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猜测中国人给这个德国人看的是哪一齣戏，但从“厉鬼战士”的“跳打”上看，或许就是“火烧赤壁”之类的三国戏。尽管瓦德西对中国戏剧缓慢的唱念做打感到了一种无可奈何，但是中国特有的浓重文化氛围还是令他身不由己地受到了影响。据说他是一个“好交际”的人，虽然各国联军的首领不怎么喜欢他，但他也无意与各国将领发生更多的联繫——“我在中国期间，始终倚靠我自己的独立判断，自己做主，寻途而进。”一个“两眼一抹黑”的德国人，到什么地方“寻途”去？瓦德西一头扎进了北京士民们中间。所谓“士民”，是包括中下级官吏、知识阶层、商人和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各界人士。“士为万民之首。”瓦德西在中国古代经典里看见了这样的话。于是，他不但参加“士”们为他安排的各种社会活动，而且还在决定“安民善后”事宜时邀请“身穿长袍马褂的中国人”坐满了他的会议室。


    为了更广泛地博得中国人的好感，这个德国人做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由他亲自主持，在北京举行科举考试。瓦德西对中国的科举制度做了一番研究，认为这个制度既是文化的，又是政治的，值得重视。原来的管理京城的帝国政府各级官吏差不多都逃跑了，北京城的军政要职现在虽全部由联军把持着，但具体办事还得是中国人才能办，可目前“严重缺乏中国方面的人才”。于是，北京城到处张贴出了瓦德西的“圣旨”：将在北京金台书院举行考试，名次靠前者有重赏和任命。洋人给帝国的这次“举考试”出的题目是：文题《不教民战》，诗题《飞旆入秦中》。前者显然是道“政治测验题”，考察对“拳匪”的态度；后者令中国人尴尬了，要把哪国的旗帜插到“秦中”去？插还不够还要“飞”插？——此刻大清帝国的朝廷正在秦中的西安。尽管题目有点“太政治化”，但考试当天还是“人数溢额”，京城里的“士”们人人严肃对待，令洋人们充分领略了东方文采的飞扬。最后张榜公布名次时，与帝国朝廷科举不同的是，“洋科举”有奖金，前三名各300两银子——当然是用抢来的中华帝国的现银支付的。


    对中国“士”们的文化水平深有感触的瓦德西，同时被另外一件事深深触动了，那就是在追查“杀害”德国公使克林德的“凶手”时出现的一位帝国壮士。为了抓住杀克林德的那个中国人，联军使用了一切侦察手段，最后“破案”的线索来自北京城里的一家当铺。一个日本人僱佣的侦探——这个名叫德乐的中国侦探竟然是帝国正规部队中的旗人。一天，他在京城里的小巷中闲逛，路过一间当铺的时候觉得眼边一亮，当铺里怎么会有如此抢眼的光亮？德乐走进了当铺，当铺里的旧物发出霉腐的味道，使本来昏暗的光线更加阴黑了。德乐揉了揉眼睛，他看见了一堆旧物中的一块怀表，光亮就是这块精緻的怀表发出的。德乐向铺主指了一指，铺主将怀表拿出来递在他的手上。闪着莹莹的黄铜色泽的錶针居然还在走着，滴嗒声细微但却清晰入耳。德乐的手掂了一掂，然后他将这块怀表翻了过来——德乐看见了那个死去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的名字，刻在怀表的背面。当铺主人供出了当这块表的人，供出了当这块表的人现在的住处。联军立即派兵层层包围了那个地方，大清帝国神机营满洲兵丁恩海被捕。德军终于找到了让他们一解心头之恨的对象，审问立即开始。对恩海的审问发生时有中国翻译在场，审问的内容和过程均被记录，一个官员用奏摺的方式复述出来准备呈给慈禧，但慈禧远在奏摺已无法送达的西安，于是奏摺被上海的一家报纸发表了：


    审问之时，恩海神宇镇定，毫无畏惧。问官问曰：“德国公使，是否为汝所杀？”恩海答曰：“我奉长官命令，遇外国人即杀之。我本一兵，只知服从长官命令。有一日，我带领二三十人，在街上见一外国人坐轿而来。我立于旁，对准外国人放一枪，轿夫立时逃走。我将外国人拖出，已死，其胸前有一表，我即取之。同事中有得其手枪者，有得其戒指者。我万不料因此表犯案。但我因杀国雠而死，心中甚乐。汝等可杀予以偿命可也。”翻译又问曰：“汝是日醉否？”恩海笑答曰：“酒乃好物，常可饮四五斤，是日实未饮一杯。我无需倚酒希减罪。”恩海真一忠勇之人，侃侃不惧，观者皆为动容，觉得中国军中尚有英雄也。（《景善日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57页。）


    恩海被德军处死在克林德死亡的地方。


    想必一百年前的恩海是在骄傲的心境中坦然就刑的。


    没有比凛然的壮士更能令屈辱中的大清国人伤怀的了。


    令人不解的是，帝国的壮士在暂短的感嘆之后便在国人的生活日子里消失了，而那时京城里的一个妓女因为和瓦德西多少有一点关系，于是成为1900年及其以后日子里的“知名人物”——多少年来这个妓女被用文学、戏剧和民间传闻等形式反覆刻画着，她除了被咒骂成一个“卖国贼”之外，更普遍的观点是说她用牺牲自己的方式挽救了当时的大清帝国。这个妓女本姓傅，名彩云，妓名赛金花，1900年京城人人皆知的“赛二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