三来寻找一条企业转型的道路。 这位连什么是“利息”都不知道的职业军人就这样来到了商场。 濑岛龙三进伊藤忠的1958年正好是航空自卫队在进行从f-86f的战斗机改型。这可是几亿美元的大买卖，美国各大飞机制造商都联合日本大商社削尖了脑袋想承包这一买卖。当时的贩卖态势是洛克希德公司和三井物产联合,格鲁门（grumman aircraft engineering corporation，1994年被诺斯洛普兼併）联合伊藤忠，convair（the consolidated vultee aircraft corporation，现在是通用动力公司的一部分）则和关谷产商一起展开了激烈的销售战。 三井物产，三菱商事，日商岩井，这些都是老牌商社，可是几乎名不见经传的伊藤忠商事居然也敢往里边挤，他凭的是什么？就是濑岛龙三的人缘。 先来看看当时航空自卫队幕僚部简称“空幕”的构成吧。原来和濑岛同为联合舰队参谋指挥瓜岛撤退，沖绳战役的原田诚海军大佐现在是空幕幕僚长；和濑岛陆士同期的首席原四郎陆军中佐现在是空幕调查课长，正好主管选型。 这场销售战自始自终濑岛龙三没有公开出过面，但是全是濑岛龙三在背后指挥和策划。前面所说的濑岛龙三向堀荣三认错的一幕，其实也是这场销售战的一部分。堀荣三当时是驻西德自卫队武官，西德空军採用的就是格鲁门公司的，并且防空雷达系统用的是休斯公司的产品，正好在日本也是由伊藤忠包销。于是驻西德武官的武器性能证词对于伊藤忠至关紧要。在堀荣三做出了伊藤忠所需要的证词以后，素昧平生的伊藤忠商事社长越后手持礼物亲赴波恩致谢，弄得堀荣三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收到礼物的堀荣三摸不着头脑，可是有摸得着头脑的。武器系统的採购在各国都是最骯脏的买卖，一旦东窗事发，基本上都是丑闻中的丑闻。这次也不例外。一直到1968年这件事才爆发了出来，伊藤忠商事东京本社被警视厅抄了家，空幕防卫课长川崎健吉一佐（相当于旧日本军的大佐）因为把机密资料泄漏给了伊藤忠而被判处有期徒刑，而空幕防卫部长山口二三空将补（相当于旧日本军的少将）在被逮捕之前自杀。 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一切和濑岛龙三有关。 虽然没有直接牵涉到濑岛龙三本人，可濑岛也吓得心惊肉跳。他当上专务副社长以后，首先做出的一个决定就是退出军用飞机的销售市场。因为此时伊藤忠商事已经脱胎换骨，不需要去干那种刀尖上舔血的脏活了。这也是濑岛龙三从战争中总结出来的一条教训：决不能孤注一掷地冒险。他在回忆录里是这样评价“7.7事变”的：“决不应该扩大事态，不仅不应该扩大事态，而且应该认真和蒋政权谈判，即使放弃‘辛丑条约’中规定的在平津地区驻兵的权利也应该稳定满洲国”。 濑岛龙三是个大本营参谋，他的人生哲学，思维方式从陆军幼年学校开始就已经被日本陆军固化了下来。就是在西伯利亚干了11年的苦役，不少下级军官和士兵们从苏联回来时是打着红旗，唱着《国际歌》准备回“天皇岛”来闹革命的情况下，濑岛龙三的人生哲学还是没有丝毫变化。虽然他本人从不涉及这方面的话题，但是从他的动作就看得出来。 1961年9月，伊藤忠商事的常务董事贝石真三向濑岛宣布了一项任命：让他当“业务本部长”。这个“业务本部”是日本各大商社的独特部门，和名字不同，这个“业务本部”其实不管具体业务，而主要是搞公司的长期规划，是社长直属的部门。濑岛想以自己根本不懂商务来推辞。贝石立即集合了所有公司董事，对他们说：“濑岛君说他不懂业务，不能干业务本部长，大家说怎么办？” 越后正之社长说：“战争时你在参谋本部，能够指挥几百万大军，这个小小的几千人的伊藤忠有什么不能指挥的？” 藤田藤专务说的是：“伊藤忠会做生意的人多的腐烂发臭，会做生意的人管不了公司，伊藤忠缺的就是你这样的组织人才，干吧，大家都会支持你的”。 藤田说出了对濑岛任命的真意：当时是日本经济高度成长的时期，也是伊藤忠商事百年一遇的机会，如何将把公司的组织结构尽快地转移到能够适应规模超大型，面向全世界的公司是伊藤忠最大的问题。