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那么把她送走了。”萨连科两眼发红，低声不住地说，“就那么把自己最爱的人送走了……”


    我既觉得好笑又觉得心疼，这个没怎么看过爱情片的人这回着实被触动到了，眼泪就没停过，好像他自己站在机场上送行似的。我帮他顺气，给他擦眼泪，他不好意思地吸了吸鼻子，怄气地说以后再也不看爱情片了。


    “好啦好啦，你这个笨蛋，咱们俩的演出来不比他们差，瞧，完全可以套用嘛，德勒斯登有那么多餐厅，你偏偏推开了我那家的门……”


    “这不一样，不一样，我找了整整九年，蹲点了一个礼拜。”


    “浪漫点亲爱的。”我没好气地捏了捏他的鼻子，他瞧了一眼我，害羞地说：“我这样是不是一点都不男人？”


    “谁说的，男人也可以为爱情片流泪，因为爱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存在。”


    本以为这电影看看就过去了，没想到几天后萨连科还对那对儿苦命鸳鸯念念不忘。


    “卡萨布兰卡，多美的城市，你去过吗？”这人在厨房里冷不丁地问。


    我摇头，“没去过。”


    “以后要是有时间，我们去那边度假吧。”


    “好啊我的中校，多存点钱，我可是很挥霍的。”我坏笑地挑了挑眉。


    “部队里的工资我只用了一小部分，剩下的早就存好了留给你们。”


    “我们？”


    “对，两个在我心尖儿上阿尔弗雷德。”


    “喂！我可比你有钱！”我从沙发上坐起来，来到厨房里自后抱住了他，咬着他的耳垂说：“你爱我，我养你。”


    “不爱你就不养了？”


    “不养，不爱我你就滚一边儿去。”


    “那看来你要养我一辈子了。”


    “乐意至极。”


    平和的日子里，我对自己说——不要为任何还未到来的事情而担忧，那是杞人忧天，是愚蠢的表现。直到1961年的6月初，我被一通电话召唤到了西柏林，在一家酒店的行政房见到了正在品尝葡萄酒的亨利。


    “没我家的产品好。”猩红的酒液在高脚杯里摇晃，他拿出了另一瓶红酒，对我说：“过来尝尝？”


    我坐到了他对面的沙发上，他身着白色衬衫与考究的西装背心，没有领带，看起来很随性，而与他相反的是，我一身工装，活脱脱的一个工人阶级。


    “南希最近怎么样？”我大剌剌地翘起二郎腿，拿起桌上的雪茄点燃一根吞云吐雾起来。


    “古巴货。”我享受地笑了。


    “你都不关心我？”他挑了挑眉。


    “没这个必要吧我亲爱的上司。”


    “你把我当上司？”软木塞啵的一声飞出，亨利将红酒倒进醒酒器，“还需要醒一醒，好东西总是需要等待的，你可以先吃点起司，在那边可不容易吃到。这是高品质的蓝纹。”


    “有牡蛎吗？”


    “如果你想吃，可以叫酒店的厨房现做。”


    “我想带点回去。”


    “没问题，阿尔，那边的确很辛苦。”亨利悠哉悠哉地摇晃醒酒器，不时凑近瓶口嗅闻。他很懂酒，但在我的印象中他不怎么喝红酒。也许是为了逃避痛苦的回忆吧，这甜美的酒液会把他带到回不去的战前时光。众所周知，当时为了逃去美国，赫尔谢尔家几乎被迫放弃了所有的产业，引以为傲的葡萄酒也拱手相让于纳粹。


    如今，酒还是那个酒，人却不再是那个人。我看着眼前这个快五十岁的男人，和煦温柔，眼眸里盛着笑，和我第一次见他时的精英范儿完全不同。


    “亨利。”不知为何，我叫了他一声。


    “嗯？”他抬头看我。


    “你最近还好吗？”


    “这是在关心我？”他笑了。


    “是……没错，我在关心你。”突然，我想到了萨连科时常挂在嘴边的家人这个字眼，我的喉咙感到发紧，“也许可以找个时候，我、你，还有南希，我们可以去度假，就像我们在迈阿密的海滩上时一样。”


    “哦？为什么，你不是最不愿意见到我的吗？”


    “也许吧，亨利，可我现在觉得，人都是见一面少一面的。”


    “你现在像个人了，阿尔，南希说得不错，那个少校——不，现在应该是中校，会让你成为一个人，一个柔软的人。”亨利微笑着，将醒好的酒倒进高脚杯里，“南希说，能挽救一个人，就是挽救我和她曾经的罪孽，她把所有希望都放在了你身上。”


    亨利将一只高脚杯推到我面前，自己举起一杯摇晃着，“你是个正常人，我为你开心，毕竟我心里也是有你的，但我也为此担忧，毕竟你是做间谍的。”


    温情时刻亨利话锋一转，将话题带到了工作上。我悻悻然地反应过来，不禁懊恼起方才的情感流露。见鬼，对亨利这种人只能来硬不来软。


    “说吧，这回叫我来做什么？”我语气变冷，亨利却笑了。


    “你知道现在正是关键时刻，局里斗得厉害，我需要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