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元被押上刑场要被砍头的时候，突然刑场上一阵骚动，载澜骑着高头大马飞奔而来，在他的马前马后，一群义和团呼喊着，簇拥着。载澜的马后拖着一个东西，在尘土中乱七八糟的一团。马上就要挨一刀的联元竟然有心好奇，问：“此为何物？”有人应声：“立山大人！”原来，最后决定处死立山之后，载澜亲自前往刑部大牢，捆住立山的手脚，“系马后拖拽而出，及就刑，面目狼藉，气濒绝矣。”（《庚子诗鉴》，《义和团史料》65页。参见《清代人物传稿》（下编）卷六，清史委员会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14页。）一个往日花天酒地依红偎翠的人物，在刽子手还没下刀之前，就已经成为一团凌乱的血肉了。


    没有人敢为被杀的大臣们祭奠，包括他们的家人。在那个疯狂的时刻，哪怕做出任何一点表示同情的举动，都可能会被载家兄弟当做“汉奸”或者“满奸”而被绑在马后拖个骨肉分家，或可能会被义和团们当做“二毛子”、“三毛子”斩尽杀绝。


    另外一个被判死刑的是已经79岁的兵部尚书徐用仪。这个老人直到不久前才当上了他一辈子都渴望的尚书。如果说他在官场上犯过什么“错误”，那就是他曾经表示过，不贊成立端郡王的儿子为皇储。现在，帝国把他抓起来的理由是：有人报告，在袁昶等人被杀之后，这个老头掉了眼泪。老人死后，尸体被放在一个破庙里，没有任何人敢去收殓，很久之后才去了一个人，是他的儿子。徐用仪临死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死在洋人没有进京之前，也算是福气。”直到帝国的灾难平息之后，辛丑年二月，徐用仪的遗骸才被护送南下。史书对此记载道：“江督以下官吏，暨南数省士夫，并致祭焉。”（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20页。）


    只有一个例外。当立山被载澜的高头大马拖往刑场的时候，当立山的那团血肉在帝国京城的黄土中翻滚的时候，路边公然跪着一群人，明目张胆地“为立山大人送行”。这些不怕死的人是被大清帝国鄙视地称之为“戏子”的人，其中有很多是家喻户晓的名角，其中一个唱武生的，以善于演悲壮的古代英雄而名噪全国，他的艺名叫“盖叫天”。


    此时，距离联军攻破北京城墙仅仅还有三天。


    7、帝国的城墙


    1900年8月的京城静静地躺在北方烈日下白茫茫的暑气之中。


    在京城的正东和东南两个方向上，在被烈日烘烤得叶片曲捲起来的玉米地的边缘，在散发着强烈水腥气味的小河沟旁和遍布着夏蝉声嘶力竭的浓郁的柳荫下，时时闪出身穿彩色军服的各国士兵的影子。各国军队都派出了侦察兵。帝国的骄阳已经把他们晒晕了，他们仿佛觉得此刻正置身赤道。越接近北京城，越看不到中国百姓的影子，这让他们感到安全，同时也感到痛苦，因为他们找不到解渴的水井。他们不敢进村。快要中暑的时候，他们把头扎进河沟浑浊的水里，然后带着强烈的水草和鱼卵的味道，在望远镜里向他们想像中的帝国的都城窥视：远远的，在一望无际的庄稼地、茂密的芦苇丛和黄得耀眼的土道的尽头，一道灰色的线在蒸腾的蜃气中漂浮。


    那是世界上最高最长的城墙。城墙的后面就是这个巨大帝国的都城。


    这个都城的结构早已经被联军军官们在地图上研究多次了，每一次面对地图，军官们都惊讶不已，因为世界上还没有哪一座城池像帝国的北京城一样坚固而复杂。


    北京基本上是一个长方形的巨型堡垒，高大厚重的城墙竟然有四层之多，数不清的城墙大门把军官们弄得眼花缭乱。最外层的城墙包裹的是外城，西方人称“中国城”，因为根据这个帝国的规定，汉人一律居住在外城。外城共有七座城门：东便门、广渠门、西便门、广安门、左安门、永定门和右安门。内城，因为是满人居住的地域，因此被西方人称为“满城”或“鞑靼城”，这里有九座城门：东直门、朝阳门、西直门、阜成门、正阳门、宣武门、崇文门、安定门和德胜门。内城里面是“皇城”，西方人称之为“红色禁区之城”，有六座城门：大清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东安门、地安门、西安门。最里面是紫禁城，是皇帝居住的区域，有四座城门：午门、神武门、东华门和西华门。


    高而厚的城墙不但即使使用炸药也不能轻易将其打开缺口，而且还是一个连体堡垒。城墙上的每个城垛都有射击孔，每座城门都有重兵把守的箭楼高高耸立，垛口和箭楼组成的交叉火力可以封锁到城墙下的任何角落。


    联军占领通州的那天，1900年8月12日，在点燃让京城人“产生巨大恐惧”的篝火的同时，联军在通州召开了进攻北京城的军事会议，北京城的地图再一次铺在了联军军官们的面前。


    在地图上，各国军官们再次温习了那些城门的名称，为了让军官们记住，一个充当翻译和顾问的中国教民详细地向军官们解释了每一座城门名称在汉字上的意义，比如“神武”和“德胜”是崇拜武功的意思，而“朝阳”、“阜成”有吉祥富贵的含义。最后也没把这么多城门搞明白的军官们领受了各自的攻击路线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