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依旧没动身。他拒不奉诏。


    李鸿章一生都是一个对朝廷绝对尽忠效力之人。他知道所有的电报都是慈禧太后发出的，他没有不遵旨的权利，但是局面确实使他难以成行。原因是：政府如果不改变现在的立场，他的北上没有任何意义。


    可是，朝廷的电报又到了，这一次语气严厉了：


    现在事机日紧，各国使臣亦尚在京，迭次电谕李鸿章兼程来京，迄今并无启程确期电奏。该大臣受恩深重，尤非诸大臣可比，岂能坐视大局艰危于不顾耶？着接奉此旨后，无论水陆，即刻启程，并将启程日期速行电奏。（《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4530页。）


    李鸿章似乎不能再迟迟不动了。


    他决定启程。启程之前，他做了他认为必须做的两件事：一是回答记者提问，向社会各界表明自己的立场。对义和团的问题，他说：“拳民仅系愚民，起事原因教民与教士不能辞其责。”关于“宣战”，他说：“清廷并未备战，不能认为宣战。”至于他北上后将怎么办，他表示要“惩办祸首，遣散拳民，与各国议和”。李鸿章的表态是极其谨慎和温和的，对义和团没有使用“剿灭”而用的是“遣散”一词，且还说事端的起因洋人绝不能推卸责任。关于“宣战”的回答也机警巧妙，并且特地为慈禧开脱，说“慈禧皇太后系受人愚惑”。而处理局势的主要原则，他却说得毫不含糊，特别是其中“惩办祸首”的说法，引起了极大的议论。虽然李鸿章有保护慈禧的意思，但话里话外另一个意思也很明白：只要他一旦进京，一大批帝国大员将要大祸临头。（alfredcunningham:anlnterviewwithlihung插ng,p,91.）


    登上“平安”轮之前，李鸿章签署了一封联名电报。这是一个呈给慈禧的奏摺，在奏摺上签名的官员包括了在《东南互保章程》上签名的所有南方大员：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揆、四川总督奎俊、福州将军善联、大理寺卿盛宣怀、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同时，北方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和陕西巡抚端方也在奏摺上签了名。奏摺实际上是向朝廷提出了四点政治要求，口气之强硬明确，与和平时官样文章的风格迥然不同：


    一、请明降谕旨，饬各省将军督抚仍照约保护各省洋商教士，以示虽已开战，其不与战事者皆为国家所保护。益彰圣明如天之仁。且中国官员商民在外国者尤多，保全尤广。


    二、请明降谕旨，将德使被戕事切实惋惜，并致国书于德王，以便别国排解，并请致英、法两国，以见中国意在敦睦，一视同仁。


    三、请明降谕旨，饬顺天府尹、直隶总督，查明除因战事外，此次匪乱被害之洋人教士等，所有损失人命财产，开具清单，请旨抚恤，以示朝廷不肯延及无辜之恩义。不待外人启口，将来所省极多。


    四、请明降谕旨，饬直隶境内督抚统兵大员，如有乱匪乱兵，实系扰害良民，焚杀劫掠，饬其相机力办，一面奏闻。从来安内乃可攘外，必先令京畿安谧，民心乃固，必先纪律严肃，兵气乃扬。


    （《清季外交史料》卷143，第17～18页。）


    令帝国南方诸位大臣想不到的是，当他们的奏摺拟好之时，载漪正在京城里指挥着帝国政府的官军投入了对东交民巷的围攻。


    “平安”轮顺珠江而下。李鸿章一直坐在甲板上的藤椅中，轮船路过虎门炮台的时候他长久地望着。“平安”


    号当天到达香港，码头上有盛大的仪仗队奏乐和礼炮鸣放17响，李鸿章登陆后立刻拜会了各国驻香港的领事和香港总督卜力。


    李鸿章和卜力的会见是一次机密的对话。也许正是他需要这样的对话而有意在香港登陆。这次对话充分暴露了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几乎所有汉族大臣内心深处无时无刻不存在着的一个矛盾。这一矛盾有时模糊，有时清晰，但是从来没有消失过。它由忠诚和背叛两个水火不容的词彙撞击而成的，里面埋伏着一个巨大的野心——这是大清帝国中拥有了充分权力和实力的汉族大员深藏于心的一种野心。这一野心在满族人占据了帝国的紫禁城的那一瞬间便开始萌芽，历经二百多年的风雨已是逐渐粗壮。尽管满人入关掌握政权之后，汉族男人留起了辫子，向满族的皇帝高呼万寿无疆；尽管大清历代皇帝最警惕的就是汉人的颠覆企图，汉人稍有一丝不轨定会株连九族；尽管数百年间作为统治阶层的满族人几乎被汉人同化，并且毫不走样地尊奉着汉文化的一切传统，但是汉人那种被他人统治的感觉近三百年间不曾有一刻消失。除了义和团之外，大清帝国历史上发生的所有反政府的起义或骚乱，无一例外地都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帜，这并不是因为汉人如何留恋那个在景山吊死的崇祯皇帝——皇帝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标志着大明灭亡的崇祯皇帝是一个汉人——这是一个民族正常情绪的一部份，是流淌在世代繁衍的民族血液之中的本能。无论一个汉人在满清帝国的政权机构中做了多大的官，这种与血液融合在一起的本能无论如何也是挥之不去的。特别在他对满人的帝国感到痛苦和失望的时候，首先涌上心头的念头必是：我是一个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