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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2页

    这是一个因内心极其复杂致使其政治立场反覆多变的人,他的政治立场的变化轨迹是“存在决定意识”的典型体现。张謇出生在南通一个小地主家庭,自小苦读,有“神童”之称。他的理想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先是金榜题名,然后飞黄腾达,耀祖光宗。考中举人之后,数次赴京会考均落选,直到1894年甲午科才如愿以偿,殿试夺魁。“状元及第,虽将兵十万恢复疆土,凯歌荣旋,献捷太庙,其荣不可及也。”张状元的面前原该是一片锦绣前程。但命运偏偏和他作对,他拜的老师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的皇帝的老帝、军机大臣翁同龢。学生附和老师的政治主张是可以理解的,张謇中状元的那年正是甲午战争之年,翁同龢是激进主战的“清流党”领袖,而其政治对手是坚决主和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张謇义无反顾地站在老师一边,对李鸿章发起了最猛烈的攻击。他写的奏摺铿锵有力,情绪激愤,其中以《请罪李鸿章公折》和《推原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两折影响最大。时至帝国战败,举国悲愤,李鸿章被咒骂成大清帝国的“卖国贼”,张謇的奏摺一时成为流传全国的着名文章。但是,在紧接着的“戊戌变法”中,他的老师翁同龢突然被革职了,这个政治现实对张謇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曾经把有朝一日能够在仕途上达到和“帝王之师”、权势盖天的军机大臣的翁同龢一样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理想,可令他震惊的是,他亲眼看到翁同龢被革职以后生活竟然贫困到只有依靠典当衣物、出卖字画才能维持,这让他对官场风云的凶险产生了巨大的恐惧。经过痛苦激烈的思考之后,这个帝国举国闻名状元做出了一个惊世之举:“下海”经商。


    也许张謇终于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最可靠的东西不是头衔而是银子。


    他投靠在管辖他家乡地域的最高官员刘坤一的名下,开始了他创办纺织业的历程。


    帝国的科举,状元一次只有一个;帝国历史上十年苦读,名登金榜的人历历可数。张状元丢下高官不做,把自己纳入“士农工商”的“末流”中去,这在当时的中华帝国里无论如何也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


    张謇经商办企业的过程是艰难的,但他还是成功了。他在家乡创办“南通大生纱厂”并且很快开始赢利。接着,他又创办了纱厂和“垦牧公司”等企业。但是,南通的纱厂和公司刚刚开始正常运转,义和团运动兴起了,在这种时刻,他情绪的冲动是可想而知的。他所能顾及到的仅仅是:这个帝国和他都需要安定而不要暴乱。谁要是挑起事端砸了他的生意谁就是他的敌人。一句话,他要不惜一切保卫自己的利益。


    张謇坐在盛宣怀的客厅里慷慨激昂是有充分理由的。


    张謇为了游说南方各省官员已经奔波了好几天。他最重要的成果是取得了两江总督刘坤一的首肯。是否得到刘坤一的支持对“东南互保”的成败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因为这个三朝老臣的权势占据着帝国最富足的地盘,他在朝廷的眼里是一位国宝级的封疆大臣。史家大都对这个靠曾国藩的湘系起家,集文人、官吏、军人等多种身份为一身的人物多有赞美之辞,说他“孤高自清”甚至“无私无畏”,是“帝国惟一有气节和道德勇气的最后一个文人士大夫”——如果对帝国浑浊的官场有充分的了解,这些赞誉也不算过分。刘坤一的官宦生涯很长,但仅仅从他对戊戌以后的朝廷内部复杂的争权夺利所持的立场上看,他不愧是一个有主见和有胆量的人。“戊戌变法”期间,即使是在光绪皇帝明确成为变法的领袖,而慈禧太后还没有表示反对变法的时候,刘坤一的奏摺就到达了朝廷。他坚决反对康有为们的变法,称康有为们有借变法之名企图篡夺朝政的政治野心。刘坤一的这一“犯上”举动立刻引起朝野一片大哗:一是因为在大多数官员附和皇帝高喊“变法”的时候,这个老傢伙简直是在往“枪口”上撞呢;二是刘坤一在朝在野影响力都颇大,在帝国的南方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权势,换句话说,他这位封疆大臣连谋反的势力都有。不知道慈禧看到这样的奏摺有什么感想,但正在“变法”兴头上的光绪皇帝自此对刘坤一恨之入骨。皇帝痛斥他的数封上谕迅速传遍全国,使人人都觉得这个老臣的仕途甚至老命有突然完结的可能。但是,没过两个月,变法流产了,皇帝还没来得及给刘坤一以“应有的惩罚”,自己反倒被囚禁起来,慈禧重新执掌了大清的政权。这时人们突然想到:姜还是老的辣——刘大人押宝押对了,只等着看太后怎样重赏他了。但是满朝举国又猜错了。很快有消息传来,刘坤一又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摺,奏摺的内容又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坚决反对废除光绪帝:“若有废立之事,则两江士民,必起义愤!”(《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刘坤一明确表示:皇帝想变革没有错,臣反对的是康有为们的激进做法。现在绝不能废除皇帝,因为皇帝地位的稳定是国家安定局面的象徵。刘坤一奏摺中的一句话至今依旧反覆为史家们引用:“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这句话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作为臣他只承认光绪是自己的皇帝,其他人都不符合“君臣的名分”。作为大清帝国历经三朝的老臣,刘坤一对慈禧酷爱掌权的性格比谁都清楚,可他就是能毫无顾忌地不给慈禧面子。要是换一个人说出这种话肯定是要掉脑袋的。慈禧看见奏摺后的恼火可想而知,但她终于还是迫于另外两个南方大臣的压力没有对刘坤一动手。那两个南方大臣是:刚到广州上任不久的两广总督李鸿章和坐镇武汉的湖广总督张之洞——请注意这个名单,帝国南方的官员和朝廷唱反调是有历史的,但在关键而重大的政治问题上,他们的立场出奇的一致。另外,慈禧为了帝国政权的稳定也需要刘坤一这样的大臣支持——“其坚毅之操,老练之识,不愧古大臣风度,夙为太后之所倚信。”(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9页。)即使是最阴险的慈禧也明白坐天下最终还是要依靠正直刚毅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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