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军官兵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的大规模屠杀，再一次证明了“保卫使馆”不过是帝国主义们的又一个藉口。这些19世纪起就不断寻找藉口入侵中国的列强，此刻他们发射出的枪弹和炮弹比真正的战场上还要猛烈，他们没有受到任何反击，他们不需要掩体，只是一味地射击，射击。他们居高临下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在平民的疯狂的拥挤、践踏和大规模的死亡中，他们的射击竟然从凌晨一直持续到再也看不见一个活着的中国平民了才停止，这时已是中午时分。


    “自城内鼓楼迄北门外水阁，积尸数里，高数尺。”（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丛刊《义和团》（二），第157页。）


    天津鼓楼四周的每一条街道都被平民的尸体塞满，“少者上百具，多者数以千计”，大部份是妇女和儿童，全部是在惊慌之中从家里逃出时被枪杀的。而躲在家里没有逃出的人，大部份也被炸塌的房屋砸在瓦砾之中，有的是全家数口。整个天津城内，帝国平民和士兵的鲜血汇集在一起，顺着街道的地势流淌，人行其间，黏稠的血沾在鞋上，“根本无法躲闪”。


    这仅仅是屠杀的序幕。


    联军在天津城内贴出告示：镇压义和团。除了捕杀义和团团员之外，“禁止私自设立各会和张贴揭贴”，“限期收缴民间的武器、军服”，“逾期定斩首之罪”。“如有通匪滋事，或窝藏不报者，一经查出，或被告发，立即严拿，治以军法，决不宽贷。”


    天津城内帝国平民的尸体还没有收拾干净，联军官兵、洋巡捕、华巡捕就在中国教民和一些绅商的带领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全城捕杀行动。联军在直隶总督衙门里缴获的义和团名单是他们捕杀的主要依据，当然还有教民们的揭发、居民们的供认以及联军官兵们的判断。判断的根据大约是：青年男人和未婚的女子、肩上似乎有扛过枪枝的痕迹、身上有红色的或者类似红色的衣服、脸上有愤怒的表情、单独一人走路并且神色匆忙。总之，一切有可疑迹象的中国人。


    被抓的中国人不计其数，一律集中在一起砍头。那一天，仅悬挂在天津都统衙门门口的、被称之为“义和团首领”的头颅就有66颗，其中一颗人头不是义和团员，而是天津道台谭文焕，他被砍头的理由是镇压义和团不力。抓到一个义和团，他的全家或者他藏身的人家全部被处以死刑，以“彻底剿尽杀绝”。联军官兵和洋巡捕草木皆兵，在河东，三四十名农民结队在一起行走，被联军当做义和团而射击，全部被打死。城外的一家人正办喜事，突然联军沖了进来，将一对新人和宾客全部杀死，原因是新郎披红绸，新娘穿着红衣。


    “天下第一团”张德城的老家独流镇，遭到联军的包围，无论老幼，“剿除干净”。镇内街巷和房屋里，到处是居民的尸体，全镇的老人、儿童、妇女，无一幸免。


    天津的城内和郊区，成了一座积尸场。“到处可以嗅到在酷热的天气里腐烂尸体的臭味。你在这儿发现一个义和团的尸体，而在另一个地方，你又会发现两三个被一枚炮弹重伤的清军，堆在一块。你未听见呻吟的声音吗？听，有，那个在血泊中躺着的中国人还活着吧。当问他是否需要喝水——这是人们可能给予他的惟一的帮助——他闭上眼睛，没有回答，屏住呼吸，装做已经死了的样子。很多可怜的伤员，由于缺少援助，留在这儿等死，因为红十字会并没有向中国人开展工作。”（（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马京虹、刘燕武译，载《八国联军在天津》。）


    清理天津城内的尸体，“三日尚未干净”。


    根据目击者回忆，“俄国人杀人最多”。俄军大规模的杀戮地点是车站和租界附近。车站旁，“堆积中国百姓尸体数以千计”；而租界附近由于尸体太多，“不得不开放浮桥将尸体沖向下游”。一个叫做科罗斯托维茨的俄国军官后来这样写道：“天津似乎只剩下10万居民了，而过去有100万。”（（俄）科罗斯托维奇：《俄国人在远东》，李金秋、陈春华、王超进译，见《京津蒙难记》，文史出版社1900年12月版，第174～175页。）


    中国人描述匪徒恶行的时候，大多用“杀人放火”一词，联军官兵杀人之后便是放火。大火烧毁了天津城内几乎所有的房屋，天津河东一带原来一望无际的房屋几天之后便成为一片空地。自马家口至租界周围，原来高楼林立，瞬间荡然无存。从法租界到城里的路上，所有的房屋均成废墟，至闸口的两里长街“亦不剩一屋”。从锅店街至估衣街口，直至针市街，所有的房屋全部烧尽。损失最大的是临街的商铺，隆顺、隆福、瑞蚨祥分号等财产雄厚的商号，资本上千万金，都被大火吞灭。


    联军的烧杀行为，都是在“剿灭义和团”的名义下进行的。但当天津城陷入一片恐怖中的时候，天津义和团主要首领张德成、曹福田不见了踪影。一说是他们携带着政府发给义和团的巨额饷银逃亡的时候被帝国军队的官兵抓获；另一说是，尽管他们还原了一身普通农民的装束躲藏了起来，最后还是被愤怒的农民们揪了出来，死在乱棍锄头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