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完课后油田派车拉我们去敦煌参观，游石窟找飞天，爬鸣沙山看月牙泉，还到了电影《敦煌》的外景地租了戏装照相。王树增顶盔披甲，手持大刀，威风凛凛，果然是大将军八面威风；我与他同样装束，但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我就想，王树增这样的人转了业和我这样的人还不转业都是军队的遗憾。


    从玉门回来不久，就去了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王树增在职学习，与我同学。我那时还比较年轻，脑子里有资产阶级思想，上课时喜欢看前排漂亮女生的脖子和头发，一堂课下来，满脑子幻想，老师讲的什么我基本上不知道。王树增看我这样子，恨铁不成钢，就经常把我叫到他的宿舍里，严肃地批评我，委婉地开导我，提醒我一要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二要保持革命军人的气节。在他的教育帮助下，我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得到了很大克服，能够认真听课了，学习自然也有了进步。


    这时我跟王树增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我对他说很想转业，他说你千万不要转业，还是军队好。我说你为什么要转业呢？他说当时部队有一个转业回北京的名额，但回来后就后悔了。他是个听到军号就激动的人。他是个嗅到军营大锅饭的气味就胃口大开的人。他是个天生的当兵的材料。他说如果有可能，一定要回到队伍里。我们毕业典礼那天，正好海湾战争爆发，他对我说他一定要归队。正好部队急需剧本创作人才，他果然就归了队，成了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的编剧。


    最近的消息是：王树增写出了60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远东韩战》，写得很有些惊心动魄。我的朋友王树增，现任武警创作室创作员，此前曾任武警文工团副团长，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副团长、编剧，鲁迅文学院办公室主任、在职研究生，武汉空军创作室创作员，武汉空军文工团编剧（曾登台演出过话剧、相声），武汉空军某部伞兵，山西临汾地区插队知青，北京学生，儿童。


    提起他的作品他总是说那不值一提，但提到他的8年伞兵生活，他的话就会滔滔不绝。


    “我总忘不了那一剎那——飞机载着我们这些全副武装的伞兵在拂晓幽暗的天空中爬升、爬升，突然，一股温柔明丽的颜色涂满了我年轻的脸……”在过去的岁月里，许多次，他站着，笔挺，像一棵松树，眼睛里闪烁着心驰神往的光彩，对我说：“那时候，我们经常从天而降……”


    （摘自《军营文化天地》2000年第5期）


    回到《1901年》（莫言、王树增对话录）


    ★《1901年》不是写“皇上”的书


    莫言：树增，首先祝贺你在《远东韩战》之后又写出了《1901年》这样一部大书。我觉得这两本书都具有以往纪实类文学作品中比较少见的宝贵素质：客观性。后者比前者更为明显。我很想知道，面对浩如烟海的素材，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判别和选取的？


    王树增：书写的历史毕竟不是历史本身，所有关于历史的记述都难免评价，因此，“客观”地叙述历史只是相对的。这个客观不仅仅是叙述历史事件进程的客观，还包括“评价”上的“客观”——这个客观也许更有意义些，因为对历史的回顾，其有价值的意义在于回答当代人生存状态中的某种困惑。


    写《1901年》的时候，我对野史笔记给予了极端的重视。我贊同鲁迅先生的论断，从更“接近真实”的角度上讲，野史笔记比官修正史可靠得多。但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有一个取捨问题。我对史料的判定原则是：有明显标榜其政治立场者，剥其伪装反向取证；对人物、时间、地点有明显编造者，究其为什么编造后弃用；故弄玄虚装神弄鬼者，当戏剧剧本看待；躲躲闪闪吞吞吐吐者最有价值，其忸怩之处往往就是真实所在。


    莫言：去年的5月份，我们一起专程去保定参观了直隶总督衙门。当时，我正在创作《檀香刑》，我去保定的目的是想看看衙门的布局和结构，以免犯了技术性的错误。你的《1901年》中的好几个重要人物都在这座衙门里当过总督，而总督府对面的莲池书院里也发生过触目惊心的故事。我想知道的是，在那次参观中，你想了些什么？你还记得总督衙门前那座刚刚修建起来的、肯定比过去的要辉煌的牌坊吗？


    王树增：当时我感觉你不是去游览一个古蹟，而是如同回老家，去见一个值得纪念的先人。作为中国人，我们有理由对历史中的“权势”存在一种畏惧和仰慕，仅仅看见总督府里的那顶官轿就足以令我们这些草民心灵颤慄想入非非了。当时你举起相机要拍照，结果被看轿子的工作人员教训了一顿，似乎你的闪光灯一闪，轿子就可能灰飞烟灭。其实，整个总督府、整个清王朝就是一顶大轿子，尽管你我的先人当年无不抬得有滋有味。


    一进莲池书院就看见了民国要员修建的别墅，然后就是几对耳鬓厮磨的恋人，只有你我两个心怀鬼胎的傢伙一路东张西望。1900年夏天，70多岁的清廷重臣、户部尚书、道光皇帝的老丈人崇绮自己搓好了一根绳子，吊死在书院的偏房里。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没有记载他到底死在哪间屋子里，于是我觉得每间屋子里都阴魂缭绕。


    历史是平民创造的，历史是平民的历史。我对当今电视电影中那个拖着辫子神气活现的“皇上”有一种本能的厌恶。如果说到历史的辉煌的话，和那些个“皇上”无关，包括风雅的干隆和懦弱的光绪。《1901年》不是写“皇上”的书。在《1901年》中，我过多地使用了“平民”这个字眼，这是中国人不太习惯的名词，但我觉得只有这个名词才具备广泛性，它包括除了“皇上”和“皇亲”之外的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日子过得远不如今人想像得那般滋润豪华的官吏们。就政治而不是文化而言，大清国从来没有辉煌过，即使今天的人修建了辉煌的牌坊。那座今人修建的牌坊下有个小广场，孩子们在嬉戏，恋人们在亲昵，倒是一派温情。这是我们留恋生活的最充足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