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道上谕发布的时间是形成它的内容的关键。此时，那个试图变法强国——改变祖宗的规矩，恢复自己的帝权——的光绪皇帝的皇位由于洋人们的反对甚至威胁，没有按照慈禧的心愿予以废除，事情仅仅进展到立了一个小孩子当王储就进行不下去了。而在慈禧的周围，以这个小孩子的父亲端郡王为代表的排外势力已经形成规模。


    1900年1月23日，鑑于许多外国传教士被义和团的农民们捕杀，京城内的各国公使终于开始聚集在一起讨论十分紧急的局势了。这天是各国公使们召开研究局势的第一次会议的日子，参加会议的有美、英、法、德四国公使。会议最后决定，向清政府发出一个联合照会，要求清政府“发一道上谕，宣布镇压两个反对外国人的秘密结社”。公使们所说的“两个秘密结社”是指义和团和大刀会——实际上，在山东与河北的交界处，这两个“秘密结社”早就团结在一起，以义和团的名义公开活动了。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面对洋人们的照会，距离那个“不管会不会，教不教”的上谕发表不到两个星期，帝国政府又发布了这样一道上谕：各地严厉查禁义和拳。——显然这个上谕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发出的，是给洋人们看的一种姿态。


    可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落实这条上谕的速度很快，7000洋枪洋炮的官兵立即出动，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义和团的行动。袁世凯本来就是一个主张对义和团骚动採取坚决镇压的官员。对于朝廷的上谕，他有他的“抗辩”：义和团“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保护身家。焚毁掳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他认为，什么“保护身家”和“仇恨洋教”，统统是幌子，义和团的农民们纯粹就是要造反：“不管是团是会，私团官练，断不可行，如此下去，必酿巨祸。”袁世凯作为帝国的军人在对造反农民这个问题上竟比帝国的朝廷有着较为清醒的政治判断。现在，既然朝廷有“严厉查禁义和拳”这样的上谕，他就毫不迟疑地立即动手了。


    农民的“法术”根本不是帝国正规军洋枪洋炮的对手，没过一个月，袁世凯就把山东境内的造反农民肃清了。在袁世凯的部下中，有在帝国消亡之后依旧“风光”过的着名人物，如张勋和曹锟，尤其是在民国时期企图“复辟”的“辫子军”统帅张勋，有一天之内杀掉“拳匪”500人而受到袁世凯重赏的记录。不是朝廷反覆强调，义和团有“良莠之分”么？袁世凯便宣布，他杀的是那些“伪义和团”，而不是“真义和团”。因为他知道，无论是谁，也没有办法甄别一个飢饿绝望的农民的“举事”动机到底是“伪”还是“真”。


    袁世凯，这个帝国的省级官员，竟然在这个非常时期，在这个非常问题上，如此与朝廷的意思相违背，至今仍然是个没有明确答案的历史疑团。惟一值得深思的是：袁世凯肯定受到或者得到了帝国南方各省高级官僚们对义和团运动态度的影响和支持。受到现代商业和现代思想影响的帝国南方官员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团体，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他们在1901年的观点和动作，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有趣的现象之一。


    但是，袁世凯仅仅是肃清了他地面上的义和团，而那些农民们在他的驱赶下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装做不知道——他等于是把义和团的农民们赶出了他所负责的山东省的地盘。义和团的农民们从山东进入了直隶，山东、河北的义和团聚集到了一起，于是造反的规模和力量更大了——老佛爷捨不得“剿”的义和团不但依旧存在，而洋人们总拿山东的“治安”问题向老佛爷发难的危机又被袁大人解决了，袁世凯两面都可以自圆其说。至于把义和团赶到了直隶，而直隶是包括天津与北京在内的省份，帝国北方国防的门户和帝国皇家的都城也许会受到更直接的威胁，这一点袁大人可就管不着了——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能够在帝国灭亡之后直到民国时期依旧高官照做骏马照骑的袁世凯。


    直隶总督裕禄，满族贵族，是一个典型的软弱平庸的大员。他原来也和袁世凯一样，对义和团持坚决的镇压态度。他命令驻守天津附近的军官聂士成动手，追杀了不少“拳匪”。但是，他的政治经验比起袁世凯实在是差得太远，他最后的结局是几个月后在一个骯脏的马圈里用手枪自杀了。他是旗人，自认为他对帝国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比袁世凯这个汉人揣摩得要更加透彻，他敏锐强烈地感觉到了慈禧太后有支持义和团的意向，于是，他立即决定採取的策略是：不是不管，也不能真管；不是不剿，也不能真剿。拿他的话讲就是“剿抚并用”。后来的中国还常常可以听到类似的一个名词：不作为。但是，作为一名防务大员，这种“策略”实际上就是纵容，而且纵容到了直隶总督衙门居然成了义和团大师兄张德成、曹福田的“天下第一坛”，3万之众的义和团员整天在衙门里演练刀枪不入的程式。为了试探慈禧的意思，裕禄拨了20万两银子给义和团当“军费”，邀请义和团进入天津。结果，慈禧在他的后面又“追加10万两”。他立刻觉得自己押宝押对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荒诞地封义和团的大师兄为一品衔，坐一品官的绿呢轿子，再把衙门的军需仓库打开，任义和团的农民们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