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福祥是军人，不是政治家。他原是回民中的“枭雄”，西部的回民曾经大规模地“举事”，这是慈禧骂他是“强盗”的缘由。他后来归顺左宗棠，又带军队去西部镇压回民，于是他官至甘州提督，回民中之前还没有当上帝国如此高官的。他到京之后，慈禧太后多次召见过他，他说：“臣无它能，惟能杀洋人耳。”（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13页。）这句话曾经让慈禧欣喜和感动。刚毅、徐桐等帝国高级官员对他格外赞赏，说“他日强中国者福祥也。”（同上）他本是荣禄的崇拜者，之所以告状，也许他已经意识到：洋人不是那么好打的，将来是什么结局还很难说，而自己正被荣禄等人利用。被慈禧一顿骂之后，董福祥放缓了对使馆的围攻，以至直到联军攻入北京，他的几千官兵也没把仅仅有400洋人据守的使馆占领——“董福祥且屡以使馆尽毁矣，今以二十余日，洋兵死者寥寥，而匪徒骸骼狼藉，遍于东交民巷口。”（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4页。）虽然最后他还是上了洋人们要求“惩办”的官员名单，但是他跑回西部去了，无论是朝廷还是洋人，竟然都不敢杀他，因为怕回民再次“举事”。慈禧说对了，在朝廷眼里，董福祥也就是一个“强盗”。


    7月初，天津前线的帝国军队和各国联军正在老龙头火车站和天津租界混战，在某一时刻，联军真的显露出全线崩溃的迹象，所以裕禄不断派人送至朝廷的“捷报”至少有一小部份是有根据的，但绝大部分却是夸大其辞渲染战果的报告，它们无一不严重地影响了慈禧的判断。于是，她在那些天里所表现出的颠三倒四出尔反尔，使她看上去不像个政治家而更具女人味——刚命令军队加紧对使馆的进攻，紧接着便派人给使馆送慰问品；刚在山西巡抚毓贤的奏摺上批示“杀尽洋人，以清乱源而安民生”，又对某些大臣反对进攻使馆的奏摺表示贊同；刚表示说她知道事情不是杀几个洋人就能解决的，又说既然洋人反客为主就要让他们看看谁是真主人；刚刚因为在前线战报中看见“斩洋兵数十，缴骆驼两匹”而心情好点，便前呼后拥地到西苑乘船游湖，但船刚行湖上，一声炮响吓了她一跳，原来驻守西华门的帝国近卫军正用大炮支持义和团攻打一个法国教堂。于是她的脸色立即黑了下来，下旨在游湖的时候直到回宫之前，京城内谁也不准开炮，要开炮就离远点儿，不许让她再听见！


    阴历的六月初六，虽然不是什么节日，但却是中国人约定俗成的一个特殊的日子。


    正值盛暑，天气炎热，物品容易霉烂损坏，而民间传说道，此日晒衣衣不蛀，晒书书不蠹，家畜洗澡不生虱子。于是每年的这一天，按照京城人的老习惯，是晒东西的日子。“老儒破书，贫女敝缦”，均要在强烈的日光下一曝。除了家畜之外，猫狗也要赶到河里洗个澡。女人要在这一天洗发，说是可以使头发保持一年“不腻不垢”。所有的庙宇都在大门口“晾经”。大街上的商家更是大张旗鼓地开晒，皮货铺、估衣铺门口，服装皮货全都挂了出来，展销似的，参观的游人人头攒动，伙计的叫卖声连成一片。喜轿铺把轿围子的绣片、执事旗伞、鼓围子、桌围子以及轿夫们的服装，一律般出来铺在地上，如同民间工艺品展览。店铺的伙计们今天可以不干活，掌柜的还准备有犒劳他们的酒肉，于是敲锣打鼓地表示高兴。


    晾晒的传统皇家也不能免俗。皇家档案馆皇史晟在这一天把全部的《列圣实录》、《列圣御制文集》等统统摆在殿外，洋洋大观铺得到处都是金嵴大书。在光绪十年之前，皇家仪仗使用大象，大象也被象奴牵出来，这种北方罕见的巨大动物排着队，步履蹒跚地到宣武门外西闸下河去洗澡，京城万人空巷，观者如潮。而皇宫大内里，全部的銮驾，无论辇舆、仪仗，也都被搬出来摆在了皇宫院落的空地上，彩帜神旗、各式法器和八般兵器排列整齐，犹如庆典。


    晴空万里，阳光炽烈，满城五颜六色，花红柳绿，只有慈禧的寝宫里潮湿阴暗，犹如她此刻的心情。


    无论前线裕禄如何“捷报”不断，但是从其他渠道传来的消息，都是帝国军队失利的内容。经过甲午年间的教训，慈禧知道如果真的开战，帝国恐怕还是凶多吉少。如果这回真的败了，她的统治地位也就结束了。从她内心里讲，义和团能够把洋人们杀光的幻觉依旧没有消失，但是精明的她在清醒的时候，还是“至为窘苦，心中迷惑，已入黑暗之地。”（同上，第169页。）南方封疆大臣们不断来电，毫无例外地不支持政府的决策，其中言辞激烈者以对政局颇具影响力的老臣、两江总督刘坤一为最：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衅不可开。史书记载刘坤一的电文“言至痛切”，这让慈禧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经过彻夜思考，她突然给各国驻华使节写了一封公开信，说是给各国公使提供一份材料，好让公使们以此向各国外交部“有个交代”，其内容可谓自义和团“起事”以来，对帝国政府立场的陈述以及对帝国宣战的解释，但行文生涩，吞吞吐吐，左闪右躲，含糊其辞，别说当时的各位使节，即使今日闲读，依旧徒生烦乱，不知出自慈禧身边的哪位文吏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