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的军队是世界上少有的纯粹用于防卫的国家军队。帝国士兵的使命永远是防御而不是进攻。帝国的军人相信：他们的国家有足够的资源而不需要征服，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出产足够供养和支持他们来保卫这个国家了。帝国的军人愿意把防守型的长城当做自己形象的象徵。穿着蓝色和灰色土布制作的军装，帝国的士兵们站在长城的垛口背后，用嘲笑的神情望着长城外那些骑着瘦马、手持弯刀的异族人困惑的面容，并且戏嚯般地在墙砖的缝隙中向外部世界射箭。异族人在横在他们面前的这堵世界上最长的大墙上寻找着可供攻击的弱点，但是，这座叫做长城的着名的墙几千年来几乎无懈可击，如同帝国的军队一样。
尽管中国是世界上发生血腥战争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但是，其实中国人并不是一个特别好斗的民族。春秋时期是温和的儒家学说尚在襁褓中的时期，因此，那个时期战斗中的士兵还保留着原始的凶猛，但是，儒家学说一旦成为这个帝国的精神支柱，中国人的尚武精神就渐渐丧失了，除了东北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之外，帝国的男人即使吵架也和女人相像起来。大多数中国人不喜欢凡事情绪冲动，连同帝国的士兵在内，大家都遵循“君子动口不动手”的祖训。有人曾经把中国人和同样是东方民族的日本人的性格做过比较，结果是：日本农民的身上，永远隐藏着一种军人式的凶猛表情；而在帝国士兵的脸上，永远隐藏着一种农民式的温顺厚道。帝国的士兵即使在战斗的时候，出现在他们的脸上的最多是一种热血贲张的激愤和慷慨赴死的平静。帝国军队自古很少有内部的譁变——只要有一个军官举起手示意有话要说，帝国士兵就会安静下来。帝国士兵不可改变的农民性格，使他们成为世界上最能吃苦、最能忍受，面对流血、伤残和死亡最平静的一群男人。
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军人有着重大区别的是，帝国士兵的名声不好。西方国家的军人是社会普遍崇拜的英雄，一个为国家利益捐躯的普通士兵的名字甚至可以用来命名一座城市。但是，在中华帝国，国人却一直把担负着偌大帝国国防任务并且承当着巨大牺牲的军人，看做是惟恐避之不急的职业。“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也是这个民族的千年古训。中国军队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被普通的中国百姓看做是和一枚钉子一样不甚重要。
熟悉帝国民间生活、并且曾经对帝国士兵做过细緻观察的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在其着作中对帝国的士兵、特别是对在1900年将要面临殊死战斗的帝国士兵，作过如下的描述：
他们显得并不威严，即使他们的个头很大，人们在见到他们时总免不了流露出一种半带鄙视和讥笑的神情。当官的没有教过他们如何使自己显得精明或表现出军人气质，以西方人的观点看，他们从没受到过任何值得称道的训练。中国的士兵没有被要求站直、挺胸，以充分利用父母赐予的每一寸高度。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着装，在环境恶劣的道路上散漫地行军。
士兵们很不讲卫生，这实在是一种令人作呕的习惯。士兵们对水和肥皂从来都报以敬而远之的态度。他们看上去邋遢而且骯脏，好像从来都是穿着军装睡觉。早上他们不洗脸，又不把自己那皱皱巴巴、汗臭味十足的外衣换下。在南方的一些省份，士兵们根本不穿鞋，这更使他们丧失了军人的气质。
中国人天生很随和，即使成为士兵之后，这一天性也不会有多大变化。他们显得单纯而又孩子气，好像自己并不是被徵召来为国打仗的。一个值勤的卫兵以中国人的方式蹲在地上，一群老百姓聚集在他身边触摸他的枪，他向人们介绍步枪的结构，并且暗示，自己的枪并不比原始的长矛高级多少。
为士兵配备军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政府从来就没有在这件事上伤过神，只是在前胸和后背上分别多一个大而显眼的“勇”字而已。如果哪个士兵想要掩饰自己的身份，他只需将军装反过来穿即可，这样他就立刻可以变成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军装仅由一件紧身的上衣和一条裤子组成，它们都肥肥大大的，一点儿也不合身。中国人习惯席地而坐，这种姿态很不雅观，但裤子的设计就是为了让人做出这样的姿态来的。
每个士兵都把枪扛在肩上，另外每人还配备了一把扇子。扇柄插在背后的衣服下，另一端伸出来，离耳朵很近，这样在行进中就不会给他带来不便。如果天热，他们就把扇子打开盖在头上，用辫子将扇子柄缠住。
另一件几乎与扇子同样重要的东西是竹烟枪。在长距离的行军中，时不时地吸上几口旱菸，既可以缓解行军的劳累，又能抑制飢饿引起的阵痛。
第三件重要的东西是雨伞。每个体面一点的士兵都有一把雨伞。如果没有雨伞，作为军人的“勇”的品质就会受到质疑，旁观者也会感到他们没有尽其所能。注重实际的中国人并不认为一个士兵被雨水淋湿会提高一个军人的尊严。
这些士兵是和他们一样受到严格训练、纪律严明的帝国战士们的后代，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勇敢战斗，中国的疆土才一个省一个省地扩大，发展成为今天世界上地域最为广阔的帝国之一。（《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麦高温着，朱涛、倪静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35～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