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最后一刻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来得及逃亡的那些贵族们，在联军闯进大门之前的短暂时间里，开始了竞赛似的集体自杀——这种同样果决迅速的集体仪式，曾在元军突入大宋的时刻、清军突入长江沿岸的时刻、太平军突入沿海城市的时刻多次在帝国的历史中出现过。千百年来这种仪式混杂在多种道德评判的名称下成为这个民族历史中极其罕见的悲伤景象。


    那个狂热歌颂义和团“法术”的大学士徐桐，八十多岁的他已经没有力气跟随太后逃亡了。于是，他准备死。他对他的长子说，他是帝国的“首辅之尊”，遭遇如此国难，“必该殉国”。这个准备一死的老贵族在房樑上系了两条绳子——他决定和他的第三个儿子一起死。他的三儿子就是现任刑部侍郎，斩杀袁昶等反战大臣的监斩官徐承煜。帝国的大学士认为，只有当官的儿子才有资格与他一起殉国。父子俩人同时登上了板凳，同时把绳索套在了脖子上，然后大学士看着他的儿子，他希望能够看到儿子“大义凛然”的场面，但是，他发现他的“老三”正在看着他呢，眼神分明是希望父亲先死。两个人僵持了好一会儿，徐承煜突然把头钻出绳索，跪下来，哭道：“儿子先死，无法为父亲尽孝，请允许为父亲殓葬之后儿再死！儿子一定死！儿子不敢偷生！”大学士徐桐“欣慰”地一笑，嘆了一口气，流出两行老泪，对长子说了他此生的最后一句话：“你无官，可归隐老家。记住，教导子孙，劳动读书，就是别当官！”说完，他脚一蹬。板凳倒了，帝国的大学士死了。徐承煜立即在院子里挖了个坑，把父亲的尸体拖进去草草埋了，然后趁家人没注意，跑了。没过多久，他在城外被日本军队捕获，关押了一阵后被当做“罪犯”之一砍杀于菜市口。杀他的时候有洋人“监斩”，并且举着照相机在他身首分离的瞬间按下了快门，那张照片成为大清帝国那段悲惨岁月的清晰见证。据说徐承煜跑后曾经偷偷回家过一次，发现全家妻妻妾妾男女老幼随从僕人共16人，全部悬樑于厅堂内，那情景几乎令他精神错乱。


    北京城破之日，集体自杀的贵族家庭还有：


    宗室奉恩将军札隆阿和儿子、儿媳、女儿和孙儿一起自缢。


    宗室侍读宝丰，“追两宫未果”，全家吞金而死。


    宗室侍读崇寿，杀全家老少之后，“自刃胸腹以死”。


    奉天府尹福裕全家7人全部溺死。


    二等侍卫全成全家5人服毒。


    一品官富谦全家12人自焚。


    护军参领续林先用刀杀了妻子儿女，然后自杀。


    都统御前侍卫奕功，在联军冲到他家门口的最后时刻，插紧大门，率领全家妻妾子女共10人进入后院，堆起柴草，阖家自焚。没有被烧死的人爬到井边投井。


    吉林将军延茂多日在安定门城墙上指挥阻击战斗，战斗失败后只身回家，与母亲、兄嫂、弟媳和子女共12人，引火自焚。


    中书玉彬与母亲赫舍里氏以及妻子兄弟等，全自焚。


    庶吉士宗室寿富，全家集体上吊。寿富体胖，悬绳崩断，其弟帮助他整理绳子，又为两个妹妹和一个侍女“从容理环，后乃自缢。”


    国子监祭酒熙元和王懿荣，在洋兵破城之时，迅速回家，前者和老母等家人一起服毒，后者与妻子投井。


    三品衔兼袭骑都尉员候选员外郎陈銮一家集体自杀的人数最多，达31人。


    在死亡之前的最后一刻依旧能够用文字记载下当时帝国悽惨而恐怖的情形的贵族，是景善。无论中外，研究中华帝国庚子事件的学者无不把《景善日记》当做最重要的史料之一。景善这个老贵族坚持记日记的习惯令后人惊讶。他不但对帝国那段混乱日子的每一天都有详尽的记录，而且最后的一篇日记竟然记于农历七月二十一日，即公元1900年8月15日——那一天北京城陷落，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出逃。在这一天的《景善日记》里，记有内务大臣文年告之太后出逃的消息，记有儿子告之大学士徐桐自杀的消息，记有家人“吞烟而死”时他阻止不了但自己并“无此拙见”等内容。景善甚至还拖着年迈之躯把自己家银子埋藏了起来，他坚信那些洋人“必不知予藏金之所在”。这篇日记的最后的一句话是：“奴僕星散，至无人为予治晚餐。”


    时年77岁的景善，其父桂顺在道光年间曾为都统，其家与叶赫那拉家族有亲谊关系。他本人做过翰林学士和内务府大臣。由于他的显赫出身和他当过帝国最有油水的内务府大员，因此他必定积存有令他捨不得死的大量银子。然而，当他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饿着肚子写完最后一篇日记的两小时之后，他被他的儿子连拉带拽地弄到了自家的水井边。景善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儿子恩铭就是慈禧逃到颐和园时出来接驾的那官员，恩铭跟随慈禧逃亡了。二儿子从联军攻城时起就没回过家，毫无音信，生死不知。大儿子恩珠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平时父子总是因为儿子不断地向父亲要钱而发生口角。恩珠还是一名狂热的义和团团员。当全家人都自杀之后，恩珠回来了，即使在绝望的时刻，他还是没能从父亲口中得知银子藏在哪里。于是他觉得有必要“帮助”老父亲“殉国”。年迈的老父亲仅仅挣扎了几下，便被他的儿子塞到井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