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端郡王载漪对外国人的仇恨是来自外国人强烈反对他的儿子当皇帝，那么，庄亲王载勛的举动就让人有点摸不清头绪了。载勛对外国人的仇恨比载漪更强烈。他的府邸不但是义和团“坎”字团的总部，他的家人，连同他自己，都成了义和团中的一员。自义和团的农民们进入北京城的时候起，这位亲王就变成了“举事”的农民们的头头。他骑着马，在农民们的簇拥下，乱闯于北京的大街小巷。京城的所有城门上都贴上了以他的名义发布的布告，内容是：“杀一男洋人，赏银五十，杀一女洋人，赏银四十，杀一洋婴，赏银二十。”（《景善日记》1900年5月26日。）载勛位于西皇城根太平仓的府邸门前，在数月的光景里，几乎成为大清帝国刑场的代名词。只要说是“杀洋人”或者“杀二毛子”，尽管往庄亲王府邸的大门前跑，准能看见人头落地的热闹。载勛还是带领义和团的农民抄那些“里通外国”的官员的家的首领，无论是多大的官，只要看见骑在马背上的庄亲王那张似笑非笑的脸，就知道家产算是完蛋了，弄不好还会被义和团们拉到庄王府门前砍了头。


    庄亲王载勛召集义和团的地点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三义庙。北京叫做三义庙的地方很多，至少有七处，这是因为民间供奉三国人物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的风俗很盛的缘故。和庄亲王家族最密切的是海淀万泉庄附近的三义庙。1900年的时候，这个地方流泉遍地，或注入荒池，或暗伏草径，春夏之交，晴云碧树，鸟语花香。这座庙是庄亲王出资修缮的，亲王的管家还在这里购置了数顷田地。庄亲王载勛就在这样的鸟语花香中召集义和团的农民们开会练拳，三义庙四处流淌的溪流映照出帝国蓬勃的造反景象。数月之后，巨大的庄亲王府邸被外国联军烧毁。洋人们没有忘记三义庙这座美丽的庙宇，它和庄亲王府一样成为了一片灰烬。


    在这个时刻，帝国所有的官员们都紧张起来，因为必须对拥进城来的义和团们迅速做出反应。政治经验告诉他们，这样的反应别说出现错误，就是反应得慢了，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帝国的大小官员们在家里紧闭大门和家人和同僚彻夜秉烛商谈，前因、后果、发展、结局，所有商谈和讨论的内容都不是国家将面临着什么和遭遇到什么，而是自己将面临着什么和遭遇到什么。慌乱的日子中，突然有传闻说，军机大臣刚毅请太后收集义和团为“团练”，让端郡王载漪统一指挥。据说“太后信之”。接着，太后“召见义和团大师兄曹福田”的消息传来。又据说太后“奖其英勇”。都是“据说”、“据说”，但是，帝国的官员们很快就亲眼得见了：两宫从西苑起驾回大内，2000义和团农民从瀛秀门到西华门沿路排列成护卫队伍，他们清理街道，大声呵斥围观者，俨然皇家卫队的模样。而太后脸上一片慈祥，她老人家“赏银两千两，慰劳有嘉。”无需再商谈和讨论什么了，什么都明明白白了：义和团万岁！


    于是，帝国的官员们毫不负责地将国家推向灾难。


    从帝国官员们千奇百怪的反应上，就可以看出在此风云变幻的时刻大清帝国的命运究竟掌握在一伙什么样的官员手中。


    有主张把驻华外国使节全部杀光了万事大吉的——知府曾廉、编修王龙文献“三策”，请求端郡王载漪转奏太后：“攻东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畴，中策也；若始战中和，与衔壁与（予）亲何异？”惟恐天下不乱的端郡王载漪看到此论不禁大喜：“此公论也！”（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0页。）


    有给杀光外国使节寻找理由的——编修萧荣爵：“夷狄无君父二千余年，天假手义民尽灭之，时不可失。”（同上）


    有直接歌颂义和团的——知府曾廉、御史刘嘉谟：“义民所至，秋毫无犯，宜诏令按户搜杀教民，以绝乱源。”（同上）


    有主张把过去办理洋务的人和与洋人有密切关系的人重新定罪的——郎中左绍佐：“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同上）


    有主张为过去的“教案”平反的——户部主事万秉鉴：“请议恤天津教案所杀十六人。”（同上）


    有想趁机洗刷罪名的——侍郎长麟因为站在光绪一边被慈禧罢免，现在急于立功：“请率义民前敌！”（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0页。）


    有信口胡说的——只要太后高兴，即使是最不可能的事，也能随便说出口，而将整个国家的命运和百姓的安危视为儿戏的——御史徐道焜：“洪钧老祖已命五龙把守大沽，夷船尽没。”御史徐嘉言：“已得关壮缪帛书，书曰夷当自灭。”（同上）


    帝国的官员们被一种惟恐落后的状态所笼罩以至于精神失控了，他们个个争先恐后地把街上的义和团们请到家里来当做上宾。吃、喝，称兄道弟，而且家家设立起义和团的“拳坛”——“王公邸第，百司廨署，义和团皆设坛，谓之保护。士大夫思避祸，或思媚载漪者，亦恒设坛于家，晨夕礼拜之。”（《中国历代战争史》卷十七，台湾“三军大学”编着，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