参谋本部出来的精英参谋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人才，军队是最大的组织，参谋本部的精英参谋们就掌管着这个组织，无论在战略决策上他们犯过多少错误，但在组织建设和管理上他们是不容置疑的专家。 第38页 濑岛接受了任命，但是提出了一个条件：“公司的董事们全在这儿，我提一个要求，大家能不能把自己最优秀的部下转让给我，这样我就接收任命，要不然干不下来”，然而这么一个很出格的要求居然被董事会全体吞了下来，马上15名全公司最优秀的人员送到了业务本部成了濑岛龙三的部下。 刚刚当上业务本部长，就遇到经济不景气，银行银根紧缩，董事会要业务本部提出方案来。但是濑岛龙三不懂业务，手下的人费了好大力气才使这位菜鸟部长明白了“银根紧缩”的意思：“那意思是不是部队已经开打了，弹药补给不上，现在应该怎么办？” 在得到肯定的答覆以后，濑岛龙三很不屑地开了口：“这太简单了，首先停止进攻，再统计各战线防守作战所需要的弹药，无法满足的战线就撤退下来，同时命令后勤不计一切困难收集弹药往前线上运送，这不是军事上最简单的问题吗？” “说是那样说，可是让哪条战线撤退都费口舌。” “司令部是干吗的？董事会决定不就行了？都是一个公司，分什么彼此？” 就这样，业务本部奋战一昼夜提出了解决方案，渡过了那次不景气。 原来和濑岛龙三在陆士陆大同学，后来又在参本同事的同僚们指出，实际上这是濑岛很自然地把长年在参谋本部工作所积累的组织工作经验运用到了公司经营上。濑岛经常把业务本部的十几个人分成四五个小组，每一个小组都是假想董事会，提出经营方针，作出预算，然后再把几个方案汇总做成一个方案上交给真的董事会。 这个业务本部被濑岛弄得像参谋本部一样，当时在业务本部的都是些三十左右的年轻人，没有什么商务经验，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给这个百年老店带来了一股新风。当然也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富有营业经验的老人的不满：“根本不知道现场的小傢伙们胡乱指手画脚，给营业带来一片混乱”，很有点像原来对参谋本部的指责。但是业务本部和参谋本部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上面还有个公司董事会和社长，它只是提出建议，并不像战争时期的参谋本部那样有不受制约的权力，所以不会出乱子。 业务本部机能的强化，使本来是由单纯的条条组成公司变成了网络结构的公司，濑岛自己又发明了一个“重化学”的新名词，意思是机械和石油化工，把伊藤忠的业务重点放到了这两个行业上面。有人说濑岛本人是参谋本部出来的，知道在这两个项目上的落后都是日本败战的主要原因，所以才能够预测出日本产业在这两个行业上的进步吧。 当时伊藤忠商事的业务本部被人称作“濑岛机关”。这个名字有几个意思，首先是业务本部有着强烈的濑岛个人色彩，人们看到的只是濑岛龙三一个人。再有一个就是“机关”在日语中有“特务机关”“情报机关”的意思，外界经常有濑岛龙三经营着一个情报机关的传言。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时，濑岛龙三做出了一个令人惊奇的预言：战争不会长于一个星期，结果战争在六天内结束；1991年1月10日，濑岛龙三建议当时的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取消预定中的访问东南亚计划，因为“美军肯定在16日到18日发动对伊拉克的进攻，这种重大时候首相还是在日本国内的好”，结果美军在17日发动攻击。 濑岛本人对于这两件事的解释是这样的：第一件事是阿拉伯国家自己不会生产军火，全部从苏联东欧进口，大致上的数量是公开的，根据濑岛龙三的经验，这些军火只能使用有一个星期，所以战争时间不可能超过一个星期。