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摩尔率领的外国联军在帝国农民用年轻的生命和原始的器械的阻击下，没有再向帝国的都城前进半步。


    就在帝国的农民们拼死战斗的时候，慈禧，这个被冠以神灵之名——“老佛爷”——的女人，似乎依旧在“拿不定主意”的状态中心烦意乱。她一天之内先后派出许景澄等四位大臣到使馆区去交涉，试图阻止联军向北京增援，但是遭到了各国公使的严词拒绝。13日，慈禧终于下达了一个重要的指令：动用帝国的正规军队阻击西摩尔的联军：


    各国使馆先后到京之兵，已有千余名……倘再纷至沓来，后患何堪设想……迅将聂士成一军全数调回天津附近铁路地方扼要驻扎，实力禁阻……如有外兵闯入京畿，定惟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是问。（孙其海：《铁血百年祭》，黄河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76页。）


    但是，帝国的正规军接到“阻击外国联军”的命令的时候，同时也接到了“剿捕”正在与外国联军殊死战斗的义和团的命令。自西摩尔从天津出发以来的两天之内，老佛爷连续发出了八道谕旨，最后，把对义和团的称呼从“拳民”重新改称为“拳匪”，严厉命令对义和团“严行查拿”，“依法惩治”。


    位于前线的帝国正规军聂士成、罗荣光部，接到对外国联军“实力禁阻”和对义和团“实力剿捕”的两份圣旨，立即陷入了这样一个两难境地：如果对外国联军进行阻击，势必要与义和团并肩作战；如果要对义和团进行杀戮，势必要与外国联军并肩作战。而与任何一方“并肩作战”都是抗旨，于是，他们“踌躇至再，不敢贸然行事。”


    此时的中华帝国政府，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荒唐、最不可理喻的政府。偌大一个帝国的生死权力竟然掌握在这样的政府手中，真是千古奇闻。


    但是，刚刚连续发出“严厉剿捕”义和团上谕的慈禧，就在13日这一天，突然间又改变了态度——没有人能够弄明白慈禧太后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这个变化最直接明了的后果：北京城的所有城门骤然打开，准备“迎接义和团入城”。


    1900年6月13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是政治局势极其微妙的一天。


    当西摩尔的联军在廊坊车站受到义和团的阻击而不能前进时，稍微有点政治头脑和军事头脑的人不难看清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如果义和团被打败，外国联军将长驱直入北京城；如果联军被打败，后续的外国军队一定会等待大规模的增援。这也就是说，无论廊坊战斗的结局是什么，局势只能更加严重。而且，在慈禧看来，后者的结局可能更加不堪设想。那么，惟一的一线希望就是一不做二不休，先阻挡一下再说。阻挡外国联军的行动，不能不解决给义和团在政治上“定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任何含糊的余地了。


    根据多种史料的记载，早就聚集在北京城城外的义和团，是由刚毅带领来的。慈禧在原来的上谕中态度是严格的：不准义和团到北京城里来“捣乱”。她十分明白乡下的农民们如果大规模进城，帝国的都城将会是什么样子。义和团的农民们是要杀洋人的，北京城里的洋人几乎都是外交人员，如果真的动了手，势必造成国际关系的大混乱。


    义和团们刚一到达北京各个城门外，九门提督就立即命令关上城门。北京城里一时人人心慌意乱，城门上的士兵严阵以待，而城外的农民把城门砸得震天响。


    突然，有个差官急马送来辅国公载澜的令箭，责令九门提督“立即开门”。


    载澜，端郡王载漪的弟弟。


    守城官兵不敢违抗。


    帝国沉重的都城城门吱呀呀地打开了。


    “拳众乃一拥而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306页。）


    从此，义和团农民们的队伍“日夜不绝”地拥入帝国的都城。“入者多至十万余人。”（同上0


    从来没有真正起到抵御敌人作用的帝国的城门，自然没有理由阻挡本族人的进入。这些大门的存在仅仅是一种象徵，如同中国百姓在大门上贴上一幅驱鬼的木版画一样。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城里城外，可以说都是农民，城里的城门从来没有阻挡和割断过城市与乡村的联繫。即使在城市里生活了几代的人，也始终保持着与乡村家乡的密切来往，直到乡村家族被战争、灾荒和其他不测事件所灭绝为止。关于城市的概念，中国与西方有着根本的差别。西方的城市是军事意义上的堡垒；而在中国，所谓的城市仅仅是无数个农民后裔组成的一个巨大的生活村落而已。


    因此，义和团农民们进入北京，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来“串门”的。所不同的是，他们手里拿的不是当做见面礼物的乡村土产，而是刀枪棍棒。


    得到了帝国政府支持的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后感觉十分美妙，他们到处张贴“揭帖”，其内容是经过义和团里面的“知识分子”润色过的，丰富、生动而有趣：


    义和团，神助团，灭绝洋教安中原。


    天主教，妄信天，不信佛神忘祖先。


    无夫妇，忘耻廉，妻女常伴主教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