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的来京，引起了慈禧的“后党”们的极大警惕，他们不知道皇上又要干出什么事情来。因此，荣禄在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名义宴请伊藤博文的宴会上，他惶惶不安，“神色惨沮”，“未遑终席，借事辞去”。荣禄离开宴会就去给慈禧写了秘密奏摺，提醒慈禧要格外警惕这个日本人，并建议慈禧在这个准备参与帝国政事的日本人见到皇帝之前採取必要的“行动”。


    史书记载道：慈禧藉口发难，实由伊藤来华。


    洋人们在戊戌变法期间的举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无论洋人们怎样在举子上街的时候聚集在东交民巷兴奋地看热闹，无论洋人们怎样暗中鼓动帝国的知识阶层起来造反，但是有一条洋人们心里清清楚楚，那就是这个帝国无论怎样变化都要有利于他们的根本利益。帝国主义们并没有武装占领这个帝国的想法，因为几乎所有盯着中华帝国的列强都知道，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不是非洲和美洲，占领和统治东方这样一个古老的帝国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帝国主义们需要的是这个帝国能够方便他们的势力扩张，以便于他们更加顺利地开拓东方的巨大市场。为此，建议设立制度局的帝国知识分子需要帮助。


    伊藤博文到达北京后，光绪皇帝的案头上堆满了康有为们以各种名义写来的奏摺，他们力促皇帝将这个日本人留在北京当“顾问”，建议皇帝要“优以礼貌，厚其饩廪”。


    其实，无论是康有为和光绪还是慈禧，都把事情看得严重了。伊藤博文没有帮助光绪推翻慈禧统治之意，也没有协助康有为们变革之意，他来华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搞清中国与日本和中国与俄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中日战争之后，中华帝国对俄国亲密起来的倾向是对日本的极大威胁。而伊藤博文之所以对中华帝国的维新派感兴趣，是因为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帝国知识分子们对日本有一种明显的崇拜和亲和倾向。


    9月16日，光绪皇帝召见了袁世凯。天未亮，袁世凯就身着礼服在颐和园门外等候了。天亮起来时，他被太监引进了颐和园玉澜堂。光绪对袁世凯十分亲切，详细询问了有关军事上的问题，然后让他好好训练军队。甚至在袁世凯表示为了迎接皇帝和太后的阅兵他要立即回天津准备的时候，皇帝还劝他在北京多玩几天。召见没有说什么实质性的话。但是，袁世凯刚刚回到住所，圣旨就传来了。这个圣旨让袁世凯热泪盈眶，他被任命为候补侍郎，官二品——这绝对是破格提拔。因为，按照帝国的成例，京官比外官高一品，外官内调为京官都需降一级。此时袁世凯是正三品，内调应变更为四品，即使是最得宠的外官也只能是原级不变。袁世凯居然一下子升为二品侍郎就等于是连升两级了。


    袁世凯立刻给康有为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有“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这样的话。为此，他以后顺理成章地被捲入了帝国知识分子变革旋涡中。


    袁世凯受到召见的时候，那个名叫毕永年的刺客正和他的好友谭嗣同聊天。谭嗣同说：我以为围颐和园之事不能做，但是康先生执意要做，而且给皇上写了奏摺，我也没办法，只有拼一死了。有你在我身边太好了，但不知道康先生怎么使用你？


    到了晚上，当康有为得知皇上任命了袁世凯为二品候补侍郎时，他正和梁啓超一起吃晚饭。康有为站起来拍案叫绝：“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也！”


    康有为回去就对毕永年说：我想让你到袁世凯那里当个参谋，监督袁世凯的行动。毕永年认为他一个人监督不了袁世凯。康有为说：要不，在袁世凯围颐和园时，你率领百人，奉诏把慈禧太后杀了。


    袁世凯官升二品，按规矩必须到慈禧处谢恩。袁世凯和所有的官员一样在慈禧面前浑身发抖。慈禧这样对他说：“好好练兵是对的。皇上最近做的事，好像太急了点，我觉得有别的意思。下去吧，以后皇上再召见你，你到我这里知会一声。”


    紧接着，袁世凯到皇帝处谢恩。光绪皇帝的话令连升两级“惭愧万分”的他头皮一炸。皇帝说：“你练兵、办学堂都甚好。以后可以和荣禄各办各的事。”


    袁世凯有点慌了，他现在才觉得自己的处境似乎很危险。他想把皇帝的任命辞了，但是又不敢。想了很久，他给远在南方的张之洞发了一封电报，意思是，他要向皇上保举张之洞，让张之洞来北京“主持新政”。袁世凯本是想通过这封电报试探一下老练的张之洞的反应，同时，如果张之洞真的来京，一旦有什么变故，也可有一个依靠。谁知道，张之洞的回电立刻到了，而且就短短几行字：“我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千万！千万！”张之洞的回电清楚地表明袁世凯已经掉进一个万分危险的政治陷阱里了。


    1898年9月18日，是帝国历史上的一个月黑风高的日子。18日上午，光绪皇帝接到候选郎中陈时政的奏摺，建议皇帝接见伊藤博文：“顷闻伊藤罢相来游中土，已至京师，将蒙召见。如果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师，着其参与新政，自于时局更多裨益。”（陈时政：《条陈时务便宜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立即批覆同意召见，时间定在20日。