至于第二件事就更加简单了，当时美军的所有行动都在传媒的监视之下，只要看报纸看电视就知道美军肯定要进行登陆作战，而且登陆作战的条件已经具备了，问题只是什么时候动手了。 登陆作战一定要乘高潮的时候，濑岛龙三找东京气象台帮助提供气象资料。根据气象资料，科威特沿海是在16日到18日潮位最高，所以濑岛龙三断定美军的进攻时间是在这个范围内。濑岛龙三说：“对于军人，这些都在常识范围，不需要特别的情报机关”。 伊藤忠商事是日本各商社中最早和中国进行直接贸易的公司，时间是1972年3月，比田中角荣访华还早了半年，这也是濑岛龙三在伊藤忠期间干的大事之一。 当时日本贸易公司的对华贸易受到严重限制。由于当时的国际政治局势以及中国正在进行的文革，1970年4月中国发表过一个被日本称为“周恩来四项原则”的对日贸易原则即有下述情况之一者，不与之做生意：（一）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支持朴正熙集团侵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厂商；（二）在台湾和南韩有大量投资的厂商；（三）为美国侵略越南、寮国、柬埔寨提供武器、弹药的企业；（四）在日本的美日合办企业和美国的子公司。1972年为了遵守“周恩来四项原则”，丰田汽车公司不得不从韩国完全撤退。 那时候为了和中国做生意，日本各公司都是採用设立一个影子公司的办法。伊藤忠公司就建立了一个叫做“新日本通商”的影子公司来进行对华贸易。但在周恩来四项原则以后，这种方法也不行了。伊藤忠不愿放弃在台湾，韩国和南越的巨大投资，就只好停止对华贸易，有时通过辻政信的政治秘书，原参谋本部中佐参谋朝枝繁春经营的“东京丸一商事”做一些农副产品生意。 第39页 但是伊藤忠保留了对华贸易的全部人马。濑岛龙三对他们说：“这种情况不会长过三年，在这三年中你们做好一切准备，多研究中国，多交中国朋友，多去中国，找到有朝一日能够打败竞争对手的项目是最重要的”。于是伊藤忠在对华贸易完全断绝的两年里，还是坚持参加每年春秋两季的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等待时机。 时机终于来了。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美中关系出现了解冻的兆头。濑岛龙三立即不失时机，通过关西国际贸易促进会向中国方面提出重返中国市场的申请。并且特别说明是以“伊藤忠商事”的名义，而不是以影子公司的名义重返中国。 伊藤忠的申请得到了中国方面的积极响应。1972年3月，伊藤忠商事越后正之社长率团访华，以后伊藤忠商事在日本各大商社中最早在中国市场上使用“伊藤忠商事”的本名开展贸易活动。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了日中邦交的正常化。 1978年6月，伊藤忠商事副社长濑岛龙三跳过了社长，直接出任会长（董事长）。和欧美国家不一样，日本企业的董事长是个荣誉职务，并没有经营实权。1981年6月濑岛龙三从伊藤忠商事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休，开始了他的继陆军军人，大本营参谋，战俘，商社经营者之后的第五个人生——参与国政。 濑岛龙三和政治家的往来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前与迫水久常的联繫。战后旧军人有不少当上议员的，比如老上司辻政信就当过众议员和参议员，驻联合舰队参谋时的老搭档源田实从自卫队退休下来以后也当了参议员。 另外伊藤忠商事本身就和日本一个显赫的家族关系非常深，就是河野家族。现在日本众议院议长，叫河野洋平，当过自民党总裁，那是个唯一没当过日本国总理大臣的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的父亲叫河野一郎，当过参议院议长，外务大臣；叔父叫河野谦三，当过众议员院长，儿子叫河野太郎，现在也是众议员。 