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当时没有人这样想过。


    后人不断地“考证”和“分析”这份在帝国最危急的时刻出现并最终导致了帝国厄运的“洋人照会”，其结论和百年前帝国大员袁昶的声音一模一样：这是一封伪造的外交照会。换句话说，这份照会和洋人们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中国本土制造出来的。


    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案值”最高、使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最大的一宗“造假案件”。


    造假者，载漪也。售假者，荣禄也。


    制造这样一份“假照会”，载漪有充分的“作案动机”。当时在整个帝国内，只有这个端郡王更急切地想让帝国和洋人立刻真枪实弹打起来。因为不把洋人们赶走，或者把洋人们打服，他的儿子就别想登上帝国的龙位。而要和洋人们“和平解决”，就等于宣布他的梦想的破灭。尽管他已经成为北京义和团实际上的领袖，尽管他不断地在慈禧太后面前描绘义民的“法术”是如何的灵验，尽管他身先士卒地带领义和团和帝国的兵勇对洋人的各个目标猛攻猛打，但是，慈禧还是犹豫不决，这一点令他寝食不宁，坐卧难安。在最后的时刻，他必须要想出一个能够促使太后下决心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你不是还对洋人们还报有幻想吗？洋人们可要对你不客气了！


    帝国没有人不知道慈禧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最大的弱点：爱权力胜过爱一切。


    但是，载漪能够制造出假照会，可要是由他直接送给慈禧，恐怕会让慈禧看出来破绽。老佛爷精得很，对谁的话都不会轻信，满朝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荣禄。载漪和荣禄，从官场上讲，可以说是一对在慈禧面前争宠的死对头。载漪知道荣禄对他们载家兄弟压根儿就看不起，载家兄弟如今纷纷掌握军政大权的现实也是荣禄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会夺了他在太后面前的风光。但是，载漪作为帝国的一个官员，官场的奥妙还是懂一些的，他可以肯定地说，只要假照会到了荣禄手里，他就会当真地送给太后，一刻都不会耽误。


    载漪说对了。作为帝国最精明的官员，荣禄从那个罗粮道手里接过“洋人照会”的时候，他只扫了一眼就知道是假的，而且马上就明白是谁、为什么造的假，同时，他几乎是立即便决定了把这个玩意儿赶快送给太后。他头脑的运算程序是：第一，弄来这么一个关系到太后最切身利益的东西，是有大功的；而太后知道，罗嘉杰是自己的人，这东西等于是自己弄到的。把照会直接而迅速地送给太后，说明自己和太后一直同心同德，后果无论怎样，此举定能加强太后对自己的信任甚至是依靠。第二，如果真的把洋人打败了，载漪当上了太上皇，就凭自己的这个举动，也只能得势而不会吃亏。第三，如果洋人们将来占了上风，自己可以“反戈一击”，站出来揭发载漪的“造假罪行”，闹不好在洋人那里还有功可立，至少会在和洋人们过不去这一点上有一个开脱自己的办法。


    历史证明，后来荣禄执行了第三点，他“揭发”了载漪，成为没有被洋人们列入“惩办名单”的帝国最重要的官员之一。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当时的荣禄对一旦把这样的假货送到慈禧那里，对整个帝国的命运意味着什么，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以“难得糊涂”为座右铭的帝国官员从来没有在事关“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糊涂过：自身的命运永远重要于国家的命运。


    銮仪殿又一次聚集了帝国政府中的重臣。


    还是光绪皇帝先开的口。处于被软禁状态中的皇帝为目前帝国的危机所迫，似乎已经无所顾忌了，开口就以强硬的口吻让负责处理各国事务的总理衙门大臣徐用仪解释国家何以到了如此的地步。面对慈禧太后，徐用仪不知道该怎样回答皇帝的话才能两全。


    慈禧这时候表示：“皇上意在和，不欲与夷战，尔等可分别上言。”


    光绪余怒未尽，言：“我国至弱至此，兵不足战。用乱民以侥幸求胜，庸足恃乎？”


    载漪立即反驳说：“义民掳忠愤以卫国家，不因而用之，以雪国耻，乃目为乱民杀而诛之，人心失，将不可以为国。”


    光绪说：“乱民皆乌合耳，各国利兵，乱民岂能当之？奈何以民命为戏？”


    慈禧问户部尚书立山：“汝言如何？”


    立山回答：“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效。”


    载漪立即脸色十分难看，说：“用其心耳，奚问术乎？立山必与夷通，乃敢廷辩。请以立山退夷兵，夷必听。”


    立山也是满族贵族，向来对载漪的嚣张气焰憎恨不已，于是反唇相讥，说：“首言战者载漪也，漪当行。臣主和，又素不习夷事，不足任。”


    载漪受到顶撞和嘲讽，脸上挂不住了，索性大骂立山是帝国的汉奸。


    慈禧咳嗽了一声，殿堂里立即静了下来。她说刚才接到了洋人们的照会，一共有四条。慈禧逐条念了一遍，但是，第四条她没念。然后，她怒言：“今日衅开自彼，国亡救灾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祖列宗！一战而亡，强于等死！”（《中国历代战争史》卷十七，台湾“三军大学”编着，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32～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