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所得出的最重要的判断是：大清帝国是棵衰而未死的参天大树，在数百年根基的支撑下，决不会因为当前的这么一会儿的狂风而轰然倒下。它将渡过所有的难关，依旧皇威浩荡，龙旗猎猎，山河一统，万民臣服——在帝国的历史上，李鸿章对满清皇室的忠贞不贰可谓死心塌地。即使是他的政治死敌，可以攻击他的任何方面，也没有攻击过他的君臣之节。在显赫荣耀、青史留名的“名臣”和身败名裂、万人唾骂的“叛臣”之间，对于李鸿章这样的一个人，不存在选择的问题。
李鸿章在广州上船的时候已经把这些想得透彻了。或者说，他是在想透彻了这一切之后才决定上船北上的。
轮船离开香港码头的时候乐队和仪仗队照例欢送。卜力站在一大群外国领事中间，茫然地看着“平安”号渐渐消失在海面上的雾气之中。
“平安”轮沿着帝国的东南海岸北行。
李鸿章长久地坐在甲板上，望着波澜起伏的海面和远方隐约可见的大陆。沿海的几乎每一个地名都能和这个帝国的屈辱联繫在一起，也和他的官场生涯联繫在一起。他贪婪地欣赏着每一处风景，根本不理会随行人员让他进舱休息的劝说。已经苍老不堪的李鸿章知道，他已经没有可能再一次欣赏帝国大好的河山了，这个辽阔的帝国的每一排海浪、每一片岩岬，都是他今生今世得以相见的最后一次。
天色已黑，海浪拍打着船舷，夜风猛烈地吹来。侍从们把李鸿章连同他的藤椅一起抬进了船舱。在船舱幽暗的灯光下，他们看见这个老人的眼眶里饱含泪水。
没有人劝慰他。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是朝廷的宠臣，是威严的高官，是冷酷的上司，是一个古怪阴鸷的老者。
三天之后，李鸿章到达上海。
前来欢迎他的官员和在场的所有报馆记者个个都想接近这个当今朝廷最宠信的重臣，但是他们都有些失望：他们看到的不但是一个衰老不堪的李鸿章，而且这个老头儿一身民间衣着，一言不发，甚至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便匆匆离开了码头。几乎是同时，一个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也许是“平安”号轮船上的水手们透露的——总督大人不走了。
所有的人都一头雾水：李大人不是奉诏入京的么？老佛爷等他正等得着急上火呢。
进入寓所，李鸿章斥退左右，再次细读他的儿子李经述发来的急电：天津失守，北京将不保，万勿冒险北上，切切。
本来想在联军攻打天津之前赶到天津直隶总督府，经过周旋把联军的攻击制止在天津城下。天津不失，京城无险；京城无险，朝廷无恙。但现在一切都晚了。
李鸿章没有直接给朝廷写奏摺，而是给袁世凯打了封电报，请袁世凯为他代奏：
奉命于危难之中，深惧无可措手，万难再当巨任。连日盛暑驰驱，感冒腹泻，衰年孱躯，眠食俱废，奋飞不能，徒增惶急。（《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二十三，第33页。）
朝廷的回电很快到达：“现在事机甚紧，着仍遵前旨迅速北来，毋再借延。”（《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4532页。）朝廷的电报表明，什么感冒拉肚子，全是藉口。）
李鸿章拖延了三天才回电，他索性把自己的“病情”描绘了一番，说他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抵沪后触暑腹泻，本拟稍痊即行，乃连泻不止，精神委顿。因念国事至急，理当尽瘁，惟半月以来元气大伤，夜不能寐，两腿软弱，竟难寸步，医药杂投，曾无少效，拟恳圣慈赏假二十日，俾息残喘。（《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二十四，第19页。）
这时，联军已经向北京大举进攻，帝国军队杨村一败，通州再败，已退抵京城。而京城里义和团和帝国的正规军对东交民巷的围攻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李鸿章预感到京城肯定要破，如果这样，将来的时局就更难收拾了。原来他想的舌战联军，消除兵祸，以为朝廷建立殊勛而晚年登上显赫地位的梦想骤然黯淡——国家危难之际，李大人周密思考的核心仍是他自己。李鸿章产生了回广东的念头，并且对慈禧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因为他突然意识到他对朝廷的所有劝说、建议甚至警告，现在看来在慈禧那里都形同废话——“其苦口力谏之言，竟不能胜太后一念报复之心！”（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9页。）
在上海寓所里的日子是李鸿章最绝望的日子。如果说原来称病多少是个藉口，现在他真的病了。他仅仅是“奉诏北上”，没有任何实际的权力，他没有与洋人的联军、与朝廷里那帮气焰嚣张的载漪之流对抗的实力。李鸿章躺在床上，整日望着窗外灰濛濛的天空，听着昼夜不离的报馆记者们在院外喧譁，于是有了一种人在弥留之际恍恍惚惚的感觉。张之洞发来了一封给洋人们的电报，电报的内容主要是想为朝廷开脱责任以“保全太后”。张之洞请求李大人在这封电报上签名。李鸿章终于忍无可忍地愤怒了，回电连君臣礼仪都不顾了，对慈禧大加声讨：
此次误听人言，致拳匪猖獗，责有攸归，此固中外所共知者。尊电一概抹杀，专咎新闻纸，似未足信。即经汉口领事转达外部，不必再致英总领事。若将各使护送赴津，自任剿匪，尚有办法，否则大祸降临，非百喙所能解。（《张文襄公全集》卷126，电牍41，第27～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