中曾根康弘原来属于河野派。河野一郎死后河野派发生分裂，中曾根带人组成了中曾根派，所以中曾根认识伊藤忠商事的会长濑岛龙三是很自然的。1982年中曾根当选为自民党总裁，组阁时请竞选时的对手安倍晋太郎（前些时候辞职的安倍晋三的父亲）出任外交大臣被安倍晋太郎拒绝。最后是濑岛龙三出马请驾，濑岛的方法非常简单——站在安倍家的客厅里保持陆军的立正姿势一动不动，最后安倍晋三郎在这位原陆士次席毕业生的面前只好低头认输：不能让伊藤忠商事的董事长在家里一直站下去吧，从而答应了中曾根的要求。 中曾根刚上台就发生了所谓“第一次教科书事件”，1982年6月26日日本各大报都发布了一条说是实教出版社的《世界史》上把“日军侵略华北”改成了“日军进入华北”的消息，顿时引起了中韩朝三国的强烈抗议。虽然事后发现查无此事，是一条假消息，但是日韩关系也随之冷到了极点。 出面打开日韩间外交僵局的还是濑岛龙三。 为什么是和外交毫无缘分的濑岛？ 濑岛的旧军人缘又在里面起了重大作用。 韩国在1961年由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李承晚政权以后一直到从1987年卢泰愚政权成立的所谓“第六共和国”的26年中，虽然其中有号称第三共和国，第四共和国和第五共和国这三段所谓的“文民政权”，其实一直是军事政权统治，军队控制了全部国家政权。 韩国的军队和旧日本军有着分不开的联繫。韩国陆军首任和第二任总参谋长李应俊和蔡秉德在日本殖民地时期的名字是香山武俊和大岛秉德，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战败时分别是日军大佐和中佐。韩国国军总共36任总参谋长中前16任均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或“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或者在日本军队中服过役。。一直到1972年就任的第20任总参谋长卢载铉开始才切断了总参谋长职位和旧日军陆军的血统联繫。 所以当时韩国陆军中濑岛龙三的先辈后辈数不胜数，濑岛龙三在1935年进陆大以前还当过三个月的陆军士官学校的中队长，这样他在韩国还有一批“学生”。再加上他陆士次席，陆大首席的荣誉光环，濑岛在韩国军队里极受尊敬。因此濑岛很顺利地就和当时的韩国总统全斗焕接上了头。全斗焕虽然是第一位受韩国教育的韩国总统，但是当时全斗焕周围的旧日本军人势力还是很强大，因此在濑岛龙三的斡旋下促成了1983年1月的中曾根访韩，缓和了日韩关系。 濑岛龙三对中曾根的最大贡献是帮助中曾根政权实现了日本电报电话公社，日本专卖公社和日本国有铁道这三个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这三个公社是很典型的国家垄断，电电公社垄断了通讯产业；专卖公社垄断了菸草和食盐；而国铁则垄断了铁路交通。 民营化的理由很简单：要提高效率。前两个虽然帐面上还是黑字，但最后的国铁已经是每年要出两万亿日元巨额赤字的超大型亏损企业了。 民营化的阻力很大，在当时那个从官转到民，从中央转到到地方还不是世界潮流的时候，利益集团的议员，工会，反对党，还有坚持原教旨民生主义的大众传媒们都是反对这种民营化的。但濑岛在幕后进行了漂亮的参谋工作，从太平洋战场过来的濑岛龙三很清楚地知道日本军队在强大的对手面前一意正面强攻所招致的后果，所以在三大民营化时採取的是分进合击，分化瓦解和直取中央的战术，成功地争取到了自民党实力派人物金丸信的支持，从而比较顺利地将电电公社和专卖公社分别改组成了民营株式会社ntt(nippon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corporation)和jt(japan tobo inc.)，将国铁分成了北海道旅客铁道，东日本旅客铁道等总共12个株式会社和财团法人实现了民营化。整个过程相对讲来比较平静顺利，没有像这次小泉纯一郎的邮政民营化那样弄得天怒人怨，沸反盈天。 