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最后通牒。从送达的目标上看，各国军队宣布的交战对象已经不仅仅包括了大沽口炮台上的帝国守军，而且包括了帝国的一级政府——驻天津的直隶总督。


    帝国大沽炮台守军司令罗荣光，现年66岁，字耀庭，湖南干州厅（今吉首市）人。咸丰初年以武童投效曾国藩，参加帝国政府军与太平天国农民军的战斗，并以作战勇敢而屡屡得到升迁。他曾经是由美国人华尔率领的帝国“常胜军”中的军官，先升把总，赏蓝翎，再升守备，赏花翎。1864年在当时江苏巡抚李鸿章的率领下攻打太平军占领的常州，他“率先登城，手刃太平军将士数人，”因此升为副将。太平天国农民军起义平息后，他又参加了围剿捻军的战斗，依旧勇猛异常，升为记名提督，赏头品顶戴。1881年，受李鸿章之命，他在大沽创立水雷营，训练帝国海防官兵，因巩固帝国海防有功，升天津镇总兵。不久前，他又接到升迁的命令，被授予喀什葛尔提督。作为汉族军官，他正式被任命为地方武职的最高职位了，这几乎是帝国地方军职的顶峰了。但是，因为大沽的紧张形势，他还没有来得及去上任。


    据称，罗荣光生活简朴，“见有奢糜者，辄面斥之，”“位渐显，服食俭约若老兵然。”


    66岁的老兵虽身经百战，但若无1900年夏季津京一战，不但身世将平淡无奇，并且很可能还会因为他的戎马历史而得到一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的称号。此津京一战，对于帝国军队来讲实无可夸耀之处，甚至是一个奇耻，但因战败而自杀于战场的罗荣光由此却被史书称为民族英雄。


    帝国战败的历史成全了不少官员的“名节”。


    16日晚，一个闷热的夏夜。英国军舰“露西亚”号放下一条小舢板，朝大沽炮台方向划去。


    22时整，罗荣光接到通报：沙俄海军鱼雷舰长巴赫麦季耶夫中尉求见。


    这是一个傲慢的俄国年轻军官，以前没有和帝国军人交手的经历，因此他对他面前这个年纪已经衰老的帝国军官比他还傲慢的神情和口吻感到万分吃惊。他吃惊的原因是，现在，各国联军已经做好了一切攻击炮台的战斗准备：1600多名沙俄官兵悄悄进入了海河河口；300多名日本官兵已经未费一枪一弹而占领了塘沽火车站；250名法国官兵正向军粮城方向移动，截断了帝国陆军向大沽口炮台增援的通道；900多名英、日、德、法、意、俄联军，已经埋伏在了西北炮台的侧后，时刻等待冲击命令。另外，大沽口外的海面上，各国的32艘战舰已经全部完成战斗部署：10艘舰艇已进入内河，2艘贴北岸靠近塘沽火车站，准备收容侨民；2艘在内河中央停泊，负责保护海关和营救战斗伤亡人员；2艘靠近下游的清军水雷营负责监视北洋海军的行动；另外4艘部署在北炮台河流的拐弯处，任务是和已经埋伏好的水兵们一起南北夹攻进攻大沽炮台。另外22艘巨舰由于吃水问题不能进入内河，它们全部停泊在河口外，成梯次配置，准备以强大的舰炮火力压制帝国海岸炮台火力，掩护海军陆战队员的作战——这种部署，据“老兵”们说，是接受了1859年英法联军强攻大沽炮台惨遭挫折的教训，根据1860年联军抄后路袭击大沽炮台的有效经验而制定的，因此“绝对有胜利的把握”。而重要的是，至少从联军侦察的情报上看，中华帝国的军队似乎对即将发生的战斗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军事调动和火力准备。


    因此，俄国中尉通过翻译，把话说得一板一眼，他想尽量把联军的动意向这位老人表达得清清楚楚：


    “罗将军，你了解当前的局势吗？”


    “当然了解，你们的军舰开到了我们的家门口！”


    “我们希望您通知你们的总督大人，明天凌晨2时之前交出炮台，以便让给联军做屯兵之用。否则，会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我是朝廷命官，惟朝廷旨意从事。未接朝令，谁也休想夺我炮台！”


    “如果届时不交出炮台，联军将发动进攻。”


    “悉听尊便！”


    俄国中尉刚刚离去，部下通报：联军的军舰已经开进内河，而水雷营并没有按照命令在今日之前把水雷布完。


    罗荣光浑身一冷。他立即向各炮台官兵下达了准备迎战的命令。


    深夜，海河河口深深地陷在北方的黑暗之中。突然，一声炮响划破寂静。时间是1900年6月17日凌晨0时50分。


    关于这发炮弹来自何方，一直是中外史书争论的焦点。中方所持的观点是，联军在一种“对中国领土迫不及待的占有欲望”的促使下，首先开始了对中国炮台的攻击行动。西方史料所持的观点相反，说中方在最后通牒生效前70分钟首先开炮，证明“中国人是不守信用的”——西方人显然忽视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因为此刻双方对峙的地点不是一块主权尚未确定的“飞地”，或者是一块国与国之间的“中立地带”，而明明白白是中华帝国的领土和领海，联军们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是一群不折不扣的入侵者。入侵者不但规定了被入侵者交出土地的时间，而且还规定了被入侵者不许反击，如此古怪的逻辑不但令人匪夷所思，而且在世界战争史上也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