第40页 从战争中学来的教训，当然不只是战术。在西伯利亚服了11年苦役，见证了十分之一的同伴悲惨地死去的濑岛龙三，总算从大本营参谋那种视人命为数字的世界里走了出来。在伊藤忠当航空机部长的时候发生过这么一回事：伊藤忠商事从美国进口的小型飞机在飞到夏威夷的时候遇到热带风暴，飞机坠毁，驾驶飞机的美国飞行员身亡，濑岛龙三正在为了出了一亿两千万日元的损失犯愁的时候，主管课长乐滋滋地来向他报告：“赚了一千万。” 原来得到的飞机保险金扣除损失之外还有一千万日元的盈余。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保险制度的濑岛龙三弄清楚了怎么回事以后，还是对死了飞行员怎么公司还能赚钱想不通，说这笔钱应该给飞行员的家属作为抚恤金。但课长不同意，理由是保险金来的盈利本身就是商业活动的利益来源之一。结果是在争吵了三天三夜以后双方达成了妥协：一半作为利益收入，另一半作为抚恤金给飞行员遗属。 谁都没想到，伊藤忠商事的人员把这500万日元送到洛杉矶以后，当地的传媒大加报导，对伊藤忠商事在美国市场的形象提高起了很大作用。 自从从伊藤忠商事退休以后，濑岛龙三就很频繁地在媒体上露面。由于他在战争中所在的位置以及战后的经历加上当时的作用，濑岛一直是传播媒体和历史研究家们追逐的对象。从表面上来看濑岛和传媒及学术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来者不拒地接受着各种採访，但是所有对他的採访都是失败的。对于最关键的部分，大本营的开始战争的决策过程，“奏上”的具体情况和关东军投降谈判的具体细节，濑岛龙三永远是顾左右而言他，用一些小花絮把听众的注意力引到五里雾中，最后不得其解。 1995年9月，厚达500余页的《濑岛龙三回想录·几山河》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两个月内增印10次。但是所有看过这本书的人都失望了。这本回忆录太具有濑岛龙三的风格，看起来面面俱到，其实没有任何内容。回忆录的三分之二左右是在叙述战争和西伯利亚的战俘生活，但是除了人们在公刊战史上能够得知的信息之外，没有任何新东西，新事实，也没有濑岛自己对那场战争的反省和看法。除了在谈到“卢沟桥事变”时，流露了一句：“其实不但不应该扩大卢沟桥事变，而且当时就应该放弃根据‘辛丑条约’而得到的日本在平津地区驻兵的权利”之外。 真的在忏悔挑起和扩大战争？很可疑，因为就在那本回忆录里，在确认了扩大卢沟桥事变的错误以后，还是在坚持认为发动“满洲事变”（即“9.18事变”），扶持“满洲国”是“有点问题。。。。。。但是租借关东州，经营南满铁路和驻扎必要的兵力是日俄战争的结果，并且由普利茅茨条约得到国际承认的结果”；在谈到太平洋战争时，在承认“牺牲了三百万日本人的尊贵生命，丢失了先人建筑起来的领土，给他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在世界上丧失了日本的信用”以后，还是断言太平洋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或计划战争”，而是“自存和自卫的受动战争”。 不少陆军参谋在回忆录中都深刻或不深刻地批判了陆军大学校的人才培养方式，而濑岛龙三在回忆录中对陆大的教育方式则大唱赞歌，这样的的文章是绝无仅有的。 没有人知道濑岛龙三到底想说什么。 他也没有说什么，他把一切秘密都带去了那个世界。 当然当时只是一个办公室下级参谋军官，从未上过战场的濑岛龙三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战犯，但是应该说他欠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亚洲人民一个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